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新情境、新內容與新方法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迅猛發展的數字技術為人們提供了便利的社會交往工具，也在改變著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數字技術，人們不僅生活在豐富多彩的網絡世界，還不斷重新認識和參與周遭的現實世界，並在線上線下的互動與聯結過程中形成對自身與社會的新理解。面對數字時代的變革，社會調查研究工作應當怎樣理解其所處的新情境？為了把握時代脈搏、充分考察社會數字化轉型，社會調查納入了怎樣的新內容和新方法？又面臨著什麼難題，應當採取怎樣的應對方式？圍繞這些新問題，本版特邀3位學者展開討論。

與談人

羅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閆澤華 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社會學系副教授

許弘智 廈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冀文亞

1.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推動社會的全方位變革

主持人：數字技術的介入讓“社會”在多個維度上呈現出復雜性，其不僅創造了線上網絡世界中的虛擬社會生活，也讓線下社會生活被線上網絡世界所重構。那麼，相比以往，“數字社會”具有哪些新特征？

許弘智：隨著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數字時代的“社會”無疑具有更鮮明的流變性特征，即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愈發處於一種加速變化的過程之中。例如，從具體生產過程看，“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深度參與到生產過程各個方面，基於實時更新的“大數據”和持續迭代的“智能算法”，促使越來越多數字化新業態應運而生，而一些互聯網平台企業則更能在幾個月甚至更短時間周期內實現傳統行業若干年積累才能完成的經濟效益。再如，從日常生活方式看，便捷的數字技術極大延展了社會生活的時空場景，人們可以隨時利用各種線上“榜單”獲取信息和展開決策、借助實時社交媒體參與公共討論，以及通過各類網絡平台結識朋友和組織活動等。可以說，這些“虛擬—現實”相交融的社會化過程極大改變著社會生活中人與物、人與人以及個體的情感與理性等諸多關系。

上述加速流變特征與數據要素及數字技術的內在屬性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相較於實體化的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具有符號化、虛擬化等特點，從而使得各類信息的隨時採集、即刻傳播以及實時更新迭代等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相較於傳統固定的生產工具或機器體系，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具有加速更新、自我迭代等特點，並能與各個行業領域的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相結合，從而在客觀上對社會整體的發展周期節奏產生了深刻影響。

閆澤華：在數字社會，還有一個特別鮮明的特征就是社會群體更加多元。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中，同族、同鄉的社會成員有著共同的生活經歷，也在此基礎上具有相似的見聞和看法，共享和傳承相近的價值觀念。到了工業社會，每個人都參與到社會大生產中，社會大分工使職業成為社會成員的重要身份，個體經由相似的工作內容、工作性質對社會關系進行重構，並將這種理解在工作場所中進行傳遞，家庭、戶籍、職業等現實可見因素成為社會群體劃分的依據。

但到了數字社會，數字技術的發展使線上世界的復雜性滲透進線下生活，使社會成員的交往交流不隻依據現實身份。如今，人們每天花費在網絡空間的時間，幾乎逼近花費在現實勞動與社會交往上的時間。通過數字網絡，我們會遇到現實生活之外的人、事、物，體驗來自其他個體、其他區域甚至虛構的生活經歷，感知不存在於自身生活環境的文化價值觀念，並產生情感和認同。因而，在數字社會，社會群體的聚集形態、組織方式都更加多元。

羅婧：更進一步來看，加速流變的社會情境、日益多元的社會群體共同導向了這樣一個特征，即在數字社會中，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世界的主角。經由數字化渠道，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海量數據信息得以匯集，而較之個體有限的信息搜集和處理能力，這種信息體量近乎無限。因此，個體是基於自身的偏好而構建了線上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建構之下，差異化的觀念、需求等被越來越敏銳地識別出來，每個人在偏好上的差別也隨之被放大，人與人在線下的交往形態、社會團結所內涵的機制也由此被重塑。

