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實踐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維護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2023年10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講好中華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媒體傳播時代，信息傳遞的速度與廣度較之以往有了質的飛躍，與此同時，網絡傳播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宣傳輿論工作面臨諸多挑戰。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大力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實踐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四全”媒體的出現以及無孔不入的信息交流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挑戰。伴隨著印刷媒介、電子媒介、數字媒介、智能媒介的技術變革，中國媒體融合的實踐已經進入全媒體時代。與此同時，網民群體也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7.5%。網絡是信息流通的渠道，更是人際交往的新平台、生活服務的新場景、文化交流的新陣地。以網絡為基礎設施的傳播實踐在講好中華民族故事的系統進程中發揮著搭建認同基礎、增進價值共識、強化認同自覺的重要作用。不僅如此，以智能推薦為特征的算法傳播、以語言學習為基礎的內容生成技術正深度介入數字傳播領域，重塑了信息傳播的格局，也為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了新的工作面貌。

明確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傳播原則及主要傳播任務，有助於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扎實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對於推動講好中華民族故事的傳播理念創新和研究范式創新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服務於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撐和傳播動能。

一、共識與交融：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指向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源於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具有扎實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基礎。中華民族作為“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從本質上來講，中華民族是國內各族人民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聯結性民族實體，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為一種群體認同意識。全媒體時代，大眾的信息傳播活動形式愈發豐富，傳播訴求日漸強烈，平台媒介、人工智能等技術要素不斷提高公眾間溝通的便捷程度，大眾盡情地表達自我、參與公共事務，在信息交互中更新自我認知，實現情感和關系的動態塑造。當傳播從單向度的“告知”走向雙向互動的“對話”，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實踐對於群體意識生成及鞏固的作用更顯突出。

做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有利於統領輿論、凝聚共識，夯實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思想基礎。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輿論的力量可謂波瀾壯闊，沖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塑造著社會的時代風貌。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浪潮中，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傳播媒介猶如一個個強大的磁場，能夠有效地匯聚個體、聚集關注。用好傳播渠道，尤其是形式多樣的新媒體平台，能夠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知識、訊息等快捷地傳達至泛在的社會成員，使之深入人心。而值得重視的是，要守住意識形態陣地，積極穩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就必須充分認識到涉民族因素輿情的突發性、復雜性和分延擴散性，建立起常態化的傳播實踐機制，在輿情處置、新媒體意見領袖培養、多平台傳播策略制定等方面下功夫，從而提高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引導社會輿論朝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以正面價值宣傳為綱，以防范輿論風險為常，全社會便能凝聚起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識，從而奠定民族關系和諧發展的基石。

做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有利於豐富內容、拓展渠道，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成效。當前在各大新媒體平台上，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各民族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內容創作如火如荼，民族文化所蘊含的獨特價值借由圖文、音頻、視頻、H5等多媒體形式廣泛傳播，在媒體創意的加持下實現潤物無聲的教育效果。一方面，隨著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紅書等媒體平台以生活界面的方式深深嵌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媒介內容變得隨時可接觸、隨處可瀏覽，在媒介體驗與互動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教育自然發生，通過行為示范、情緒感染等方式影響個體認知，形塑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在技術普遍賦權的背景下，當下流行的媒介文本尤其是影像文本生產大多具有鮮明的個體化特征，體現出個人生活體驗與歷史記憶生成的勾連，從而跳脫出傳統的說教模式，彰顯出前所未有的感染力。當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通過媒介生動立體地展現於大小屏幕之上，那些獨特的民俗風情、新穎的生活方式、朴素的思想觀念，都如同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吸引著不同地域的人們注目欣賞。在這個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了解與尊重日益加深。這種了解與尊重，不僅僅是對文化現象的表面認知，更是對深層次的歷史背景、價值觀念的探索。通過參與傳播，各族群眾得以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歷史變遷、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真正做到換位思考，理解並尊重文化差異，從而切實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教育效果。

