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與中和：從思維方式看“第二個結合”的內在契合性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契合，意為兩相符合。不同事物的契合性就是一種先在的共同性。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實現“第二個結合”，正是由於兩者在思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和融通性。思維方式是指看待問題的方式和角度，具體表現在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上。因此，從思維方式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進行分析，就顯得尤為必要。

辯証思維：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思維方法

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是在批判性繼承人類認識史積極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辯証法思想的合理內核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創立了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一過程實現了西方哲學演進史上的問題域轉變，超越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學。由此，馬克思以實踐為中心，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進行了徹底批判。他認為，現存世界中的自然和社會是在人類實踐中融為一體的。實踐作為人類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客觀物質活動，實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有機統一，從而確立了辯証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方法，這是由對立統一規律概括出來的。馬克思認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的范疇，就是辯証運動的實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否認事物矛盾的觀點，全面論述了矛盾規律，並提出“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重要命題。列寧在《辯証法的要素》一文中提出：“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強調：“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因此，對立統一規律被稱為唯物辯証法的實質和核心，因為它揭示了普遍聯系的本質內容和發展變化的根本源泉。

辯証思維的實質是按照唯物辯証法的原則，在聯系和發展中把握認識對象，在對立統一中認識事物。馬克思將辯証法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証統一等。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

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具有普遍性，它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根本方法。這種思維方式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領域，也適用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為我們分析和解決復雜問題提供了有力工具。同時，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也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在當代，面對新的時代挑戰，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仍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解釋力。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中和”辯証思維方式有著深刻的相通和互補之處。這種內在契合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重要基礎，也是實現“第二個結合”的內在動力。

中和思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導思維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以“中和”思想為核心，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根魂。這種崇尚和諧、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成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貴和尚中”不僅是一種文化理念，更是中國之為中國的重要標志，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獨特智慧和寬容品格。

中和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一論述奠定了中和思想的基礎，將“中”與“和”提升到宇宙本體和萬物生成的高度。春秋時期，晉國史墨提出“物生有兩”的觀點，開啟了中國傳統辯証思維的先河。《左傳》記載：“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這一思想為后世的陰陽學說和辯証法思想奠定了基礎。孔子進一步發展了中和思想，提出“執兩用中”的觀點。《中庸》記載：“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一思想強調了在矛盾雙方中尋求平衡的重要性。道家思想對中和思維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老子在《道德經》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一觀點強調了陰陽對立統一的關系，以及和諧的重要性。宋明理學時期，中和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化。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提出“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的觀點，強調了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朱熹也說：“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只是陰陽而已。”（《朱子語類·邵子之書》）到了明清時期，王夫之提出了“兩端一致”的詮釋思維，將中和思想應用於經典詮釋中。他指出：“天下之萬變，而要歸於兩端。兩端生於一致。”（《老子衍》）這一思想強調了對立面的統一性，為中和辯証思維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和辯証思維的核心在於強調平衡與和諧。它不僅關注事物的對立面，更注重對立面之間的統一性和相互轉化。這一點在張載的《張子正蒙》中體現得十分鮮明。首先，從內涵來說，中和思維首要強調的是“一”與“兩”的關系。張載提出“一物兩體”的觀點，認為作為世界本始的物質實體“氣”是兼涵陰陽的統一體。他指出：“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張子正蒙·太和》）這種思維方式強調了統一體與對立面的密切關系。張載進一步闡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張子正蒙·太和》）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一”與“兩”的辯証關系，即統一體與對立面的相互依存性。其次，中和思維十分注重對立面的相互作用。“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張子正蒙·乾稱》）這種觀點強調了對立面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永無止境的。他進一步指出：“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蕩，升降相求，絪蘊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張子正蒙·參兩》）這一論述生動描繪了對立面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再次，中和思維致力於揭示事物變化的內在根源。張載提出：“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張子正蒙·參兩》）這一觀點明確指出了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在於事物所包含的對立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思想對后世的辯証法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和思維還特別強調事物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張載認為：“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張子正蒙·太和》）這一觀點既肯定了世界的多樣性，又指出了萬物的統一性基礎。最后，他提出“對”“反”“仇”“和”的辯証過程。張載指出：“有反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張子正蒙·太和》）這一思想描述了事物發展變化的辯証過程，充分體現了中和思想的動態性和過程性。