具體而言，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每個人都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實踐空間，不論是在解讀自身際遇還是理解社會現實中，個體的認知具有了更多元的釋放渠道，信息的傳遞維度也更為立體、全面。這使得社會價值、文化觀念、公共意見等既可能出現進一步中心化的趨勢，也可能面臨更大的被消解、拆分的風險。其次，正是因為這種線上行為模式，人與人在線下的交往中也很難僅基於相同經歷或共同體驗就形成共同的觀念、認識。當我們面對一個具體的人時，其不僅有著我們能夠看得到、摸得著的現實維度，還有著難以被直接捕捉的虛擬維度。這給人際交往中共識的建立帶來了越發復雜的影響。最后，社會團結的機制由此盤根錯節。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世界的主角，意味著每個人以自我為中心構建社會關系。

2.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在內容、結構、意義等維度發生新變化

主持人：社會調查是人們通過對社會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以對社會生活的本質與規律進行認識的活動。進入數字時代，在“社會”發生了深刻變革的背景下，社會調查發生了哪些新變化？

許弘智：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在內容上是由社會的“生態”與人們的“心態”兩條線索交織而成的。事實上，當前的數字化轉型並不只是純粹的技術革新過程，還是一種建立在特定歷史基礎上的、持續演進的“技術—社會”互動過程。這意味著，海量的數據與復雜的算法分析並不能完全替代社會調查工作的價值，而一些經典的社會調查思想方法則仍然能在數字時代展現出新的生命力。在此方面，費孝通先生提倡的“將心比心”原則就極具啟發性。他強調，社會調查研究應充分關注“人”的特殊性，即研究者不僅要看到人的“生物性”、關注其所賴以生存的物質處境與工具條件，還要關注人的“精神—心理”維度，充分體察其對於社會結構及社會變遷的意義理解與內在認識。

以數字時代新業態勞動者研究為例，一方面，已有研究借助統計數據、調查問卷以及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從更高的工作強度、更靈活的勞動關系，以及尚未完善的社會保障等多個側面描述和刻畫了部分新業態從業者所處的工作生活“舞台”的基本狀況﹔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研究者以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來收集典型的深度個案，從而反映出部分新業態從業者所形成的流變情緒狀況、復雜職業認同以及多元觀念態度等內在特征。總之，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仍需要以“人”為中心，並通過對數字時代“線上—線下”互構式的社會生態以及“虛擬—現實”交融中的行動者心態進行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社會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人”與技術之關系，乃至“人”本身的多重可能性。

閆澤華：除了在內容上，數字時代社會調查在結構上的特征也經歷著深刻變化。傳統的社會調查往往側重於以“問題”或“對象”為單一引導，但在數字技術介入社會調查的條件下，這一界限正變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兩者融合的綜合性結構。

具體來看，以“問題”為引導的社會調查，通常圍繞預設的研究議題展開，旨在通過系統的數據收集和分析，解答特定的研究疑問。然而，在數字時代，僅憑問題引導往往難以全面捕捉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例如，當前在探討城市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時，如果僅依賴工業時代城市研究所預設的問題，可能會忽視不同群體對數字化服務需求的差異性，導致調查結果過於籠統。而若以研究對象為引導，社會調查會更加注重對調查對象的全面描述。雖然在數字技術支持下，研究者可以通過多樣的手段搜集到豐富信息，但如果沒有以問題為導向，則可能導致對研究對象的認識缺乏深度。

因此，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正逐步走向“問題”引導與“對象”引導的融合。這種融合體現在調查設計結構的多維度和靈活性上。隻有兼顧“問題”與“對象”這兩條線索來引導調查設計，社會調查方能靈敏地把握數字時代社會變遷的脈搏。

羅婧：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的變化也體現在意義層面——其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往往是同步的、一體的。當然，在傳統社會調查中，從學理上尋求新解讀，進而發掘新思想，以及從實踐上尋求新做法，進而探尋新路徑，這兩重意義同樣需要兼顧。但不同的是，在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中，對於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挖掘，或者說理論性的建構和實踐性的作用往往是一個重合的過程。