做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有利於增進溝通、增強認同，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更迭的傳媒技術憑借即時鏈接、實時互動的功能特征將廣泛的公眾聯結為關系網絡，催生了新型的網絡化關系。每一個個體都是網絡中微小的關系節點，但在作為集體的公眾時，其在內容共創以及公共事務協商方面釋放的強大影響力已成為傳播場域中的新變量，使傳播的實踐邏輯開始由“線性執行邏輯”向“網絡運行邏輯”轉變。信息互通有無，文化交融互鑒，跨民族、跨區域的傳播活動猶如橋梁連接著各民族，使得各族人民得以深入全面地交流與互動，並以協作的方式共同闡釋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在這個過程中，各民族成員也將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己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身份。這種認同感不僅僅是對個體所屬民族的自豪感，更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它像一根無形的紐帶，將各民族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凝聚力。正是這種凝聚力，使得中華民族在面對各種挑戰時都能夠團結一心，共同應對。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的當代挑戰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民族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化，發展成果惠及各族人民。但隨著社交媒體興起以及媒體融合發展不斷深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在場域、場景、場合層面均面臨挑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討論其傳播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在全媒體的革新語境和信息流轉秩序下進行歸因。

（一）國際國內場域交疊加劇傳播環境的不穩定性

21世紀以來，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迅速崛起，中西方之間的力量對比出現重大變動。在國家交往日益加深的趨勢下，意識形態的對抗也隨之加劇，面對國際輿論生態的失衡，中國國際傳播的話語建構在諸多方面遭遇了現實危機，長期固化的國際輿論格局限制了中國的話語生產空間，使中國在國際傳播中成為模糊的他者。網絡時代，傳播徹底打破了時空限制，在信息流動的意義上，“地球村”的面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在每個人面前。尤其是社交媒體崛起之后，每個個體都在信息獲取渠道上獲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性，以往國內與國際傳播兩個場域的界限不但趨於模糊，而且實現了深度交疊。這種交疊不僅體現在信息傳播的渠道上，更表現在內容層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民族地區的滲透和破壞活動時而有之，一些媒體利用民族、宗教等問題，散播極端分裂思想，挑撥民族關系，企圖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與世界各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能在國內層面凝聚共識形成合力，更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生動力。正確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傳播實踐尤其是國家傳播中面臨的時代挑戰，才能找到改革和創新民族工作的有效路徑，適應數字時代特點，為中華民族構筑共有的精神家園。從我國國際傳播的新的形勢和任務出發，必須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因此，在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警惕和抵御各種極端、分裂思想的滲透顛覆，防范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通過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用科學、理性的觀點引導民眾，增強其辨別能力和思想定力﹔通過加強網絡安全管理，切斷極端、分裂思想傳播的渠道，切實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要以中華民族復興的斗爭實踐為基礎，加快構建融通中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與敘事體系，以時新的技術手段為內容創作賦能，以國際化的語言和語法為中國故事拓維，以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為中國聲音增量。

（二）去中心化傳播格局影響主流媒體的傳播力

在黨的新聞史上，黨報從來都是各種進步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增進群體認同也一直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任務。但是，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移動網絡得以普及，平台化媒體迅速崛起並成為媒介生態中的整合性力量，大眾借助各種信息平台以一個個節點的狀態散布在茫茫網絡空間中。讀者也好，聽眾或觀眾也罷，當信息的接收者從受眾轉變為“網民”，他們就不再是“坐等”信息發布的被動群體，而是游散在信息汪洋中的獨立又活躍的個體，憑借個人喜惡發表觀點、發布信息，以微小但遍在的力量大大豐富了網絡傳媒內容生態，使媒介內容充盈至前所未有的體量。公眾強烈的參與意願以及不可逆轉的參與趨勢主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去中心化變革，致使專業內容生產者在生產和分發兩個關鍵環節都喪失了優勢，傳統媒體長期賴以生存的大眾傳播機制部分失靈。當主流媒體對新聞傳播生產資料的壟斷控制難以維持，主流宣傳的聲量也隨之受到影響。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公眾的參與也使得許多不被專業媒體重視的邊緣事實、獨特觀點進入公共視野，甚至成為廣受關注的熱點事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微博，如英國傳播學家尼克·庫爾德利（Nick Couldry）所言：“在中國獨特的政治語境中，微博的政治權重無與倫比，遠超推特在西方的地位”。在公開的觀點市場上，任何一位網友的發言都有可能演變為一場全民關注甚至舉世矚目的輿論風波，這反映出新媒介重構社會與世界關系的力量。當新聞傳播由告知走向對話，從簡單的專業化、組織化生產發展為復雜的“生產與再生產”模式，各種信息充斥於網絡空間，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流聲音面臨著被淹沒的風險。與此同時，網絡平台相對后置的把關設定也使信息流動中的不穩定因素增多，負面、消極的內容難以在第一時間被識別和攔截，其文本流動無疑將消解正面、積極內容的權威性。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發揮主流媒體的影響力，鞏固主流價值觀的地位，不僅是主流媒體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全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

