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及其問題還原

　　 中國文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和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對於中國學界和讀者而言，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帶來了新的觀念、視角、方法和評價，其對在過往中國自身文化語境內不被關注或被遮蔽的話題的揭示，也很有幫助。但同時，由於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性質屬於西方漢學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在回譯中，中國學界易於發現其在文學史觀念、理論依據、基本文獻以及概念術語上的問題。

　　 這意味著，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在為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新信息和話題的同時，也把更深層的探究留給了中國學者。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回譯的基本價值在於比較研究，其中的問題、線索和思考空間，隻能在中國學界的回應中打開。

　　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歷史與編撰思想

　　 1901年，英國漢學家翟裡斯出版《中國文學史》。盡管他在該書前言中宣稱“在包括漢語在內的任何語言中，這是撰寫中國文學史的首次嘗試”有些言過其實，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德國漢學家肖特於1854年以德語出版《中國文學論綱》，俄國漢學家王西裡於1880年以俄語出版《中國文學史綱要》。但是翟裡斯的《中國文學史》對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開創首功確定無疑，他所採用的《中國文學史》這一書名成為后世英語乃至西方世界撰寫中國文學史的統一名稱。有中國學者對比分析肖特、王西裡和翟裡斯的這三部西方早期中國文學史的編纂著作后，得出“開山之功當屬肖特”的結論，並指出“翟氏中國文學史的顯著特色是其通俗讀本性質，即順應接受者從學者到普通讀者的變化而採取的通俗寫法”。這或許可以解釋翟裡斯的《中國文學史》能夠在英語世界引起普通讀者注意的原因。這種兼顧學術性和通俗化的寫法，也成為后來陸續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

　　 在此后一個世紀裡，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相關論著和作品選集不斷涌現。進入新千年，英語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有美國漢學家梅維恆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和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及美國學者桑稟華獨撰的《牛津通識讀本：中國文學》。這些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主要由英語世界的頂級漢學家承擔，代表當代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這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可以視作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之遠讀。“遠讀”是一個與傳統“細讀”相對應的概念，強調文學研究的宏觀、整體視角和對文學史中“大量的未讀”的重視。比如，桑稟華的《牛津通識讀本：中國文學》，在前言引述中國詩人王之渙《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以此作為西方讀者遠觀中國文學的視角。在她看來，這首唐詩象征中國人將文化視為綿延之河的傳統觀念。她坦言自己撰寫的目的就是期望讀者能夠領悟中國文學這條浩瀚河流所蘊含的文化精華，並對中國文學的文化底蘊產生如王之渙唐詩中所說的“更上一層樓”的豐富聯想。另外，雖然這部作品篇幅很短，構成全書主體部分的五章每章隻有一萬多字，但它卻從時間上貫穿中國文學從開端到當代的整體過程，並且在文類上涵蓋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中國文學的主要類型，堪稱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史遠讀式書寫的最佳寫照。

　　 而在編撰思想上，它們突出英語世界對文學史的編撰思維或原則。比如，孫康宜明確指出《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因此這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中國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思考與方法是不同的：其一，它採用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對文化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框架，並將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作為文化討論的重點﹔其二，在文學文化的大框架下，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如何被后世過濾並重建，由此呈現文學史敘述的豐厚性和連貫性。此外，她還特別提到《劍橋中國文學史》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它與這個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劍橋意大利文學史》《劍橋德國文學史》，都是英語世界文學史觀體現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文獻勘誤與語詞辨析

　　 這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引發中國學界的熱切關注和積極回應，並聚焦以下兩個問題：其中所及中國文學文獻及其勘誤問題﹔對其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術語的語詞辨析。

　　 其一是所及中國文學文獻及其勘誤問題。在涉及中國文獻時，這些著作並非直接使用中國文獻原典，而是採用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文獻的英文翻譯。由此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漢學家對中國不同歷史發展時期選取文獻的標准不一問題，同時也出現由於漢學家的漢語水准參差所致的英文翻譯理解問題。比如，翟裡斯的《中國文學史》按照時間順序，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從史前時代到成書當下的歷史發展概貌，涵蓋中國文學各歷史發展階段的重要文獻，包括儒家經典《五經》《四書》、道家《道德經》和秦漢至明清時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然而，他的《中國文學史》也因選取數量有限和代表性不足被后世批評。其所涉及的中國文獻和作家作品基本由他本人翻譯，即便他被公認為英語乃至西方世界研究和翻譯中國文學的大家，但疏漏訛誤問題也不容忽視。而新千年后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依然存在不少此類問題。由此，中國學者回譯時的主要任務，除給出英文版沒有說明的所引中國文獻的具體出處，更重要的是對錯誤引用進行勘誤。