一方面，數字時代的社會一直處於高強度變動中，這使得即便是完全從實踐出發的社會調查，其在進行對現實的捕捉和描繪時本就具有理論意涵。具體而言，當面對大量可得的數據信息時，社會調查隻有通過更新理論上的思維模式和提煉機制，才能將這些信息條理整合起來。因此，即便是看似簡單的、概括性的調查資料整理，往往已經意味著理論上的適應性調整乃至創造性革新。例如，在通過爬虫技術採集網絡數據的研究中，如何處理數據的重復性、如何針對採集內容建構分析框架等都需要不斷調整、革新背后的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在數字時代，社會關系的交互打通了虛擬和現實，形成了錯綜復雜的格局，哪怕是極其微小的變量都可能影響整體社會的發展進程。因此，即便是單純從理論出發的、探索性或驗証性的社會調查，都不可避免會給個體或社會帶來干預性影響，產生實踐層面的效應。例如，有研究者在網絡平台上開展情緒實驗，將大量用戶卷入負面情緒中，引發了不必要的社會風險。這也告誡我們，數字時代社會調查的開展，必須更加注意隱私保護和倫理規范等問題，避免帶來消極的“意外后果”。

3.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需要新的研究范式與思路方法

主持人：社會調查的有效開展離不開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是否也能夠擁抱這些新的技術手段，從而形成新的調查研究方法？

羅婧：從實際情況看，數字技術的介入打破了社會調查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度，普遍拓展了經典社會調查方法的應用場景和應用效率。

一方面，數字化賦予線下社會調查更廣闊的線上平台。例如，目前已經得到普遍使用的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計算機輔助面訪調查（CAPI）和計算機輔助網絡調查（CAWI）等方法，就是將傳統紙質問卷遷移到數字平台上。這種遷移不僅節約了人力、物力等成本，而且借助定位、圖像、音頻、視頻等數字功能實現了交叉驗証，既提升了回應效率，也增加了對有效問卷的判別維度。通過數字化呈現，調查問卷還得以將動態內容納入其中，填答方式、選項設置等都更為靈活，有利於提升信息搜集的准確性和多樣性，也促使填答過程更為人性化。

另一方面，數字化將線上生活世界納入社會調查的視界中。例如，虛擬民族志就是將網絡群體、網絡社區等納入研究范疇，通過參與觀察、記錄採集、分析探討線上的生活世界，來研究數字社會的新境況、新邏輯。這樣的拓展，實際上秉承了一種將線上社會和線下社會聯結起來的思路，著力透過數字化呈現的表象來辨析人類社會的變與不變。當然，伴隨數字技術的演進，也有越來越多的數字人進入數字平台、虛擬社群，這給傳統社會調查在結構設計和分析模式上都帶來了新挑戰，也催生出更多全新的調查思路與方法。

許弘智：除了拓展經典的調查研究方法以外，數字技術還扮演了“發現知識”的角色，通過進入甚至創設新的社會情境，進一步發掘和整理新的資料細節，從而對既有社會實際狀況形成新認識。在此方面，“網絡實驗法”與“AI參與交互研究”是兩種典型新方法。

網絡實驗法指的是在特定線上空間展開社會實驗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借助各種虛擬社群或數字平台開展社會實驗，從而記錄下更為豐富的資料、發現更多潛在的理論維度。其包含如下新特點：第一，參與身份的非現實性，即參與者在線上實驗中可能表現出與線下世界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與行動邏輯﹔第二，觀測情境的多層次性，即研究者可以基於虛擬化數字技術，依據其研究意圖創設更為復雜立體的調查實驗情境，以觀測和記錄實驗參與者的反應﹔第三，研究互動過程的擬真性，即網絡實驗的具體展開過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模擬客觀世界的真實互動過程。

AI參與交互研究主要是將以大語言模型為基礎的人工智能體充分納入與用戶以及社會的互動之中，並由此展開特定的模擬、實驗與分析。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數字時代的社會主體還可能包括具有智能對話、模擬社交和內容輸出等功能的人工智能體，一些研究者更是稱之為“硅基樣本”或“硅基智能”。從微觀上看，研究者可以結合特定的提示詞或測評量表，以調研某類智能體所暗含的價值傾向或社會態度﹔從宏觀上看，已有研究者開發了帶有智能交互對話功能的“虛擬小鎮”，以模擬特定社會群體結構的生成邏輯與運行機制。

閆澤華：數字技術的介入還引發了社會調查在方法論上的變化，即從尋找確定性轉向了發現可能性。傳統社會調查以發現確定性為出發點，圍繞抽樣、均值等能代表主流特征的概念展開。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希望能夠以此排除小概率事件的干擾，定位事物影響的主導因素，把握社會發展的主流脈絡。例如，在進行調查分析時，研究者總是想對佔比或者系數進行排序，找到那個最主要的狀態。

