毛澤東書信裡的詩人情懷 

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獨領風騷的偉大詩人。郭沫若稱他是“經綸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毛澤東酷愛詩詞，用詩詞言志抒情，但詩詞又是“余事”，只是一種閑暇愛好。毛澤東沒有專門寫過談詩論詞的著述，他的創作體會和詩學見解，散見於各類談話、題詞、書信，甚至是珍聞軼事之中。

毛澤東書信的內容極其豐富，不少書信涉及詩詞話題，有的是專門討論，有的是隻言片語。這些書信以詩為紐帶，以詩為載體，留下了無數令人感動、感佩的佳話，反映了毛澤東與文化名流、黨外人士、親朋故舊、師友學兄之間的詩詞唱和、心靈對話和情感交流。品讀這些書信，可以領略到毛澤東豁達的襟懷胸抱、豐富的創作體驗、睿智的鑒賞眼光和深邃的詩學見解。

一、收到詩作：大作誦悉，勝感盛意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披露了《七律·長征》，1938年2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毛澤東擅長寫詩也蜚聲海內外。各界人士與毛澤東的通信往來除談論時政、聯絡感情之外，談論詩詞的內容也漸漸多了起來。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澤東時，會把自己或他人的詩作寄贈給毛澤東，與他切磋，供他鑒賞，請他斧正。

收到友人詩作，毛澤東總是滿心歡喜。1937年6月25日，毛澤東致信何香凝:“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謝。”《雙清詞草》是廖仲愷的詩詞集。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信黃齊生:“新詞拜讀，勝感盛意!”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致信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黃念田:“惠書並承贈黃季剛先生所為詞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黃季剛為黃念田之父，是音韻訓詁學家和文學家。1950年底，愛國民主人士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著喜悅的心情多次給毛澤東寫信，並寄去詩作《積雪西陲》《西藏解放歌》。1951年7月30日毛澤東復信寫道:“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書，並附大作及書一函，均收到了，謹謝厚意。積雪西陲一詩甚好。”1952年5月25日，毛澤東致信愛國民主人士葉恭綽:“數月前寄讀惠書，並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極感謝。”1964年3月18日，毛澤東致信山東大學教授高亨:“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致信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詩詞兩首，拜讀欣然，不勝感謝。”

毛澤東收到詩作，也會加以贊賞，予以鼓勵。1939年6月17日，毛澤東致信作家蕭三:“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都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1941年1月29日，毛澤東又致信蕭三:“詩讀過了，很有意思。報紙既不登，就在街頭發表好了。”當時，在蕭三等人倡導組織下，在延安廣泛開展了街頭詩運動。詩人們把自己的詩篇貼在或書寫在土牆上、石頭上、樹干上，便於群眾閱讀，毛澤東對此持熱情支持的態度。1947年11月18日，毛澤東致信中共七大候補代表吳創國:“你的詩也寫得好，我就喜歡看這樣的詩。”1964年3月18日，毛澤東致信數學家華羅庚:“詩和信已經收讀，壯志凌雲，可喜可賀。”但是，當收到的作品對他本人進行贊美時，毛澤東的態度則有所不同。抗日愛國將領、詩人續范亭曾寫過一首《贈毛主席》，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信續范亭，叮囑他不要公開發表:“我把你的漫談當作修省錄，但不同意你的夸贊，因為夸得過高過實了。因此我也不把這漫談退還你，目的是使你不能發表，我覺得發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務請不要發表。”

給毛澤東寄贈詩作最多的，還是柳亞子、周世釗等詩友。1945年10月4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詩及大示誦悉，深感勤勤懇懇誨人不倦之意。”1946年1月28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先生的詞及孫女士(譚平山夫人孫蓀荃——引者)的和詞，均拜受了。”1949年5月21日毛澤東又致信柳亞子:“各信並大作均收敬悉，甚謝!惠我瓊瑤，豈有討厭之理。”毛澤東還對柳亞子的詩才表達仰慕之情，如他在1945年10月4日的復信中寫道:“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可惜我隻能讀，不能做。但是萬千讀者中多我一個讀者，也不算辱沒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周世釗是毛澤東的同窗摯友，詩詞交往甚多。1955年10月4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讀大作各首甚有興趣。”1955年11月24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你的大作及附件都已讀悉，極為感謝!”1956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信及詩收讀，甚快。”1963年3月24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去年及今年惠寄數函並附詩詞，都已收到，極為高興。”

