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多維闡釋

【圖書評介】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知識界進行了不懈探索和思考，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東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鄭大華教授新著《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通論（1840—1949）》（以下簡稱《通論》），對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進行了系統梳理和闡釋，呈現了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演進的脈絡和樣態，從思想維度詮釋了近代國人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向往和追求。

凸顯領袖人物民族復興思想的先導作用和歷史地位。思想是因人而產生、因人而存在的，特別是領袖人物的思想對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在探索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過程中，孫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將趕超西方作為民族復興的目標，視民族精神為民族復興的根本保証﹔李大釗同志提出“青春中華之創造”和“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對民族復興道路作出了選擇﹔毛澤東同志對民族復興的內涵、進程、路徑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設計，並領導黨和人民從實踐上為實現民族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通論》對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演進歷程進行了具體考察，體現了中國革命先行者、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中華民族復興艱辛探索的先導作用。這些探索極具思想啟蒙意義，成為近代引領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思想指南。

縱向歷史考察與橫向專題研究相結合。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生成和演進具有過程性和階段性，民族危機加劇之時，往往是民族復興思想勃發之時。《通論》重點考察了甲午戰爭前后、五四運動時期、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興起和演進，初步勾勒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萌發、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揭示了時代發展與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演進的內在關系。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最為關注的問題。《通論》通過對民族自信力與民族復興、文化復興與民族復興、民主政治與民族復興、歷史教育與民族復興、民族復興與歷史書寫等問題的討論，再現了近代以來特別是抗戰時期關於中華民族復興討論的歷史場景，展現了中國知識界的歷史洞察力和思想前瞻性。民族復興與諸多因素相關，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精神的凝聚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前提條件。《通論》呈現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在民族復興話語下對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意識等問題的討論，並闡釋了民族復興話語下的讀書活動，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擔當。經世致用是中國的學術傳統，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也堅持學術研究服從和服務於民族復興這一現實。比如，知識界在反思新文化運動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基礎上，開始轉向“國故整理”，力圖通過對中國傳統學術和文化的發掘和闡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建設民族新文化，抵抗日本侵略，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些研究拓展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研究的空間，闡釋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深刻學理和哲理。

史料發掘和史論創新相結合。思想史的本質是思想生成、思想演進的歷史，研究思想史，首先要發掘和佔有盡可能豐富的史料，基於史料才能對思想作出客觀分析和評斷，否則隻能是空泛之談，難以形成有說服力的論述。《通論》發掘了大量學術界關注較少的報刊史料，呈現了一些以往學術成果鮮有涉及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細節。同時，基於歷史文獻，《通論》對近代以來各時期、各代表性人物的民族復興思想進行客觀評價，將思想呈現與思想闡釋、思想評價結合起來，增強了全書的學術性和學理性。

歷史意識和現實關切相結合。歷史、現在、未來是相通的，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觀照現實、啟迪未來。選擇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進行研究，體現了歷史意識和現實關切的有機結合。同時《通論》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四個現代化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從“兩步走”“三步走”到“兩個一百年”、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內容，對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承接、創新和發展進行了簡要梳理，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實現了近代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的有效貫通。

總的來說，《通論》是一部思想性和學術性、歷史性和現實性、繼承性和創新性兼備的著作，深化了對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研究，對於新時代新征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作者：陳金龍，系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