伴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每個人、每個社會因素都在以自身的可能性來影響著社會發展，既有的確定性並不總是可靠的。現代計算技術的發展也印証了這一點，深度機器學習等技術的運行早已不像傳統的統計公式那麼直觀，而是如同一個黑匣子，人們隻能看到數據的輸入和結果的輸出。這些技術方法並不致力於尋找確定性，而是憑借超強的算力，通過遍歷數據資料中的所有可能性，發現無數變量組合中影響力最大的路徑。因此，無論是社會特征還是方法技術，都要求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尋求嶄新的方法論——盡可能地收集海量數據，借助數字技術探索、歸納社會的多樣性，從結果出發關注各個因素的作用及其路徑，進而在無窮的偶然性中把握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必然性。

4.在科學把握機遇和挑戰中推進中國數字社會研究

主持人：數字技術的發展在為社會調查帶來了便利的同時，是否也帶來了一些新難題？而研究者又將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

許弘智：如何確保調查的科學性是數字時代社會調查需要面對的首要難題。我們可以從“樣本與整體的關系”以及“研究目的與研究資料”的關系兩個層面來具體展開說明。

從樣本與整體的關系看，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仍然需要考慮研究者所觀測的樣本是否能夠很好地代表其總體特征。在經典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由於抽樣誤差導致研究結論偏差的情況不勝枚舉，其中常見的情況包括採樣過程中的“選擇性偏差”與變量測量過程中的“生態謬誤”等。而在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中，上述情況同樣可能存在。例如，如果研究者希望通過網絡問卷調查來反映老年群體的社會特征，則其樣本可能會存在一定的“選擇性偏差”問題，即能夠參與填答線上問卷的老年人樣本與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老年人樣本或將存在顯著差別。再如，若研究者希望考察不同規模網絡平台用戶的消費偏好差別，則尤其需要警惕不能簡單地將平台層面的測量直接等同於用戶層面的測量，以避免其中可能存在的“生態謬誤”問題。

從研究目的與研究資料的關系看，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還需要考慮研究者所收集的資料能否充分達成其研究目的。與經典的社會調查不同，數字技術為社會調查帶來更復雜的觀測維度（如受訪者線上與線下的行為模式差異）和更細致的研究資料（如實時的用戶行為、非結構化的語音或文本資料）。然而，在這些新的觀測維度中哪一維度更具意義，以及在所收集的新資料中哪些內容更有助於回答研究所關心的理論問題等，仍有待於研究者自身加以細致斟酌和判斷。

閆澤華：除此之外，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還面臨一個難題，就是難以確保調查對象反饋資料的真實性。這裡的真實性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調查對象所回應、指涉的內容可能是虛構的。例如我們在以往通過數字互聯網所發起的調查中，有調查對象通過使用軟件腳本進行問卷的批量自動化填答，致使回收問卷中存在大量無效數據。

第二，調查對象本身的回應與調研者的初衷存在距離，雙方在調查中並未建立一致的理解，這使得所收集的資料可能並不符合調查目的。在傳統的社會調查中，對這一問題的應對是依靠調查流程來規避的。例如，正規的調查操作通常配有經受培訓的專業問卷發放人員，且會在較為正式的公共場所進行。問卷發放人員的在場和干預、填答場合的氛圍以及參與調查的紀念品激勵等，都有利於調查對象理解其需要回應問題的真正意涵。但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中，調查者通常是“不在場”的，就很難通過流程設置來應對這一問題。

第三，調查對象的信息、反饋、回應等的真實性可能隻存在於特定時刻。數字技術在提高社會調查效率的同時，也放大了短期情境性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在調查某個社會事件的社會影響時，數字技術可以使調查在第一時間進行。但是此時社會大眾普遍還處在該事件剛發生所引起的強烈情緒中，無法從理性的角度來理解問題和表達觀點。如此一來，在這種特定時刻所觀測到的調查對象的情緒、情感雖然是真實的，但這一“真實”與人們冷靜思考后的“真實”存在距離。因此，如果調查目的是進行社會觀念、社會政策分析等，那麼所獲得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偏頗的。

