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封建主義：數智時代的資本主義批判

【洞察】

數智技術的狂飆突進給當代資本主義帶來雙重挑戰：推動全球技術主導權重新洗牌的同時，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結構性矛盾的系統觸發。近年來，伴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普遍使用，圍繞“技術封建主義”的討論在西方學界興起。技術封建主義現象的出現，是數智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壟斷、技術霸權、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的結果，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內在痼疾與弊端，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難以克服的治理挑戰。

技術封建主義的興起與“從契約到身份”的退步

技術封建主義描述了這樣一種愈加明顯的趨勢：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資本主義並未如其承諾的那樣走向一個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未來，反而內在矛盾進一步凸顯，出現了類似於封建時代的形態——少數科技巨頭或平台企業像封建領主一樣掌握了大量數據和權力，而普通用戶則像農奴一樣被束縛在這些平台上，失去了對自身數據和勞動成果的控制權，呈現出一種前現代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等級。在新技術經濟崛起和技術寡頭政治的作用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正在退回某種意義上的“封建主義”。技術封建主義是一個綜合性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內涵：

“數字圈地”。平台壟斷導致數據產權的集中化和排他性，數字平台企業通過構建多平台的體系和配套的終端體系，佔有更多網絡領土並攫取數據產權，形成了新的壟斷。算法是確認數據產權的“圍欄”，其精確測量和提取數據生產者新創造的價值，並通過隱藏的業務排斥、非公平定價等方式保持排他性。在西方，超級技術平台佔有全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量，如美國“七巨頭”的市值就佔據了美國整個股市市值的23%。

“數字地租”。數字技術推動了基於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品牌、專利、數據）的壟斷，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在這個曲線中，設計與研發以及銷售與服務環節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而生產環節的利潤則在不斷減少。這種基於無形資產的壟斷推動了租金的轉移，使租金取代了利潤，少數企業能夠通過租金獲得更多收益。

“數字依附”。平台企業通過算法治理，對用戶進行自動化的管理，剝奪了用戶的反身性空間，即挑戰現實的能力。這種治理形成了一種算法與自動化社會控制，使得數據生產者在數字領地內經受著類似於封建時代的人身依附關系，完成無償或不穩定的工作，處於被剝削的地位。

“數字領主”與“數字農奴”。科技巨頭建立了對數據產權的控制，以此佔有原始數據生產者的經濟收益，並逆向控制其社會交往，自身則成為寄生的收租者、封建領主式的食利者，完全依賴於數據生產者的創造。技術封建主義可能導致社會階層固化，其中新的統治階級掌握國家貨幣和非市場領域，通過“贏者通吃”制造社會斷裂，加劇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固化。

可見，“技術封建主義”的概念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用以觀察和描述新技術環境下的重大經濟社會和政治現象，以揭示這些變化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及政治、經濟秩序的深遠影響。英國歷史法學派奠基人梅因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現代社會取代封建主義是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將人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家族關系束縛下解放出來。而技術封建主義之下，新科技革命與數字經濟增長的成果被限制在“數字領地”之上，經濟難以實現持續增長，更未導向全民共享，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矛盾日益加深乃至尖銳對立——數字身份的確認反而導致了要素壟斷、平台依附和反向控制，帶來一場“從契約到身份”的退步。

技術封建主義的弊病無法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被克服

技術封建主義現象的根源在於對包括數據、技術在內的新興技術資源的集中化佔有、掌控和利用。克服技術封建主義，需要許多具體條件，包括數據資源的所有制形式、數字技術的利用方式以及針對數字技術的治理形態。技術封建主義符合資本主義的原則和邏輯，本身就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生的產物，因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應對挑戰、克服問題的必要條件終究無法真正建立起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私人企業手中。數字技術的加持，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資本集中的規模和速度，形成了新型的集中和壟斷。西方媒體時常議論的市場“虹吸效應”，多數情況指向新興科技巨頭形成的“贏者通吃”“強者愈強”的經濟發展效應。當前，科技巨頭不只是西方世界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已成為整個經濟體系的核心節點。而相比傳統企業，西方政府對這些科技企業的發展依賴程度更高，尤其是在推動科技創新和提升競爭力等方面。這種高度依賴，導致政府難以實施有效的監管政策來應對技術封建主義問題。

與此同時，大型科技企業不僅控制了海量數據資源和平台架構，強化了對公眾和用戶的控制，而且據此分割了大量原本屬於政府的公共職能，在某種程度上掌控了公共產品供給能力。一方面，數據和技術資源的壟斷是科技巨頭確保其市場競爭地位和巨大政治影響力的關鍵，唯有確保這種壟斷能力，才能確保自身對其他力量甚至對國家政權的掌控權，因此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放棄這種權力，更不可能將之轉化為社會共享資源﹔另一方面，盡管社會不平等狀況不斷加劇，且科技巨頭進一步固化了這種社會分化結構，但資本主義國家卻並未展示出治理和監管意圖，其政治體制更是在應對科技壟斷和數據治理問題上顯露出巨大缺陷。科技巨頭通過游說、政治捐款等方式，影響政策制定者，使政府難以對這些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管或進行深層次改革。不唯如此，一些科技巨頭運用先進的技術能力，操控立法和輿論，甚至干預國家選舉和重大政治安排，目的就是為自身謀求更加寬鬆自由的發展環境。當今世界，主要西方國家針對數據壟斷或過度集中的立法依然滯后於現實需求，這背后除了大型科技企業的積極游說，也有許多科技企業強化了自身的國際性運作，進一步加大了政府監管的難度。可見，技術封建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和固化，原本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本體呈現﹔新型資本、技術壟斷、政治割裂多重因素的復雜交織和持續堆積，必將觸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結構性矛盾的系統爆發。

（作者：張源，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