毛澤東對於收到的詩作，偶爾也會顯示出不屑之情。1945年11月14日，吳祖光在《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譚》欄目發表《沁園春·雪》，可謂“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國民黨組織一批御用文人依韻填詞、撰文大肆進行“圍剿”;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也紛紛予以反擊，或唱和毛澤東詠雪詞，或抨擊反動文人的無恥讕言。共產黨駐重慶代表王若飛特意將報載作品和文章收集起來，1945年12月寄給毛澤東。毛澤東閱后，12月29日致信黃齊生:“若飛寄來報載諸件付上一閱，閱后乞予退還。其中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

二、贈答唱和：錄呈審正，以答雅意

毛澤東的不少詩詞作品首先是在友人之間傳播，又主要是通過書信流傳的。革命戰爭時期，環境艱苦，時局動蕩，再加上時隔久遠，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寫給親朋好友的很多書信都已經散失。正因為如此，幸存下來的留有毛澤東詩稿的書信彌足珍貴。

1915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第八班時的同學和摯友易昌陶不幸病逝。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信》中寫道:“讀君詩，調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學易昌陶君病死，君工書善文，與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詩，乞為斧正。”接下來，便是《五古·挽易昌陶》的詩文。關於湘生情況，至今不詳，無從查考，所幸的是這封書信留存下來，使后人得以體悟《五古·挽易昌陶》的綿綿悲情。

毛澤東在收到友人詩詞作品時，時常心生某種壓力。1937年6月25日他在給何香凝的復信中寫道:“沒有什麼奉答先生，惟有多做點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1944年11月21日，他致信柳亞子:“‘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飲茶’，這是你幾年前為我寫的詩，我卻至今做不出半句來回答你。”1946年1月28日致柳亞子信中寫道:“未能奉復，甚以為歉。”

1955年10月4日，致信周世釗說:“惠書早已收讀，遲復為歉。”收到詩作難以及時唱和的歉疚既是壓力，也是動力，這成為毛澤東進行詩詞贈答唱和的一個重要誘因。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多番向毛澤東索要詩作，1945年10月7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於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

1955年10月4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讀大作各首甚有興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毛澤東隨信抄贈了《七律·和周世釗同志》，這是對周世釗《七律·從毛主席登岳麓山至雲麓宮》一詩的應答。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致信黃炎培:“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詞，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毛澤東在信中說的“去年”應為前年，即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信中說的“今年”，即1956年填的《水調歌頭·長江》。1950年9月下旬，周世釗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路過許昌時，作《過許昌》一詩:“野史聞曹操，秋風過許昌。荒城臨曠野，斷碣臥斜陽，連畦豆葉長。人民新世紀，誰識鄴中王!”1956年12月5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時常記得秋風過許昌之句，無以為答。今年游長江，填了一首水調歌頭，錄陳審正。”

李淑一和楊開慧曾經是長沙福湘女子中學的同學，而柳直荀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摯交和戰友。1924年10月，由毛澤東和楊開慧介紹，柳直荀和李淑一結婚。1932年9月，柳直荀在湖北監利因肅反運動被錯殺。1957年1月《詩刊》雜志發表毛澤東18首詩詞，時任長沙第十中學語文老師的李淑一發現其中沒有當年楊開慧給她看過的《虞美人·枕上》，如今隻記得詞的頭兩句了。1957年2月7日，李淑一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抄寄全詞，還隨信抄錄了1933年她得知柳直荀犧牲時和淚填寫的《菩薩蠻·驚夢》。接到李淑一的信件，毛澤東百感交集。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回復李淑一:“大作讀畢，感慨系之。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吧。有《游仙》一首為贈。這種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游仙詩。但詞裡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便是《蝶戀花·游仙》，即后來的《蝶戀花·答李淑一》。當時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生張明霞正在十中實習，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動，於5月28日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將該詞在她們自辦的油印刊物《鷹之歌》上刊發。1957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張明霞:“《蝶戀花》一詞，可以在你們的刊物上發表。‘游仙’改‘贈李淑一’。”因為當時張明霞等幾個青年學生被打成右派，《鷹之歌》被迫停刊，於是該詞改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師范學院院刊《湖南師院》刊登。

除了新作，毛澤東有時也以詩詞墨跡相贈。1959年9月人民大會堂落成，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的同志布置寧夏廳時，希望把《清平樂·六盤山》刻在寧夏特有的賀蘭石上，再配一幅毛澤東長征翻越六盤山的畫，他們求助於董必武。1961年9月8日，毛澤東手書了《清平樂·六盤山》，並致信董必武:“遵囑寫了六盤山一詞，如以為可用，請轉付寧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寫。”不久，刻有《清平樂·六盤山》手跡的賀蘭石屏挂在了人民大會堂寧夏廳。

