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文化主體性

歷史唯物主義以考察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為核心要義，文化是對人類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總和的概況性表述，因此，理解文化的形成及其功能無疑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方法論的題中之義。在每個偉大的變革時刻，意識形態形式也就是文化的變革都是必然的和必需的。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上，面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變革時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課題，這是在當代中國實踐基礎上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運用和創新發展。要深刻理解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內涵，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予以考察和把握。

文化主體性：既定的與生成的

文化是一個民族得以可能的最重要因素，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正是因為它在文化上具有歷經風雲變幻而始終強健的根與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証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正是受到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塑造的文化主體性的維持，中華文明得以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能夠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時勇於接受新事物，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本族文化，同時還保持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兼收並蓄，在為全人類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同時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文化主體性和歷史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樣，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恩格斯指出，辯証法的革命性質就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在辯証法的視野裡，一切事物都是一個不斷生成和滅亡的過程，一個無休止地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社會現實是一切上層建筑的最終根據，社會現實的變化必然驅動著它的文化表現形式發生或快或慢、或大或小的變革。換言之，文化主體性既是既定的也是生成的，它總是在自我革命中維持其自我同一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本身就是在不斷變革中實現它的自我確証，從先秦到明清，以儒家傳統為主體的中華文化隨著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政治形式的不斷變化而進行著自身主題的傳承與創新，形成了體系完備的思想學說和深沉厚重的思想傳統，其間還隨著對佛教東漸的吸納而完成了儒釋道的融合以及文化形象的重塑。歷史表明，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持續與流變的辯証統一。

但是，近代以來，中華文化主體性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持續與創新之間的和諧辯証被打破。西方列強憑借工業革命的支撐和資本主義的逐利驅動開始了面向東方的侵略和殖民。隨著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文化主體性也在兩難之間搖擺：一方面，固守傳統無法催生現代化，落后就要挨打，中國必將完全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全盤西化不僅難以成功，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自我滅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宣告中華民族現代化的進程歷史性地轉變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以社會主義為定向，宣告古今中西之爭有了明確的化解方向，也宣告中華文化主體性再造走出兩難困境，即從失敗的“中體西用”方案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結合方案之所以能在過去一百年歷史中得到實踐上的成功，並促成開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歷史唯物主義能給予最充分的說明：其一，社會的變革從來就不是在真空環境中進行的，它受到包括文化傳統在內的各種無法擺脫的社會條件的制約，我們甚至在世界上找不到有兩個民族走完全相同的一條現代化之路。馬克思曾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對於智慧的改革者而言，他們需要把普遍的現代性有機地納入既定的傳統。而回到中國的處境中，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化的定向，正在於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有強烈的拒斥個人主義的傾向，在以仁愛和大同為價值追求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然地沒有培育利己主義的土壤。習近平總書記的話道出了經由“第二個結合”而重塑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其二，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從來不以一元論來判斷事物，而最善於用歷史發展的尺度從復雜的事物中分析出進步與反動的因素。我們發現，洋務運動派和“全盤西化”派都犯了一元論傳統觀的錯誤，前者將傳統文化視為聖物，試圖隻利用物質技術卻不允許對傳統做任何更改，后者則將傳統文化視為純粹敗壞、反動的力量，隻欲完全除之而后快。這兩種相反立場都將傳統視作一個不可變更的整體，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盤舍棄，而結果都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以辯証法為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則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尺度，從傳統中分離出糟粕和優秀，他們既清楚一成不變的傳統必然覆滅，也清楚現代化所要求的那些因素，如自由、平等、理性、富裕等，已然包含在中華既有的文化主體性之中。如何將這些古老的要素在現代語境中喚醒並發揮積極的作用，才是真正考驗智慧的地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雙創”原則為文化主體性的當代重塑指明了方向：“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証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世界歷史中的中華文化主體性

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全人類的普遍交往，現代人也必然獲得其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在現代，“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這個哲學上的論斷在經驗層面有一個更具體的表現，即“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必須指出的是，世界文學的形成，絕不是使所謂的“野蠻”民族從屬於“文明”民族，甚或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那只是西方資產階級憑借其強力和霸權而試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強勢擴張，世界上幾乎所有古老的民族和文明都遭遇現代化的危與機。它們有的喪失文化自信，全盤接納西方的器物、技術、制度和價值觀，致使它們的悠久文化中斷乃至湮沒，但即使付出了如此代價，它們中的絕大部分還是沒有成功完成現代化轉型，反而因為文化排斥而變得不倫不類、混亂不堪，最終徹底淪為“落后”民族。也有的由於故步自封、食古不化，至今仍然封閉落后，與世界文明和人類共同價值觀格格不入，以致在現代化進程中徘徊不前，最終成為現代世界的異類、“他者”乃至野蠻的破壞者。無論是從西方立場出發的文化殖民主義，還是從非西方立場出發的文化保守主義，其內在邏輯都是基於特殊性原則“文明沖突論”，即各種文明要麼彼此吞噬，要麼必然維持緊張的對抗。

然而，基於普遍聯系和統一融合原則的唯物史觀則展現了進入世界歷史后各民族建立其文化主體性的新的可能。科學共產主義就是西方文明內部各民族文明之間一次交流互鑒乃至融合的成功案例。馬克思以德國文化，特別是其深厚的哲學傳統為基礎，發揚外來文化沖擊中的積極因素，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命體。具體來說，就是我們熟知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融匯而誕生的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科學共產主義對人的解放的那些標志性設定，如異化的消除、勞動作為第一需要、自由王國的達成、永久和平的實現等，都來自馬克思對德國哲學傳統中優秀成果的汲取、轉化和提升。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既具有鮮明的德國哲學的特征，又為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開辟新空間，為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現代化帶去了啟蒙，既肯定了資本主義文明取得的發達生產和普遍交往的成就，又揭示了不同於被資本主義文明剝削、殖民、傾軋的，另一種人類可爭取的美好生活的圖景。

進入21世紀，當馬克思主義理論隨著它的中國化而變為成功現實並愈加煥發生機時，一個新的時代課題出現，那就是偉大的中華文化將如何在世界歷史中建構其主體性？馬克思給予我們啟示：其一，要在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實現自我確認。文化的繁榮離不開兼收並蓄、兼容並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一種文化越包容，就越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在當代中國，“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在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將在這一進程中繼續綿延繁榮。其二，要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設中完成自我提升。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統一中生長起來的，但它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基因，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它的內涵要義和價值取向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根本一致，與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要求根本一致。經由“第二個結合”淬煉的中華文化主體性承擔著為全人類解放和自由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就是這一使命最庄嚴的表達：“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作者系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原文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