（三）圈層化傳播模式消減共同體意識的引導力

當下社交媒體、短視頻APP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個個平台憑借自身的功能定位和風格把有著相似信息需求或交往目的的用戶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小不一、主題各異的網絡社群，從而使平台化的信息傳播呈現出明顯的圈層化特征。在算法推薦機制和社交關系的雙重強化作用下，社群聚類群體之間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為界，形成一定的圈層壁壘。圈層內部少與外部交流，自成“繭房”，信息流動存在障礙，這就導致一些負面信息和謠言極易在特定群體中流傳。與此同時，圈層內偏向於情緒化、碎片化的議題討論很容易在同質信息的堆疊和擴散中發酵，又因圈層的相對獨立性難以被主流媒體及時關注並介入，最終發展為負面輿論事件。

在涉及民族問題的熱點事件中，主流媒體通常能夠及時關注並介入負面輿論事件，通過權威發聲消除不良傳播偏向，發揮正面引導作用。但目前來看，主流傳播較難與網絡社群形成及時有效的互動，現有的網絡輿情監測和應對機制對圈層中潛在的負面輿情進行預警和干預的能力有限。若不能正確引導和處理平台上、圈層內的非理性信息傳播行為，就很可能導致傳播偏向和輿論爭議，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造成沖擊。由此可見，凝聚共同體意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統籌網絡平台的管理力量，通過完善算法推薦機制以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降低負面信息和謠言的傳播速度，提高正能量信息的傳播效果，從而增強不同圈層、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打破“信息孤島”，為形成廣泛共識奠定基礎。

主流媒體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和宣傳中佔據相對主動的傳播地位，其傳播的范圍較廣、速率較高、效果較為顯著，但隨著世界交往的持續擴大和深入，國際關系、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在與信息技術相互交織的過程中愈加復雜。在傳播層面，新媒介形式在傳播過程中的個體賦權產生顛覆性傳播效果，去中心化的網絡傳播結構已然形成，整個社會朝著深度媒介化的方向不斷演變。所以，國內國際傳播場域的交疊、去中心化傳播格局的形成以及傳播圈層化的加劇，分別從傳播環境、傳播主體、傳播受眾三個關鍵層面對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提出了挑戰。如何“讓互聯網成為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增量”，是民族工作和新聞輿論工作必須解決的問題。

三、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實踐路徑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系統進程中，高質量的傳播有助於互通信息、共建信任、同構共識。有學者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由各族人民的認知體驗、價值信念和行為意願三個要素關聯共存而成，而要將這三個要素呈現為歸屬感、關懷感和使命感的統一，就需要充分做好方向指引和動力激發。從傳播學的角度來歸納，設定提煉共識符號、發掘文化特色和創新敘事框架等實踐路徑，有助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和鞏固。