三、詩詞創作：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1962年1月15日，《人民文學》編輯部致信毛澤東:“最近我們輾轉搜尋，找到了您的幾首詩詞。正因為是輾轉搜尋到的，所以不知有無訛誤，也不知您是否願意將其發表，或者是不是還需要修改，因此抄寄一份給您，請您指示，並請注上題目和寫作年月。”4月27日，毛澤東給編輯部回信:“這六首詞，年深日久，通忘記了。《人民文學》編輯部搜集起來，要求發表，因以付之。回憶了一下，這些詞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採不佳，卻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作為史料，是可以的。”“在馬背上哼成的”，道出了毛澤東寫詩的真實情形。毛澤東的詩詞創作有三個高峰期，分別是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長征時期、19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前二者屬於戰爭年代。他把詩情融入戰爭，使戰爭充滿詩意。

1959年9月7日，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寫道:“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這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真切感受，讀者很難體悟得到。寫詩要有詩興，這是詩詞創作的基本規律。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在給岸英、岸青的信中說:“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延安時期，毛澤東把很多精力投注於理論著述，沉浸於理性思維，寫詩的興致減弱了不少。這就合理解釋了為什麼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詩詞作品數量不多這一現象。

濃厚的詩興會產生強烈的創作熱情。而“奉命”寫詩則有所不同。1965年6月29日，毛澤東會見由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率領的坦桑尼亞婦女代表團，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鄧穎超陪同。會見結束后，鄧穎超問毛澤東是否有新的詩詞，說很久沒有讀到主席的新作了。9月25日，毛澤東致信鄧穎超:“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后，沒有辦法，隻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信中所提的兩首作品，指《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這兩首詞不是臨時寫的，只是花時間進行了修改，但毛澤東使用“壓迫”一詞，卻也或多或少流露出詩詞創作的某種艱辛。

毛澤東寫詩填詞，除了詩興使然，當然也出於某種現實需要和理性思考。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寫了一首《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寄送給毛澤東修改。郭沫若對唐僧“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頗為不滿，提出“千刀當剮唐僧肉”。毛澤東認為唐僧不屬於敵我矛盾，可以通過教育轉化，而白骨精害人成性，必須堅決予以打擊。11月17日，毛澤東依郭詩題材和內容寫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強調“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1962年1月6日，郭沫若看了毛澤東的和詩之后，深受啟發，當即再次唱和，作《再贊〈三打白骨精〉》，表明“僧受折磨知悔恨”，進而轉變了對唐僧的態度。看到郭沫若的新詩后，毛澤東於1月12日給康生寫了一封信，寫道:“請轉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採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四、詩詞發表：是否發表，並無定規

1957年1月，《詩刊》創刊號首次發表毛澤東18首詩詞，還刊登了毛澤東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件，信中寫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毛澤東擔心古詩詞格律的苛刻要求束縛年輕人的個性和思想，不提倡年輕人都學寫古詩。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發表詩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派代表共同祭拜黃帝陵。毛澤東親筆撰寫了《四言詩·祭黃帝陵》。祭文痛陳“強鄰滅德”“琉台不守”的民族危亡，表明共產黨人“萬裡崎嶇，為國效命”，北上抗日，表達“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的堅強決心，堪稱是中華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師表”。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致信《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祁為發布!”毛澤東主動要求在該報上發表這篇祭文，目的在於借此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以鞏固聯合抗日的根基。最終，人們還是在4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讀到這篇《四言詩·祭黃帝陵》。

1953年春夏間，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調研發現血吸虫病在南方農村流行甚廣，9月16日他致信毛澤東反映這一情況。9月27日，毛澤東致信沈鈞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一場聲勢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運動就此拉開帷幕。1958年，江西省余江縣在全國率先消滅血吸虫病，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通訊《第一面紅旗———記江西省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虫病的經過》。7月1日，毛澤東“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濃情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澤東意猶未盡，又提筆致信胡喬木:“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虫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虫是一場惡戰。”毛澤東急於發表這兩首詩，無非是為了給消滅血吸虫戰鼓勁助威，只是因為毛澤東反復修改，遲至10月3日才在《人民日報》發表。