羅婧：歸納來看，以上的總結分別從調查者和調查對象的角度出發，呈現了數字時代社會調查的問題和難點。本質上，這種種難題最終都落在了社會調查的價值層面，即能否反映現狀，是否有利於我們對於社會未來發展的探討。最行之有效的應對方式當屬多種方法的交叉驗証和不同階段的多輪次調查，從而提升分析結果的信度和效度。但是，這種應對方式的實現同樣面臨困難。首先，與傳統社會調查所面對的數據體量相對小、數據結構具有較強一致性的情況不同，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往往容納大體量數據信息，不同方法之間對於數據資料的採集、標記方式極為多樣，因此不同方法的分析過程和結果並不總是具有可比性。其次，在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中，很多方法的分析過程如同“黑盒子”，未必能夠呈現具體的解釋機制，這同樣使得不同方法之間缺乏可比較的基礎。最后，由於社會觀念、社會行為的更新迭代不斷加速，多輪次的調查很難發揮效度檢測的功能。

應對這種情況，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在衡量和判斷社會調查的價值上，可以將預測性作為核心指標，即通過樣本的拆分或數據節點的增減進行方法內部的比較，從而反映出特定社會議題的關鍵特征和走向趨勢﹔另一方面，在考察社會調查是否有效、是否有意義時，不應當忽視“具體的人”“身邊的人”“真實的人”的表達，或者說主體性的價值建構。盡管在數字技術介入下，基於大體量數據信息，更多抽象層面的理論或原則得以被建構出來，成為指標化、標簽化的價值標准，但這種建構不應當淹沒具象的聲音和遮蔽真實的情感。

專家點評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授王天夫：今天，人類社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一個全新的數字社會。與工業社會相比，數字社會在人與人相互連接的方式、社會互動的過程、社會關系建立的基礎以及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運轉的基本邏輯上，都展現出根本性的不同。對此，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尋找新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以深入理解和把握數字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

在這組討論中，三位青年學者敏銳捕捉到時代的需求，將目光聚焦於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這無疑是探索數字社會研究的重要一步。這一思路與一百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當時，中國近代社會科學研究先驅們通過深入的社會調查，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如今，面對數字社會帶來的社會變遷，做好數字社會的社會調查，同樣是我們認識和理解當前社會的關鍵所在，也是建設未來數字社會的重要基石。

然而，數字社會的調查並非傳統社會調查的簡單延續。隨著數字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傳統的面對面的問卷收集資料的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現實。在數字社會中，所有的社會互動過程都留下了數字痕跡，這為數據收集提供了全新可能。大數據技術的興起，使得我們可以從數字設施和設備中收集到關於人們社會行為的海量數據。因此，社會調查在收集和整理數據與資料的過程中，變得更加廣泛與綜合。

一方面，原有的社會調查方法與技術因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而得到巨大拓展。例如，在線問卷、社交媒體分析、網絡爬虫等技術手段，使得數據收集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數字社會調查所收集到的數據資料也更加廣泛和豐富。這些數據不僅涵蓋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還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素材。

但數字社會調查也面臨新挑戰。首先，數據的質量與可靠性問題不容忽視。在海量數據中，如何篩選出有價值的信息，排除噪聲和干擾，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其次，數據隱私與倫理問題日益凸顯。在收集和分析個人數據時，如何保護個人隱私，避免數據濫用和泄露，是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倫理挑戰。最后，數字社會調查還需要新的社會調查技術和思想觀念上的更新。這要求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僅要掌握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還要具備面向數字時代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

盡管如此，數字社會調查仍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其一，數字社會調查有助於我們重新建立關於數字社會的知識體系。通過深入的社會調查，我們可以揭示數字社會的運行機制、發展規律以及存在的問題和挑戰，為數字社會的建設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其二，數字社會調查有助於我們提出新概念、新理論。在數字社會中，許多傳統的概念和理論已經難以解釋新的社會現象和問題，需要通過社會調查來發現新的社會規律、提煉新的社會理論，以更好地理解和指導數字社會的發展。其三，通過深入的社會調查和數據分析，我們可以揭示數字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社會理論和發展模式，這不僅有助於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還能為數字社會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總之，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是理解和把握數字社會的關鍵所在。面對新的社會樣態和挑戰，我們需要不斷創新社會調查方法和技術手段，加強數據隱私和倫理保護意識，推動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變革，為更好認識和理解數字社會提供有力支持。（記者 冀文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