（一）提煉共識符號，以互動傳播建構集體記憶

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是中華優秀文化傳播的一個面向。一個文化體系的文化話語和文化交流是對其文化本體的一種表述﹔“語言本身是一高度系統化的編碼體系，擁有許多用以表達、顯現、交流信息和進行表述的手段”。文化總是體現為各種各樣的符號，人類的器具用品、行為方式甚至思想觀念，都是文化的符號或文本。文化的創造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符號的創造，符號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向人們傳達某種意義。文化的本質，就是借助符號來傳達意義的人類行為，所以一些文化學家堅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義的創造、交往、理解和解釋”。中華文明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歷經幾千年而從未中斷的文明，各民族在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以文化符號為依托，形成了深厚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是各民族成員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建構的，具有開放性，而不僅僅局限於某個民族單元特有的文化習俗的形成過程。集體記憶的產生過程同時是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和促進，形成了文化、歷史和社會的重要紐帶。各族人民在長期的交往交流、共同生活中形成共有的慣習，又在經濟生產活動、文化交流活動、社會交往活動中凝結出共同認可、意義相通的標志性符號，承載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經驗和歷史記憶。在傳統社會中，集體記憶主要通過口耳相傳、儀式活動和物質載體等方式得以傳承。而今，隨著數字化、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傳統的傳承方式不斷受到挑戰。

符號是意義的載體，借助於符號，意義才有被表達的可能。沒有符號，意義就無從談起，意義的過程即符號的過程。如今，共識符號的高效傳播和互動成為建構集體記憶的新途徑。在傳播學領域，傳播主體通常指代的是發出信息的一方，其掌握著對信息的控制權。雖然近年來隨著媒介終端的泛化與社交媒體的興起，原來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一方也開始被賦權參與符號的生產與信息傳播，但總體上仍然屬於接收者的范疇。而在傳播符號學的視野下，傳播主體的概念包含著傳播者和接收者兩個層面——接收者不單單是地位提高，還上升到與傳播者一樣的高度，那麼在進行意義的生產建構時也就必須充分考慮到信息接收者的情況，意義的把控權由傳播者和接收者共同享有。這就意味著，想要實現意義建構就必須把握傳播特性，精准地進行符號生產。

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中提煉共識符號，通過數字技術和網絡平台對各種文化符號、歷史記憶進行數字化處理，能夠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實現傳播和互動。這種傳播和互動不僅有助於構建中華文化共有符號體系、豐富共有敘事資源，更能在媒介記憶書寫的過程中喚醒、強化、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在文化符號的具體建構過程中，選擇和提煉不僅要注重體現文化多樣性和豐富度的本土特色符號，還要重視具備文化互通性和感染力的共有文化符號，由此兼顧本土與全球傳播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時代的集體記憶不僅僅是回憶和傳承，更是在互動式的傳播中生成的一種認同，能夠以符號“破圈”，以共鳴聚心。傳播符號學把信息理解為傳播主體因符號而產生互動，並由此所協商的意義，因此更加注重傳播主體的互動與協商機制。在傳播實踐中，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網絡平台的特點和優勢，有利於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集體記憶和共同體意識。例如：通過開發具有民族特色的數字文化產品，推動民族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和創新﹔通過網絡教育和在線學習平台，普及和傳播民族歷史和文化知識﹔通過在社交平台設置參與式的傳播議題，引導網民了解正面信息、參與正面討論，等等。在豐富的傳播活動中，各族人民共同的集體記憶得以匯聚和呈現，這種匯聚不僅增強了人們對共同體的認同感，更能在互動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發掘文化特色，以融合傳播強化民族認同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文化認同事關中華民族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著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共有精神家園的構筑，離不開文化傳播的作用和力量。從古至今，各民族文化深深植根於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深厚底蘊、燦爛輝煌的文化沃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構筑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了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來看是增強中華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增強文化認同是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工作，從文化出發，以傳播為媒，人們更能將抽象的民族身份具體化、場景化、生活化，在接受感官刺激的過程中了解歷史、理解自我、形成認同。在受眾個性化需求以及基於共同興趣的集群化特征凸顯的傳播場域中，以“血緣”“社緣”等要素為基礎的傳統社會關系正向以全媒體為核心紐帶的關系模式轉變，統一身份認同的建構必須依靠蘊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的文化根脈與思想根基。