當然，也有例外情況。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蔣介石急令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對紅軍進行最后追堵。10月21日，彭德懷指揮作戰，一舉擊潰馬家騎兵。捷報傳來，毛澤東欣然賦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盛贊“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47年轉戰陝北時，彭德懷指揮米脂縣沙家店戰役告捷，毛澤東將這首詩重新題寫給彭德懷。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戰友報》第一次發表了這首詩，但在說明中誤注該詩出自毛澤東在臘子口戰斗后發給彭德懷的一份電報。1957年2月6日，由浙江省文聯主辦的《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致信毛澤東，請求發表《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信中仍寫道:“據說，這是您慶賀彭副司令率兵強攻臘子口時寫的一份電報，當時對部隊鼓舞很大。”2月15日，毛澤東回信說:“記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臘)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編輯部隻好作罷。有人據此推斷毛澤東改變了對彭德懷的態度，這純屬主觀臆斷，因為事情發生在廬山會議之前。事隔20多年，加之來信把寫詩的地點、背景弄錯了，毛澤東可能一時沒回憶起來，於是不同意發表，不能過度揣測。

五、詩詞注釋：注家蜂起，詩無達詁

“詩無達詁”，是文學讀解活動的一個重要原則。周世釗曾打算撰寫毛澤東詩詞的評論文章，致函毛澤東專門請教對《毛主席詩詞》中一些作品的理解。1964年1月31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拙作解釋，不盡相同，兄可以意為之，俟見面時詳說可也。”盡管毛澤東不願意出注釋本，但各種各樣的毛澤東詩詞注釋本不計其數。周世釗曾致信毛澤東，詢問哪些注釋本較好。1968年9月29日，毛澤東回信說:“拙作詩詞，無甚意義，不必置理。”他的這種回答，也許是對各種注釋與自己本意相去甚遠所表達的一種無可奈何。1973年7月，接見楊振寧博士時，談到對自己的詩“有些解釋不對頭”，毛澤東感慨地說:“百把年以后，對我們的這些詩都不懂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注釋，也並非全不在意。1958年12月21日，在《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上，毛澤東寫道:“我的幾首歪詞，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1963年《毛主席詩詞》(37首)出版后，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1964年1月，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請求，就其中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一共有32條，達1900多字。這是毛澤東解釋自己詩詞條目最多、最詳盡的一次，足見他內心還是希望人們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閱讀他極為珍視的詩詞作品的。

毛澤東詩詞畢竟是古典詩詞，詩貴含蓄，語言簡練，涉及諸多歷史典故、文史知識，又側重表達個人情感和生活體驗，讀者難免不解或者產生誤解。黃炎培曾對《水調歌頭·游泳》中“極目楚天舒”一句產生異議。1957年2月11日，毛澤東在給他的信中作了解釋:“游長江二小時飄三十多裡才達彼岸，可見水流之急。都是仰游側游，故用‘極目楚天舒’為宜。”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給李淑一的信中寫道:“已指出‘巫峽’，讀者已知所指何處，似不必再出現‘三峽’字面。”毛澤東的解釋是針對《水調歌頭·游泳》“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這一句的。

1958年7月1日，毛澤東寫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當天，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果不其然，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時的同學蔣竹如對“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的科學性提出質疑。10月25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專門對此作了解釋，還順帶說明了牛郎的典故:“地球直徑約一萬二千五百公裡，以圓周率三點一四一六乘之，得約四萬公裡，即八萬華裡。這是地球的自轉(即一天時間)裡程。……巡天，即謂我們這個太陽系(地球在內)每日每時都在銀河系裡穿來穿去。銀河一河也，河則無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類只是‘巡’在一條河中，‘看’則可以無數。牛郎晉人，血吸虫病，蠱病，俗名鼓脹病。周秦漢累見書傳，牛郎自然關心他的鄉人，要問瘟神情況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記錯了?)，屬銀河系。”蔣竹如得知后，為毛澤東非凡的詩詞想象藝術深深折服。

