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並舉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學思踐悟】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為國家發展注入強勁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積極推動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展現了我國的責任擔當。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政策的設計初衷，是給予不發達國家貿易投資領域自由化和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但目前其范圍已不再局限於不發達國家，而是擴展至廣大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2024年，我國分批次推出了單方面免簽、優化過境免簽等系列政策，實施對象輻射至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從領域方面來看，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政策也已從關稅優惠等貨物貿易領域，逐漸擴展至醫療、教育等服務貿易領域。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政策有助於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有利於進一步降低對華貿易和投資門檻，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提高我國經濟吸引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友好包容的開放態度也容易獲得對方國家或地區的對等開放，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營造更加寬鬆和穩定的外部環境。澳大利亞和日本對我國簽証管理政策給予的積極回應並放鬆對我國公民簽証的管制就是例証。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當前我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已經從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制度型開放旨在清理國內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形成與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自由貿易港和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制度型開放的主要載體、制度創新的重要來源和運用場景實施地。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提質增效和擴大改革任務授權，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在產權保護、環境標准、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等相關領域加快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是進一步推動制度型開放的重點領域。

深化外商投資體制機制改革。隨著全球經濟格局不斷演變，國際合作與競爭呈現出更加復雜和多樣化態勢。外商投資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在促進技術交流、優化資源配置以及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大國博弈加劇，“脫鉤斷鏈”風險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穩外資的意義格外重大。通過完善外商投資法律體系、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等舉措，可以為外商投資營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增強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的信心。2024年版全國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由31條減至29條，全面取消了制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外市場的良性競爭和國際合作。面向未來，深化外商投資體制機制改革，一方面應給予在華投資者在投資自由化、投資保護和投資便利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等領域的高水平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給予外商投資者在華開展業務全生命周期制度支撐，達到穩外資、吸引新投資的目的，對沖全球價值鏈重構和投資轉移風險，提高經濟韌性。

積極發展服務貿易、綠色貿易、數字貿易。服務貿易是我國外貿短板，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重點突破的領域。近年來，《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等政策文件的施行，充分顯示出我國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領域的決心。隨著全球環境和氣候治理合作向前推進，在綠色技術不斷迭代、綠色產品推陳出新、碳排放認証體系不斷完善、綠色財稅金融政策加持下，綠色貿易開始出現，涉及的產品范圍不斷擴大，與此同時，綠色貿易保護勢頭加劇、綠色壁壘不斷增強，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和美國《清潔競爭法案》為代表的國際碳關稅體系已頗具雛形，且極有可能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未來我國諸多高碳產業發展即將面臨低碳規則沖擊，加強國際碳規則談判，加快綠色產業轉型，實行綠色生產迫在眉睫。在數字技術的強力支持下，跨境電商平台迅速崛起，跨境電子商務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同時，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也沖擊著現有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中呈現出較為突出的數字化特征，尤其是在個人隱私保護、大型互聯網平台治理、數字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等數字治理領域尤為明顯。面向未來，應加強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磋商和談判，推動達成多邊數字貿易協定，為數字貿易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共建“一帶一路”是我國參與國際循環的重要依托，現已進入精雕細琢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進一步在“硬聯通”和“軟聯通”上下足功夫。“硬聯通”方面，繼續深化中蒙俄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六大走廊產能合作，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建設，以及“絲路電商”和投融資合作。“軟聯通”方面，借鑒高標准國際經貿規則，探索共建國家在技術標准制定、檢驗檢疫結果互認、貿易與投資便利化、政府採購等領域的落地場景，實現更高水平的制度協調與規則融合，同時還要在人才培養上下功夫，建立國際化人才隊伍。此外，為了更好服務企業走出去，還需不斷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推動建立海外商會聯盟等信息共享平台，進一步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等。

（作者：謝申祥，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