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文化主體性 推動文化強國建設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無不伴隨著文化的歷史性進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繁榮發展文化的主動精神。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必須鞏固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出版發行，為新時代新征程鞏固文化主體性、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權威輔助讀物。

1.堅持自信自立，在傳承弘揚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文化主體性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境遇、精神狀態、思想觀念的集中體現，折射出一個民族對其自身文化的自為狀態和自信程度。文化主體性不是人類生物遺傳的自然結果，而是人類歷史實踐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化都離不開既有的歷史和傳統。《綱要》提出，“歷史和現實一再告訴我們，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前提是對自己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由衷自信，並在此基礎上自覺理性地維護和弘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價值。隻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在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才能不斷推進文化強國建設。

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斗，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念和精神世界，始終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形成了區別於其他文明的獨特稟賦和突出優勢。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形成了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體現。中華文化有了自己的主體性，文化自信就有了來源，實現文化自強就有了動力。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始終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始終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

與此同時，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中鞏固文化主體性，也需要堅持自信自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尤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深入，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如果沒有內在的自主定力，一味地移植外來文化、隨波逐流，就不可能有文化主體性可言。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就絕不會有前途。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隻有保持文化上的主體性，才能確保在文明交流交鋒交融中不被“同化”“融化”，夯實自身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根基。

2.堅持開放包容，在交流互鑒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鞏固文化主體性，既要善於從時間維度推動古與今的傳承，也要善於從空間維度促進中與外的交流，在與外來文化相遇時，既能自覺自省，又能互尊互重，且在此基礎上產生積極的適應性與成長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調承認和尊重本國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更不是要搞唯我獨尊、‘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綱要》提出，“多樣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各種文明相互遇見、彼此成就，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絢麗多彩的百花園”。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獨特的，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鞏固文化主體性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才能保持自我，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才能更好發展自我。世界各個民族文化之間的廣泛交流交融，需要突破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在堅持本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和人類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不斷增強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能動性、適應性和創造性，使其始終在兼收並蓄中歷久彌新、更具活力。

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得益於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得益於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真正做到融通中外、貫通古今。中華文化倡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中華文明歷來尊重文化多樣化，由此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裡羌人盡漢歌”，從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始終在兼收並蓄中得以建構和挺立，在尊重差異與接納多元、開放對話與交流互鑒、求同存異與相互融合中進一步得以增強和彰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懷，更加廣泛地開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唯有在開放包容中鞏固文化主體性，以寬廣的氣度和足夠的智慧吸收並消化外來文化，方能以豐富有益的文化永葆自身的鮮明本色，推動文明更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深入吸收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在人類文明格局激蕩重構的時代背景下，亟須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本民族文化更加契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從而進一步鞏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並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必須秉持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更加博大的胸懷，積極主動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3.堅持與時俱進，在創新創造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文化是最需要創新的領域，與時俱進是我國文化不斷繁榮發展的強大動力。鞏固文化主體性，要統籌兼顧繼承與發展、守正與創新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沒有歷史性就沒有文化身份認同，沒有創造性就沒有文化生命力。隻有在實踐創造中不斷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不斷實現文化進步，才能始終掌握文化領導權，以先進思想文化引領社會發展進步。

鞏固文化主體性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關於文化主體性的形成和鞏固，《綱要》提出，“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關系，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鮮明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第二個結合”本身就是創新，同時又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並有力地作用於道路、理論和制度，鞏固了我們的文化主體性。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為文化創新創造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加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一並提出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強調“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對此，必須積極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形成符合本國國情的話語敘事，不斷發揮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引領力。要深入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吸納時代精華，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文化創新，用創新增添文化發展動力、激活文明進步源泉，以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創造出更多跨越時空、富有永恆魅力的文明成果。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回望來時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中得到建構和形塑，在守正創新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完善。站在新的起點上，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須要以貫穿過去、當下與未來的能動意識，實現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交融匯通，在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鞏固鑄就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作者：劉忠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