1959年7月1日，毛澤東寫了《七律·登廬山》。廬山會議結束前，廬山療養院護士鐘學坤請求毛澤東手書這首詩留念。毛澤東對她的醫護工作非常滿意，當即提筆寫了一幅送給她。9月下旬，錢學坤寫信問候毛澤東，同時請教“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中“九派”和“三吳”的含義。12月29日，毛澤東復信，寫道:“九派，湘、鄂、贛三省的九條大河。究竟哪九條，其說不一，不必深究。三吳，古稱蘇州為東吳，常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對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來信詢問的問題，毛澤東鄭重其事地予以答復，充分說明毛澤東對作品解釋的嚴謹和對人民的尊重。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是1962年《人民文學》5月號發表的《詞六首》之一，發表時毛澤東作了較大修改，比如將原詩最后一句“教他片甲都不還”改成“不周山下紅旗亂”。考慮到這句話涉及神化典故，一般讀者不好理解，1962年5月3日，毛澤東致信秘書林克:“《共工氏頭觸不周山》的故事，請著人查出，抄錄，交我，為盼!”根據林克提供的資料，毛澤東引用《淮南子·天文訓》《國語·周語》《史記》中的素材，加上自己的解說，為這個故事寫了四百來字的注。這是毛澤東為自己詩句作注最為詳盡的一次。

六、詩詞修改:加以筆削，賜教為盼

好詩是寫出來的，也是改出來的。杜甫《解悶十二首》詩雲:“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清代詩人袁枚《遣興》也有“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這樣的詩句。詩友們有時會請毛澤東幫自己斧正詩詞，而他也樂於從命。1964年10至11月，陳毅率中國代表團出訪亞非六國。其間，他寫了十幾首詩記述此次出訪。1965年春，陳毅選出其中部分作品，冠以《六國之行》，呈送給毛澤東修改。毛澤東修改了第一首，並擬題目《西行》。7月21日，毛澤東致信陳毅，寫道:“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礡。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於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

毛澤東還多次修改胡喬木的作品。1965年元旦，《人民日報》登載了胡喬木的《詞十六首》。此前，毛澤東對其逐一提出了修改意見。比如，《水調歌頭·國慶夜記事》結尾原為“萬裡千斤擔，隻用一愁眉”，毛澤東改成“萬裡風雲會，隻用一戎衣”;《沁園春·杭州感事》結尾原為“天共我，吼風奇劍，掃汝生光”，毛澤東改成“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很顯然，經過毛澤東的潤色，原作的詩意境界大為提升。為了發表這些作品，毛澤東親自給《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寫信:“請在新年(一月一日)發表為盼。”他又給《人民文學》主編劉白羽寫信:“此件已送人民日報於一月一日發表，你們可以轉載。”

此后，胡喬木接連寫了27首詞，又請毛澤東修改。修改完畢后，毛澤東於1965年9月5日致信胡喬木:“這些詞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贊成你改的這一本，我隻略為改了幾個字，不知妥當否，請你自己酌定。”盡管毛澤東只是改動了個別字詞，如，他把《念奴嬌·重讀雷鋒日記》(其四)中“細觀摩滿紙珠光寶氣”，改成“細觀摩滿紙雲蒸霞蔚”，即便這種細微的修改，也使原詞平添不少光彩。胡喬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了一遍，又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斧正，於1965年9月15日致信胡喬木:“刪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個別字句上作了一點改動，請酌定。如不妥，即照原樣。唯‘南針仰’一句須改。”“南針仰”，指胡喬木詞中“干戈掌，南針仰”一句。毛澤東將其改為“干戈掌，方針仰”，並在一旁加注說:“不使人誤以為仰我南針，故改。”毛澤東如此不厭其煩地幫助胡喬木修改詩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為詩友們修改作品用力之深。

毛澤東的詩詞成就舉世公認，但他始終低調。1957年1月12日，他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說自己的作品“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1959年9月7日，他致胡喬木的信中說，《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兩首詩“主題雖好，詩意無多，隻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派浮黃鶴’之類”。1965年7月26日，他在給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的信中，稱“我的那些蹩腳詩詞”。

而毛澤東對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反復推敲，一絲不苟，從作品標題、個別措辭、整個詩句，到篇章結構，乃至標點符號，他都一改再改。這才使得毛澤東詩詞用詞精准、對仗工整、韻味十足，成為千古絕唱。

《詩刊》雜志創刊前，徐遲等人搜集了毛澤東八首詩詞，編委會特意致信毛澤東:“因為它們沒有公開發表過，群眾相互抄誦，以致文句上頗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議我們:要讓這些詩流傳，莫如請求作者允許，發表一個定稿。”毛澤東對其逐一校正，還提供了十首作品，1957年1月12日回信說:“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毛澤東修改詩詞，不僅自己字斟句酌，而且虛懷若谷，集思廣益。毛澤東的威望很高，但他與人交往總是態度謙和，僅從他寫信的稱謂便可知一二。他對黨內同事和不太熟悉的人，一般以“同志”稱呼，而對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卻十分敬重，稱謂上也很親密，如他稱何香凝為“香凝先生”，稱柳亞子為“亞子先生吾兄道席”或“亞子先生”，稱教育家黃齊生為“黃老先生道席”，稱黃炎培為“任之先生”，稱同窗好友周世釗為“惇元兄”或“東園兄”。毛澤東比新聞界名人范長江年長16歲，在信中卻謙稱自己為“弟”。