　　 其二是對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術語進行語詞辨析。由於國內學界對中國文學史的天然熟悉程度，在回譯時往往能夠迅速找到對應的漢語概念。不過，相關英文概念未必能夠准確對應漢語概念，其對譯過程反映東西方歷史、文化乃至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具體而言，文學研究基本概念看似在中英文語境中均有固定的含義並已廣為接受，但從思想史和概念史角度進行深入辨析就會發現，“文學”“文學史”“詩學/詩性”等基本概念在中國和英語世界中的內涵並不等同，有必要進行考辨。文類與文體概念在中英文語境中既有通用概念，比如神話、小說、戲劇、詩歌，也有許多中國獨有概念，比如經、史、子、集，賦和騷，銘箴、哀吊、誄碑、史傳、論說、奏啟、諧隱等。同時，中國文學理論因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最能體現中西方思維方式和審美范疇的分野，比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將《文心雕龍》“神思”解釋為Inspiration，“體性”解釋為Form and Nature，“比興”翻譯為Comparison and Affective Image，“通變”翻譯為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凸顯了中西方在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其他概念術語對勘與辨析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首章從中國文學之基礎——“語言和文字”開始，將中國文言和白話的關系比作古典希臘語和民間希臘語，古典拉丁語和現代意大利語，梵文和印地語。而事實上，后幾者與中國文言和白話“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實際情況不同。

　　對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的文本追溯與觀念探源

　　 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慣性和制約體現在敘述框架、主題延展和歷史觀念等諸多層面，這也成為英語世界與中國學界雙向闡釋和相互理解的障礙。中國學界需要揭示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潛文本，展開對文本形塑的反向分析、對文化編碼的反向追索以及對話語機制和問題來源的追溯，力圖在這種雙向闡釋中獲得對話空間。

　　 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在敘述框架上強調文體和文類。宇文所安將其歸因於中國自己的傳統，而事實上，自古希臘以降，西方文學深受文體分用原則影響。比如西方文學的源頭古希臘文學依循的是從史詩到抒情詩再到戲劇的文類演化過程，亞裡士多德的《詩學》對於詩學的探討就是從文學文類展開的，並且重點對史詩和悲劇這兩種主要文類進行了比較分析。可見，西方學者對文類和文體問題向來比較敏感。由此，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在敘述框架問題上，看重文風、文體、文類等因素在文學史中的發展變化。

　　 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在“主題延展”上有自己的特點。比如《劍橋中國文學史》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都對女性文學和文本的流動性、物質性給予特別的關注，這顯然與英美學術語境近幾十年的變化有關。而在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文化轉向的影響下，文化史的興起使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大有合流之趨勢，文本的物質文化層面受到更多的關注。

　　 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的歷史觀念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一方面，由於西方漢學家近年來受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強調文本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往往如英美學界的“舊歷史主義”一樣希望回溯某種歷史的真實狀況。這看似矛盾，實則暗含西方漢學家獨特的歷史觀念。宇文所安在《史中有史》一文中將其文學史編撰思想上升到一種對歷史主義的認識，它不否認對歷史事實的追求，又不局限於“舊歷史主義”所強調的作者意圖，強調的是在更大的“具有連續性的文化敘事裡”追求歷史的真實，完成對歷史的理解。這種對歷史的認識也解釋了為何文本的接受史和建構主義的經典觀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如此被重視。

　　 因此，研究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問題和回譯，最根本的目的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展開彼此間真正的、深層次的對話。對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的回應，讓我們有機會重返中國知識傳統，進而在借鑒吸納西方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當代知識的體系再造，並通過與世界文化的交流對話、比較分析，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我們對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問題之關注與對話研究亦當如是。

　　 （作者：范方俊，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問題與對話研究”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