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實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今年新啟用的國家統編《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教科書用整整兩篇課文（第3課、第21課）的巨大篇幅介紹了“中華文明之源”——良渚遺址。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的良渚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1936年被首次發現。經過四代考古學家長達80多年的接續考古，証實了良渚文化的年代為距今5300年到4300年。大量考古學物証充分証明，早在距今5300年，良渚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良渚文明是迄今發現的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國家文明，也是東亞地區最早的文明。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意味著什麼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世界公認。

長期以來，在國際語境中，隻有經過考古發掘實証具備“文字、金屬、城市”三要素的才夠得上“文明”。在良渚古城遺址被發現之前，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文明起源是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直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良渚古城、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等重大考古發現，特別是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國際學術界才改變了看法。眾多世界知名考古學家公開承認“5300年前的良渚社會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文明階段”。世界知名考古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遺址的復雜程度和階級制度，已經達到了“國家”的標准，這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內來看，良渚把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文明同樣的程度，幾乎是同時的。早在5000多年之前，良渚已經進入早期國家文明階段，不僅僅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源頭，也是東亞最早的文明。

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對良渚古城遺址給出了這樣的評語：良渚古城遺址（約公元前3300—前2300年），曾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個早期區域性國家的權力和信仰中心。該遺產証實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存在過具有統一信仰、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區域性國家。它代表了一個具有復雜功能和結構的早期城市文明，意味著長江流域對“多元統一”的中華文明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它是中國乃至東亞5000多年前史前稻作文明最高的成就，它是人類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杰出的范例。

良渚遺址是實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2003年7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良渚遺址調研，強調“良渚遺址是實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我們必須把它保護好”。

那麼，為什麼說，良渚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呢？

這是四代良渚考古人經過長達80多年的考古研究，用大量考古學物証、通過多學科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伴隨著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這樣的考古結論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

第一，良渚文化時期，生產力獲得發展，出現了復雜的社會分工。考古發現，距今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部分手工業生產開始走向專業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級陶器）。明顯的社會分工導致社會復雜化程度提高，意味著當時的良渚社會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階段。

第二，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出現了王權。良渚的考古發現証明：當時的社會階層分化顯著，少部分社會上層精英壟斷了社會管理權（如軍事指揮權、原始宗教祭祀權、玉器的支配權、分配權等），出現了最高統治者——王，形成了以玉禮器為標志的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及維護社會等級制度規范的禮制。貴族、權貴控制著玉器等重要資源以及高等級手工業制品的生產和分配。出現了用來埋葬王和其他高等級權貴階層的專門墓地，以及隨葬高等級禮器的大型貴族墓葬。

第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不斷增加，人口顯著增多，城鄉明顯分野，出現了都邑性城市——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是當時這個區域性早期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良渚古城、水利系統等超大規模的公共設施需要組織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興建，反映了王權的出現。

第四，出現了“王”所管轄的區域性政體和凌駕於全社會之上、具有暴力職能的公共權力——國家。國家的產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質特征。良渚古城鐘家港遺址考古發現的20萬千克炭化稻谷表明，大量的稻谷資源被王國政權征用到王城內。也有考古物証顯示，戰爭、刑罰和殺戮等暴力行為已經出現，祭祀等禮儀活動更是在社會生活中佔有了重要地位。

良渚遺址的以上幾個特征，並不包括以地中海和兩河流域文明為基礎所總結的、西方學術界常用的“文明三要素”中的兩條文明判斷標准，即文字和金屬。這種差別，正是中華文明不同於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說明人類文明的起源和歷史的發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而這種學術觀點，以良渚遺址“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文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標志，得到了國際的普遍認同，也標志著我們為國際學術界貢獻了“何為文明”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