1958年7月1日，毛澤東寫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當即給胡喬木寫信說:“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澤東先后寫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8月底，毛澤東收到《詩刊》主編臧克家、副主編徐遲索要詩作發表的信。9月1日，他想到不久前寫的那兩首詩，便寫了一封回信，說:“近日寫了兩首七律，錄上呈政。如以為可，可上詩刊。”信是派人送到編輯部的。沒幾天，毛澤東感覺兩首詩需要修改，又派人取了回來。9月7日，毛澤東致信胡喬木:“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郭沫若於9日、10日致信胡喬木，反饋自己的意見建議。9月13日，毛澤東再次寫信給胡喬木，說:“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這兩首詩最終發表在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中。

1962年，毛澤東的《詞六首》在《人民文學》發表之前，毛澤東將其寄給臧克家等人征求意見，臧克家提出了幾處修改意見。1962年4月24日，毛澤東致信臧克家:“你細心給我修改的幾處，改得好，我完全同意。還有什麼可改之處沒有，請費心斟酌，賜教為盼。”1965年9月25日，毛澤東把《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送給鄧穎超，附信說:“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毛澤東征求修改意見，態度之謙恭，言辭之懇切，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毛澤東不僅虛心聽取名師大家的修改建議，對陌生讀者的合理意見也一樣是聞過則喜，從諫如流。1952年元旦，當時在東北大學執教的羅元貞教授看到新中國僅成立3年時間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給毛澤東寫信表達感激之情，順便談了學習毛澤東詩詞的體會，並建議將《七律·長征》“金沙浪拍雲崖暖”中的“浪”改為“水”，因為“五嶺逶迤騰細浪”中已有“浪”字。1月9日，毛澤東給他回信說:“1月1日來信收到，感謝你的好意。”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批注道:“浪拍:改水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詩刊》發表《菩薩蠻·黃鶴樓》時，“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誤寫成“酎”字。“酎”是名詞，指經過兩次或多次釀制的酒;“酹”是動詞，指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和起誓，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一樽還酹江月”中的“酹”字即為此意。復旦大學一名學生、江蘇省泰縣一個小學校長、福建省南平縣的讀者陳治等人，分別致信毛澤東，指出“酎”應改為“酹”。毛澤東看完后，讓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他們回信，告訴他們所提意見是對的。

七、詩詞考辨：查漏補缺，正本清源

毛澤東閱讀了大量古典詩詞，對許多作品爛熟於心，但是也難免出現模棱兩可或者記憶偏差。《焚書坑》是晚唐詩人章碣寫的一首詩，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評論相當深刻。為了弄清該詩是不是章碣寫的，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致信秘書林克:“請查《焚書坑》一詩，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寫的?詩雲: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1961年，國內國際局勢嚴峻復雜，毛澤東聯想到頂霜傲雪、風骨錚錚的梅花。11月6日，毛澤東一連給秘書田家英寫了三封信，內容都是要他查找一些詠梅花的詩作。早6時，毛澤東寫了第一封信:“請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詩文集給我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則更好。”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傳誦千古，他的《山園小梅》被譽為“詠梅詩之最”。8時半，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第二封信:“有一首七言律詩，其中兩句是: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是詠梅的，請找出全詩八句給我，能於今日下午交來則最好。何時何人寫的，記不起來，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沒有，請你再查一下。”剛過一會兒，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第三封信:“又記起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瓊枝隻合在瑤台，誰向江南到處栽。雪裡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下四句忘了。請問一下文史館老先生，便知。”不到半天時間，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寫信，可見心情十分急迫。該詩是明代詩人高啟《梅花九首》的第一首:“瓊枝隻合在瑤台，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毛澤東用草書寫下全詩，還寫了一句評語:“高啟，字季迪，明朝最偉大的詩人。梅花九首之一。”高啟是“吳中四杰”之一，明代不以詩見長，毛澤東對高啟的評價堪稱獨絕。