一方面，要以中華文化為主干，以各民族文化為枝葉，打造根深干壯又枝繁葉茂的文化傳播內容體系。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諸如歷史故事、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都是民族認同和團結的重要基石。歷史故事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挖掘和講述各民族的歷史故事，可以使人們更好地了解和認同自己的文化根源，培植民族自豪感和歸屬感﹔各民族獨具特色的風俗習慣則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通過關注和展現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可以增進大眾對不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從而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而語言文字作為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更是具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在保護與創新並重的思路下傳播各民族語言文化，有助於增進交流、促進交往。以民族文化元素為依托，以繼承中創新發展的思路為指引，方能創作出更多具有深度、富有內涵的文化傳播內容，改變傳播同質化、模式化的現狀，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更加有理有據、可知可感。

另一方面，立足於媒體融合的新形勢、新格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也需全面遵循融合的規律，針對不同的傳播渠道做好立體化的策劃，面向不同群體有側重點地制定傳播策略。媒體融合的成功與否深刻影響著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融合傳播基於多樣化多層次的媒介形式形成立體傳播矩陣，在社會深度媒介化的過程中讓海量內容精准觸達每個個體。基於此，融合式的內容生產整合了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以及作為新生力量的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創作內容），信息資源空前豐富，為多途徑、立體化傳播提供了基礎條件。而更為關鍵的，是如何篩選內容、組合內容，在確保真實性和可信度的前提下實現契合渠道特點、貼近群體風格的“按需生產”。

融合式生產的另一要點是“傳播+”，即以媒介賦能的方式探索大眾參與、主流引導、全面覆蓋的融合傳播實踐路徑。借助短視頻、直播、微綜藝、社交媒體熱搜關鍵詞等創新傳播形式，一些融合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無論是以“短視頻+文旅”創造跨媒介旅行的新奇文旅體驗，還是通過“直播+非遺”引領更多人了解、關注並傳承文化瑰寶，或以“真人秀+融居”展現各民族互嵌共融的生活新風貌……“傳播+”的思維仿佛是一把鑰匙，打開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新天地，讓傳播為民族主題宣傳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在“傳播+”的基本路徑下，未來要更加重視社會生活層面的文化認同。技術本身是中立的，但技術應用於社會生活后必然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偏向。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媒介即是訊息”這一著名論斷，凸顯了媒介形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媒介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影響著人的思維和認知方式，不同媒介形態有著不同的偏向。尤其在數字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中，技術不僅是信息傳播的渠道，而且在學習人類語言和思維方式的過程中不斷改進，這就意味著人的意識與技術直接關聯在一起，技術價值以更加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人的認知。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面，就是技術對整個社會價值觀塑造的深度介入。因此，融合傳播對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絕不僅在於表層的技術層面，還在於更為根本的社會生活層面，因為智能技術使傳播徹底擺脫了宏大敘事的抽象性，以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實現了形式上的“去意識形態化”。

現代信息技術不斷改變著信息採集、合成、傳播和經營的各個環節的運行方式，媒體融合是現代信息技術推進的信息傳播的技術手段、功能結構和形態模式的界限改變及能量交換﹔隻要人類的信息需求在變化，隻要信息傳播技術在發展，媒體融合就不可能是一個定態，它不可能終結。因此，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社會領域，要想實現有效傳播，融合傳播都是必然的傳播路徑。

（三）創新敘事框架，以共情傳播激發民族情懷

敘事研究在文學文本中具有極為深厚的傳統和廣博的著述，但文學文本大多是虛構文本，更加注重語言的精當程度和情感色彩。在敘事文本之外，一個重要的考察維度就是敘事策略和敘事效果。敘事本身是一種修辭行動，其功能表現在誘導功能、認知功能和現實建構功能，因而敘事不僅是敘事，更是價值、意識形態、情感、態度的表現形式。不論是虛構文本敘事還是現實文本敘事，本質上都是以文本傳達意義，而文本中如何表達信息或事實以及傳達何種意義，都是通過敘事框架來實現的。

敘事的過程就是意識形態傳播的過程。全媒體時代的到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形式，卻也使如何講好民族故事成為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研究繞不開敘事框架的創新研究，關涉敘事維度和敘事策略兩個方面。

