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筑記文的主旨嬗變

　　 建筑記文是中國古代實用性文體，多作於建筑活動之后，記錄建筑目的、過程、地點、時間、建者、規模等信息，亦抒發作者情志。其發端於后漢，先唐存文不足30篇，唐代600余篇，宋代約5000篇。宋代建筑記文不僅數量驟增，而且創作主旨也從記錄建筑事件以備查閱轉變為評論人物事件以立教化。

　　 建筑記文在自漢魏到唐宋的發展歷程中，創作主旨逐漸變化。管見所及最早的建筑記文為東漢初平五年（194年）《益州太守高聯修周公禮殿記》（佚名），記載了益州周公禮殿自西漢文翁始建歷經四百年至東漢弊壞不堪，郡守高聯興壞起弊、重建第館的事件。漢魏建筑記文文本體式大多為“記錄建筑事件（主體）+稱贊建者功績（結尾）”，文成刻碑，立於宮畔。唐代建筑記文則在客觀記錄建筑事件中，更多顯露作者情志。白居易《廬山草堂記》記載其貶謫江州，游覽廬山，愛其勝境，乃作草堂的事件，抒發了終老於此的感慨：“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在貶謫背景下，參讀樂天同期作品《琵琶行》，更能理解文中隱含的作者試圖擺脫壓抑、投身自然的復雜心態。同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結、歐陽詹等人亦在建筑記文中或含蓄或直接表達主觀情志，較以往偏重記載客觀事件的主旨已有不同。宋代古文承襲中唐而來，建筑記文沿著重主觀表達、輕客觀表現的趨勢繼續發展，宋初范仲淹《岳陽樓記》創作目的不僅在於記頌滕宗諒重修岳陽樓的事功，更在於表達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這種側重闡發情志的趨勢發展至南宋，甚至出現了不記建筑始末，隻言道德教化的建筑記文，如楊萬裡《景延樓記》通篇贊賞樂山親水的雅趣。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言記文演進：“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吳訥認為記文體式，可分為“正體”與“變體”，“正體”即初期重在記敘營建事件的體式﹔“變體”即宋代重在闡發道德教化的體式，如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朱熹《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等，“變體”核心在於文心主旨的轉變。

　　 宋代建筑記文創作主旨由事件記錄轉變為道德教化，其道德教化主要指向三個方面：一是批評當前社會風氣。自漢魏以來，營建記文多用於記事頌功，宋代則出現了以批判為主旨的記文，篇目雖不多，卻是從無到有的新變。王安石《許旌陽祠堂記》本是因修建道教人物許旌陽祠廟而作的記文，卻借許旌陽為民除惡解患批評宋儒治學多為干時射利：“后世之士，失其所業，糜爛於章句訓傳之末，而號為穎拔者，不過利其藝以干時射利而已，故道日喪而智日卑。”故而王安石主張改革科舉考試，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辭章，選拔經時濟世之才。張耒《進學齋記》與之相似，批判儒者將學習當作追名逐利的工具：“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故后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另有曾鞏《鵝湖院佛殿記》批判佛教奢侈誤國，蘇轍《齊州濼源石橋記》批評基層官吏管理制度僵化。二是勉勵世人礪品修能。相較於批判弊端，宋代建筑記文更多的是從正面贊頌人物功績，提倡砥礪品格、修習本領，從而教化民眾、淳厚世風。司馬光《陳氏四令祠堂記》記載陳康肅家族四世七人為官的事件，贊其家族“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司馬光意在以陳氏家族的興盛實例，勸勉世人仁善興家。樓鑰《真州修城記》記載潘友文重建真州城池的事件。南代真州今屬江蘇鎮江，因地處要隘而頻遭兵患，金主完顏亮南侵后，城池破敗，百姓飢饉，潘友文受命出守，施糧藥、修城池，深得百姓愛戴、士人稱譽，文中贊其為“循良之冠”。潘友文嘗從學陸九淵、朱熹，任職信州、昆山時，賑災撫民，政績卓著，人稱潘佛子，陳亮《信州永豐縣社壇記》亦贊其“臨民而有父母之心”。三是倡導士人樂學慎思。宋代興學重教，建立了州學、府學、軍學、縣學等各級學校，官學體系逐漸完善﹔民間也熱衷創建書院，朱熹、張栻等碩學鴻儒曾於白鹿洞書院、城南書院設席講學。宋代崇儒尚學的文教環境，促使士人樂學慎思，建筑記文中亦多有體現。朱熹《一經堂記》因友人柯翰新居“一經堂”而作，柯翰曾授徒講學，幫助朱熹治理學事，“一經”之名取自楊雄的“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朱熹就“經”字生發開去，論格物的重要性：“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自此安平柯氏家族以朱熹題記為榮，修家譜《安平柯氏一經堂族譜》，族人奉朱熹教誨，耕養學經，至明代已成望族。再如蘇軾《墨妙亭記》對萬物興滅的思考“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即便知曉萬物與人生終期於滅，也要“盡人事，理足而無憾”，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的延續﹔黃庭堅《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則對靈芝獻瑞現象進行學術考辨與事實質疑，認為靈芝與祥瑞並無必然聯系。可見，宋代建筑記文的學理傾向和學風導向。