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讀《五代史·后唐庄宗傳》三垂岡戰役時，想到了一首題為《三垂岡》的七律古詩。毛澤東記不清楚作者是誰了，他憑記憶默寫下這首詩，致信秘書田家英去查作者:“近讀五代史后唐庄宗傳三垂岡戰役，記起了年輕時曾讀過一首詠史詩，忘記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請你一查，告我為盼!”毛澤東寫下的詩是:“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粱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這首《三垂岡》是清代嚴遂成的代表作，刻畫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逐鹿群雄、以弱勝強、建功立業。根據核查，毛澤東默寫的詩，隻有第四句中的“且”應為“猶”字，第七句中的“畔”應為“下”字，但卻與清代袁枚《隨園詩話》所引的《三垂岡》詩一字不差，毛澤東的博聞強記實在令人嘆服。毛澤東喜歡《三垂岡》一詩，原因在於他很推崇三垂岡戰役總指揮李存勖的軍事指揮才能。

毛澤東對古詩進行考証，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為了澄清一些誤讀、誤解。1957年2月開始，劉少奇南下進行了近兩個月的視察調研。針對部分干部職工提出的一些實際困難，劉少奇號召大家配合組織逐步解決。在講到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時，劉少奇引用賀知章《回鄉偶書》來說明自古以來干部進城是不帶家眷的，全部解決很不容易，要體諒組織上的難處。劉少奇根據賀知章《回鄉偶書》得出“古代官吏在外任職不帶家眷”的結論，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為了求証真相，毛澤東以近乎史學家治史的嚴謹態度，查閱了大量有關賀知章生平和古代官吏任職的相關資料，重點翻閱了《全唐詩話》和《舊唐書·賀知章傳》，並沒有發現不讓帶家眷的相關記載。1958年2月10日，毛澤東專門致信劉少奇，提供了他考証的相關情況，然后寫道:“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証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僅從這一件小事來看，毛澤東治學之嚴謹，論証之縝密，堪稱典范。

八、詩詞引用：消愁破悶，強身健體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報告《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中指出:“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毛澤東的古典詩詞造詣極深，古詩運用駕輕就熟，信手拈來，這一點在他的書信中也可窺見一斑。

1954年暑假，毛澤東讓江青帶李敏、李訥去北戴河度假。7月30日，毛澤東給兩個女兒寫信:“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操)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媽媽那裡有古詩選本，可請媽媽教你們讀。”

1958年1月下旬，李訥生病做手術后出現感染，持續高燒。毛澤東十分著急，2月3日給李訥寫信，信中說:“念你。害病嚴重時，心旌搖搖，悲觀襲來，信心動蕩。這是意志不堅決，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轉，心情也好轉，世界觀又改觀了，豁然開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詩一首: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誓不還。這裡有意志。你知道嗎?”毛澤東引用唐代詩人王昌齡《從軍行》的詩句來勉勵李訥，要以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戰勝病魔。

毛岸英犧牲后，毛澤東把兒媳劉思齊當女兒看待。1959年，劉思齊生了一場大病。8月6日，毛澤東寫信安慰思齊:“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裡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是李白的幾句詩。你愁悶時可以看點古典文學，可起消愁破悶的作用。”毛澤東抄錄李白《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一詩勸慰劉思齊。

1962年6月3日，毛澤東得知兒媳邵華身體不好，情緒低落，給她寫信:“要好生養病，立志奔前程，女兒氣要少些，加一點男兒氣，為社會做一番事業。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讀。”《上邪》是漢樂府《饒歌》中的一首情歌:“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邵華讀懂了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性格慢慢變得開朗豁達了。

毛澤東借用古典詩詞來教育子女，使深沉的父愛平添了幾分詩意。而毛澤東在與友人的通信中，引用古詩，則凸現了毛澤東的詩人本色。

1961年秋，周世釗、樂天宇、李達在長沙相聚，他們都是毛澤東的同學好友，三人商定送幾件九嶷山特色紀念品給毛澤東。毛澤東收到后，揮毫寫下《七律·答友人》，表達對故鄉的贊美和對親人的思念。

1961年12月26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寫道:“‘秋風萬裡芙蓉國，暮雨朝雲薜荔村’。‘西南雲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同志，你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豈不妙哉?”第一句詩出自唐代譚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他把下句中的“千家”改成了“朝雲”。第二句詩出自清末詩人黃道讓的《七律·重登岳麓》，是長沙岳麓山雲麓宮望湘亭上的一副對聯，他把上句中的“開”改成了“來”字。毛澤東引用描繪湖湘風光的古詩，一來表達對周世釗的羨慕，二來抒發對家鄉的眷戀。