在敘事維度上，創新的關鍵在於有效統合歷史敘事和當代敘事、集體敘事和個體敘事。歷史和當代，就像兩條交織的河流，流淌在民族血脈中。歷史敘事是根基，承載了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彰顯著民族故事的集體特征，是民族認同的重要來源。我們需要從歷史的回聲中尋找智慧和啟示，理解民族的發展歷程，從而推動文明的對話和交流互鑒。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敘事的重要性。當下各民族的發展故事及其交往交流交融事跡體現著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精神動力。隻有兼顧歷史敘事和當代敘事，才能不忘來路，看清前路，與時俱進，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時間的長河中生生不息。而實現集體敘事與個體敘事的統合，則是社交媒體時代無法回避的議題。我們需要通過集體敘事來強調共同信仰、集體追求，但在碎片化、情緒化、個性化的傳播生態中，個體敘事更顯鮮活真實，個體故事更具感染力和號召力，更能在關系傳播網絡中激起共鳴、引發共情。事實上，人們常常先對情感做出反應，而非理念或事實。當人們對媒介內容投注的情感越多，就越傾向於相信內容的真實性。當情感指向一些相關性的存在，觀眾也更容易認識到發生了某些真實存在的或在心理層面真正重要的事情。共情傳播不僅能讓受眾更有感觸，還能讓傳播內容直抵人心。而更多個體的參與也能充分發揮共同體成員的主觀能動性，以參與促進理解，形成宣傳合力。概而言之，在傳播中有意識地推動歷史與現實的對話、集體與個人的協同，既能實現多元傳播主體的差異協調，也能在主體的互動中增強民族故事的傳播效能。

在敘事策略上，亟待突破的重點在於恰當的話語轉換和場景構建。不同於傳統媒體，樣態多元的新媒體有著獨特的生產傳播流程，也以其強大的影響力重構媒介話語體系。話語轉換意味著在傳播的全過程中貫徹移動互聯網思維，以情感化、娛樂化、故事化的表達方式組織信息素材，以網絡化、年輕化的風格加工傳播內容，用平易近人、貼合大眾的語言來闡述民族共同體的理念和價值，從而更好地增進理解、觸動人心。除此之外，通過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5G、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技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傳播內容能夠實現立體化、定制化、沉浸式的場景傳播，從而確保在國際國內傳播場域中都牢牢把握數字話語權，使民族傳播有流量、有熱度、有效果。面對算法主導流量的現實，在構建民族傳播敘事場景的實踐中，尤其要注重對主流算法的應用和優化，秉承嚴格的價值判定標准，更多考慮主流價值觀傳播及新聞輿論引導，注意避免過多同質內容造成信息繭房及用戶沉迷，以負責任的把關糾正傳播中的偏差，守好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實現民族團結的正向宣傳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在敘事實踐中，把握住中華文明本質的統一性，發掘好展示好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就能增強民族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榮譽感，打造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在傳播中構建文化認同、身份認同，以主流價值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四、結語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具體體現，必須准確把握、大力宣介其理論內涵和時代特征。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變革，媒介形態已經從數字媒介向智能媒介轉變，這使得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所面臨的網絡空間更為復雜，技術發展帶來了傳播邏輯的變化，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研究也要依據諸多變化而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相應舉措。

互聯網既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技術助力，也為民族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當前“互聯網+民族團結”的創新嘗試中存在互聯網區域發展不均衡、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突發、民族團結網絡宣傳內容同質、虛擬網絡場域競爭激烈等問題，需以互聯網思維、融媒體思路來破解。在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研究中，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以及當前存在的薄弱環節和認知誤區，更要充分利用全媒體的優勢進行有效的傳播和創新實踐。通過明確目標和對象、豐富傳播內容、創新傳播形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效果必將得到有效提升，從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增進各民族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民族工作力量。

[作者簡介] 王志，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基金項目] 本文系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中華傳承”主題案例項目“文博數字化賦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創新”(項目編號:ZT-231005239)的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原載於《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