　　 宋代建筑記文雖然道德教化意味濃厚，但由於建筑主題的牽制，其教化多由建筑而發。首先，借建筑釋名而進行教化。黃裳《步雲閣記》所記樓閣其名有“雲”，通過闡釋雲之“不以情而動，不以力而舉”“為甘澍，下膏澤於萬物”的特點，倡導官員清靜仁愛。楊萬裡《玉立齋記》由齋名“玉立”闡發竹樹抗節玉立的特點，提倡君子氣節。其次，由建筑用途而進行教化。路橋城池對百姓生活至關重要，古代官員考課也常以路橋觀政，范成大《重修行春橋記》雲：“政孰先於徒杠輿梁者。”橋渠建筑記文多闡發橋梁勾連山川、通濟益民的作用，號召官吏鄉紳經時治事，魏了翁《寶慶府躍龍橋記》、韓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橋記》便屬此類。再次，因建者品行而進行教化。建筑記文形成之初，多勒石刻碑，目的在於借金石不朽來傳播建筑意義和建者功績。宋代建筑記文承襲這一傳統，多在行文中與結尾處褒揚建者，特別是應他人之請而作的記文，出於交往禮節與文體傳統，大多稱揚一番，如李之儀《重修雲岩壽寧禪院記》稱贊主持營建的知縣李孝遵軒辟磊落﹔周必大《振古堂記》稱贊修堂者王子俊孝信有終，此類篇目在建筑記文中觸手皆是。與接受他人請托而作溢美之詞不同，本人記寫個人建筑活動的文章，多行文節制，如蔡襄任職泉州時修建了中國第一座海港大橋萬安橋並作《萬安橋記》，文章記事平實、毫不夸飾，而宋代方勺《泊宅篇》、元代脫脫《宋史·蔡襄傳》、明代王慎中《萬安橋記》等他人之筆則不吝贊美蔡襄造橋的種種創舉。

　　 宋代營建記文創作主旨由記事轉向立教，表達方式也相應地由記敘為主轉向議論為主，此類“以論為記”的“破體”現象不隻發生在記文領域，也發生在更廣泛的詩文領域，宋詞發展歷程中的“以詩為詞”便是打破了詩與詞間的界限，宋詩發展歷程中的“以文為詩”便是打破詩歌與文章間的界限。“破體”是宋代文學的顯著特征，這與唐宋古文運動文道觀念、宋代士人多元知識結構和淑世尚理精神息息相關，對后世文學和民族精神影響深遠。

　　 （作者：李佳，系長春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