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寫信向毛澤東報告自己的病情，要求請病假。8月25日，毛澤東回信表示同意:“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這是曹操《步出夏門行》第四章《龜雖壽》中的詩句。《龜雖壽》抒發了曹操老當益壯、積極進取的豪邁情懷，毛澤東把它用作養生之道，也是恰如其分。

九、談詩論藝：舊詩可寫，新詩為主

說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毛澤東早年並不喜歡詩詞。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致湘生的信中，談到他先前認為詩賦無用的事:“梁(梁啟超)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后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這種態度的轉變，對毛澤東影響深遠。他不僅誦讀了大量古典詩詞作品，還研讀了各種詩話、詞話、音韻、詞律，諸如《歷代詩話》《全唐詩話》《西江詩話升庵詩話》《隨園詩話》等等，具有豐富的詩詞藝術修養和深厚的詩詞理論功底。

毛澤東酷愛詩詞，但他日理萬機，難得有機會和詩友們聚在一起探討詩藝理論。比如，僅1961年毛澤東就給臧克家寫過三封信，打算約臧克家等人討論詩詞。4月下旬，他在杭州致信臧克家:“我頗有一些事想同你談談。”11月30日，毛澤東又致信臧克家說:“因忙未能如願面談，還是等一會兒吧。明年1月內我看找得出一個時間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談一會兒。”12月26日，毛澤東再次致信臧克家:“所談之事，很想談談。無奈有些忙，抽不出時間來;而且我對於詩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才有發言權。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臧克家是翹首以盼，正如他在《信》一詩中所寫:“我會舒心地靜靜等候，等候那電話特別鈴聲的召喚。”然而，“那電話特別鈴聲”終究未能響起，這成為臧克家的一大憾事。

1939年1月31日，毛澤東致信魯迅藝術學院文學團體“路社”:“問我關於詩歌的意見，我是外行，說不出成片段的意見來，隻有一點，無論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我覺都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現在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適合民眾需要這種話是常談，但此常談很少能做到，我覺這是現在的缺點。”盡管毛澤東非常自謙，但是寥寥數語就切中了詩詞藝術“寫什麼、為什麼人寫”的問題。“適合大眾需要”是毛澤東詩詞理論的根本價值取向，也是他詩詞創作和作品評價的重要標准。毛澤東歷來倡導文學藝術要大眾化，要適合大眾需要，讓人民大眾喜聞樂見。

在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毛澤東寫道:“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在1965年7月21日致陳毅的信中，毛澤東指出:“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泱泱中華是詩的民族，詩詞傳統源遠流長，經歷了數千年，一般稱其為舊詩。“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同時，開始推崇白話詩，一般稱為新詩。這兩段話顯示了毛澤東對舊詩和新詩的基本態度，表達了對中國詩歌發展格局的戰略構想，即新體詩和舊體詩都要發展，但應以新詩為主。

舊詩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群眾基礎，凝結了中華民族的情感體驗和精神個性，毛澤東對古典詩詞情有獨鐘。但他深知舊詩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格律過嚴、束縛思想、不易學會、難於普及，認為舊詩要改革、要發展，主張以新詩為主體。他對新詩也並不十分滿意，比如太自由、太散漫、不成型。毛澤東指明了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在古典詩詞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既繼承古典詩詞的優良傳統，又吸收民歌的形式和養料，還要順應時代的要求。與此同時，他也從不忽略新詩形式的重要性，強調“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他認為寫詩要有詩興、詩味，要用比興手法提升詩的境界，使意象清晰、意境高遠、情趣濃厚，體現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

1975年8月3日，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致信毛澤東，提到在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時所遇到的如何評價韓愈的問題。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給劉大杰回信:“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毛澤東很贊同劉大杰對韓愈的態度。其實，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期間，他在國文老師袁仲謙的影響下便開始認真鑽研韓愈的文章。他曾對斯諾回憶說:“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毛澤東給劉大杰的信中還提到了李商隱的《無題》詩。李商隱的無題詩，毛澤東多有圈畫，主張不要做繁瑣的鑽牛角尖的研究，隻要感覺文採非常美，徜徉迷離，得到美的享受即可，研究不充分時不必急於下結論。這是毛澤東最后一封有關詩詞的書信，從中可以看出，身體虛弱的毛澤東還保持著相當清醒的學術頭腦，這一點確實令人欽佩。

(來源：2020年第5期《毛澤東研究》，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一級巡視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