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探源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中華文明崇尚和諧，“和”文化源遠流長，“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充分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提煉展示全人類共同價值內蘊的中華傳統宇宙觀、道德觀根源和開放包容的天下觀、社會觀基礎，對於凝聚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觀

中華傳統宇宙觀呈現出“物我”之間的交融貫通，追求人類社會與宇宙萬物和諧統一的理想境界。“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正是源於古聖先賢對“天人合一”“天道無私”的深刻體悟，是建立在天地自然之道、歷史發展規律和社會倫理關系基礎上關於人類生存的文明范式。

人類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共同、普遍的生產生活實踐客觀上決定著全人類存在共同利益，必然要求共同價值。同宗同源是共同價值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西方文明推崇“人為自然立法”，其世界觀和認識論均體現出“二元對立”的鮮明特征，著力劃清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強調自我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由與權利，不可避免地帶來主體與客體間的矛盾。中華文明強調整體和諧，超越了西方人與人、人與物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把人與天地萬物視為一體同源，進而衍生出天地萬物和合共生的諸多理念，建構出一個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基礎的思想體系。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一切，《周易》有雲：“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孕育和承載生命。人也是天地的產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與“人”共處於一個大的生命共同體，“唯天為大”“唯人為靈”。《道德經》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人與天地萬物同源、同構、同體，因而能夠感官相通而同理、同心。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公平、正義的存在根據源自“天道”公正，在社會中踐行公平正義就是遵從天道。天之為天，最基本的德性即是公正無私，天地無私所以才能仁民愛物、萬物各得其所。道家認為“道”是化生和規定宇宙萬物的根本，公平正義是“道”的基本價值屬性，所謂“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用自然的常理來看萬物本沒有貴賤的區別。儒家主張“禮本於天”“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地日月無私地覆蓋、承載、照耀著萬物。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公平、正義”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貫穿於自然、社會、人際、家庭、邦國等各個方面。

“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天下觀

自古以降，天下主義的思維方式和信仰追求始終備受推崇，“以天下為己任”成為中華民族歷代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承載著古人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暢想，“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鑄就了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和平底色和優良傳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前途命運休戚相關，部分美西方國家奉行本國優先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化所推崇的人本主義極端化的表現。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和人類關懷是涵養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源頭活水，使當代中國秉承別具一格的大視野、大格局、大境界而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堅定倡導者和模范踐行者。

“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天下觀是中華“和”文化在處理民族與國家關系時的直接反映，也是“天人合一”宇宙觀走深走實的重要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自古就有超越民族國家范疇的天下觀念，“天下”並不是一個有實際指涉的疆域概念，更多表現為一種關於文明和世界秩序的想象與建構，是一種超越的、普遍的命運共同體價值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成為中華文明天下觀的典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彰顯出中華民族心憂天下、大庇天下的家國情懷和人類關懷。儒家文化中治國理政的理想境界就是實現友愛互助、安居樂業、和平有序的大同社會，尤其是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功夫更是為世人熟知，以“天下人”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天下真正成為公共事務領域，天下治理以“公”為先。

“天下為公”不僅成為社會公序良俗的價值准則，同樣奠定了中華民族在處理國際關系中一以貫之的和平共處思想原則，“協和萬邦”“四海同風”“天下一家”承載著中華民族亙古不變的道義情懷和理想追求。“協和萬邦”實際上是對“天下為公”理念的踐行，《尚書·堯典》記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段話贊美了“堯之德”，講他治國有方，由家族和諧擴展到社會和諧，進一步實現邦族之間的和諧相處。堯帝“協和萬邦”思想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成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連續不斷的重要保障。

“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社會觀

“和，相應也。從口，禾聲。”“和”原義為聲音相應、伴奏和諧，進一步衍生出“和諧”“和睦”，體現了自然、社會、人際、心靈等各方面均衡、穩定、有序的關系。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和同之辯”的命題，《國語·鄭語》有雲:“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實現了和諧萬物即可生長發育，如果完全相同，則無法發展、繼續，絕對的同一、無差別的等同排斥異質的文化因素和成分，必然導致停滯僵化，“和而不同”才能豐富自身、滋生萬物，這是事物發展的內在根據和動力。儒家則將“和”視為最高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將其引申到人倫關系中，立身處世不能無原則地追求絕對同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同樣是邦國秩序建構的重要原則，在“和”的基礎上尊重各國差異又遵守共同秩序，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在文化差異性中尋求統一，在文明多樣性中達致“大同”。

“和而不同”蘊含著深邃的民族哲學智慧，“和合共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重要的思維方式和生存理念。“和”與“合”音同義近，“和”影響、促成著“合”，“合”是“和”的結果，體現為融合、合作，因此“和”與“合”融為一體，不僅強調事物之間的多元共存，而且指向萬物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平等互惠狀態。“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不僅是辯証邏輯的運動過程，也展現了中華民族觀照世界的獨特方式，天下萬物由和而生、由合而成，其發展趨向正在於遵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和平共處、“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共同發展，求同存異、共生共榮。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在中華文化守正創新和兼收並蓄中孕育出來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充分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與強行輸出販賣、追求絕對同一、旨在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所謂“普世價值”有著天壤之別。“和”是彰顯中華文化本質屬性的價值理念，以“和”的理念觀察宇宙、觀照天下，進一步落實到社會交往、社會治理層面，便凝練為“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社會觀。作為“和而不同”的現代表達和凝練升華，全人類共同價值在不同中尋求共同，不僅凸顯了中華民族“和實生物”的生存法則，也為解決當今人類面臨的共同困境提供了有益鏡鑒，彰顯著“不同”與“大同”的辯証智慧。

“仁者愛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觀

“講仁愛”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價值信仰和處世之道，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提出和踐行正是“仁者愛人”這一核心價值觀跨越時空的呈現，閃耀著“推己及人”的智慧光芒，揭示了當今時代國際交往中的道德准則，即國與國之間相互尊重，不把自身的好惡強施於人。

“仁，親也。從人從二”。“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成人的本質規定和要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以“愛人”為總綱，儒家認為這是人所共有的仁愛之心，由此實現了人性、親情和“仁愛”的共通，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普遍認同的倫理基礎和道德規范。以“仁”為核心的倫理范疇和道德理想歷來為中華民族所推崇，人與人的關系首先是以血緣親情為紐帶建立起來的，體現為一種自我與他人相互體恤、友愛互助的交互性倫理規范。至此，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構成了一個由遠及近、由外向內的價值同心圓，實現了人與自身、人與他者、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多維和諧。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孤立個體，而是與自然、他者和社會共生共榮的存在，由此“推己及人”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普遍奉行的價值理念。人類在長期普遍交往中產生了對他人的“共情”能力，這種倫理道德層面的“愛人”之心是相通的。在孟子看來，“愛人”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彰顯的正是超越親情關系、“推己及人”乃至宇宙萬物的人類大愛。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和平、發展、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要積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智慧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全人類共同利益為交匯點，使其與現代國際社會相適應，為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強勁精神動力和堅實價值支撐。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

（原文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