中和思維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貫穿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美學、醫學等領域的主導思維方式，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在哲學領域，中和辯証思維成為解釋世界和指導實踐的重要方法。王夫之的哲學思想在宇宙論、認識論和歷史觀方面都體現了深刻的辯証法思想。他提出：“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缊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船山遺書·張子正蒙注》）。與張載相近，王夫之從宇宙本體論的高度，充分肯定“太和”是宇宙存在的最完美秩序（“和之至”），這種秩序又恰是以“陰—陽”等對立面之間的“絪缊”與“合同”為前提，故而存在的秩序不僅表現為靜態的方式，更是在內在的意義上展開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在美學領域，中和思想成為評判美的重要標准。中國美學以“中和”為最高境界和理論范式，“中”同“美是和諧”的古典美學理念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范式。在政治思想中，中和思想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孔子的“執兩用中”思想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強調在各種矛盾中尋求平衡與和諧。在醫學領域，中和思想成為中醫學的核心理念。中醫學的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都體現了中和辯証思維。《素問·生氣通天論》中指出：“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強調了陰陽平衡對健康的重要性。在文化傳承和創新方面，中和辯証思維也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中華文明從其源頭就形成了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和辯証思維方法，並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由“中”致“和”，展現出一種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人類社會及宇宙萬物的一種認識過程和思維推理模式。

中和思維與辯証思維的內在契合

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和辯証思維雖源於不同的文化體系，但在哲學理念、思維方式和價值追求上存在深刻的內在契合性。

首先，兩種思維方式都強調對立統一的辯証關系。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核心是矛盾的對立統一，認為事物的發展源於內部矛盾的運動。中和思維同樣強調對立面的統一，如張載提出的“一物兩體”觀點：“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這表明中和思維也認識到對立面之間的相互轉化和統一。其次，兩種思維方式都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要用聯系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中和思維同樣強調整體觀，這種整體性思維使得兩種思想都能夠全面、系統地分析問題。再次，兩種思維方式都重視實踐和變革。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中和思維雖然強調和諧，但並不意味著固守現狀，而是通過調解矛盾、化解沖突來推動發展。如王夫之強調詮釋應是一種歷史的詮釋，要在“兩端”的理解中感悟“一致”的歷史之道。最后，兩種思維方式都指向理想社會的構建。馬克思主義指向共產主義社會，中華傳統文化則指向大同社會。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兩者都追求一個和諧、公正的理想社會。

盡管存在諸多共同點，由於根植於中西不同的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思維與中和辯証思維之間仍然存在諸多顯著差異。首先，兩種思維的理論基礎不同。馬克思辯証思維建立在實踐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強調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中和思維則源於中國傳統哲學，包含了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等觀念，如老子所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種思想帶有一定的唯心主義色彩。其次，對矛盾的認識有所不同。馬克思辯証法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認為矛盾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和思維雖然也認識到矛盾的存在，但更強調調和矛盾、追求和諧。再次，方法論上有差異。馬克思辯証法提供了一套系統的分析方法，包括矛盾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等﹔中和思維則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思維傾向和價值取向，方法論體系不如馬克思主義那麼嚴密。最后，在社會變革的路徑上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強調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社會變革﹔中和思維則更傾向於通過道德教化和制度改良來實現社會進步。

盡管存在差異，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與中國中和辯証思維在深層次上仍然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補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

首先，兩種思維方式都致力於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証統一原理，實質上是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系。中和思維中的“中”和“和”同樣關注這兩個層面的關系。如《中庸》中所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共同關注為兩種思維的結合提供了基礎。其次，兩種思維方式都強調發展的動態性和辯証性。毛澤東同志曾用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解釋“中庸”，他說：“過猶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這種解釋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思想的深度融合。再次，兩種思維方式在實踐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中和思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思想素材。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也為中和思維注入了新的活力。恩格斯強調：“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這種觀點與中和思維的靈活性相呼應。最后，兩種思維方式的結合為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復雜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這種結合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開辟了新途徑。中和思維提倡的不偏不倚、和而不同，為我們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處理各種關系提供了智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則為我們在新時代推動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總之，馬克思主義辯証思維與中國中和辯証思維的結合，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大歷史觀和大文化觀。這種結合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在深層次上的融會貫通，創造了新的文化生命體，它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又深深扎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這種結合為我們在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動力。

（執筆人：胡勇 孫強）

（原文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