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及其特殊性

　　楊耕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部委員、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先后發表論文26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20部，其中多部著作以英、德、俄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先后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國家精品課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等多種獎項。

　　《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手稿。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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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自然，難﹔認識社會，更難。當自然科學不斷發現自然規律時，人類對社會的認識卻仍然停留在社會的表層，社會“科學”在相當長的時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之所以如此，從認識論的視角看，是因為社會離不開自然，但社會又不同於自然，自然運動在人之外，社會運動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的過程﹔歷史規律形成於人的活動中，但歷史規律一旦形成就不以人的意識、意志為轉移，並反過來制約、支配人的活動，人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社會離不開個人，但社會又不是個人的相加之和，而是個人之間彼此發生的那些關系的總和，但社會關系一旦形成又反過來決定著人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一個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自然科學家是在自然之外研究自然的，因此，自然科學家不是他所研究的對象的參與者，社會科學家則是在社會之中研究社會的，因此，社會科學家是他所研究的對象的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科學家必然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滲透到研究對象中，而這種研究對象又反過來影響作為研究者的社會科學家。這猶如一個自相纏繞的哥德爾式的“怪圈”。正是這個“怪圈”造成了社會研究的難題，造成了社會科學的特殊性，造成了“社會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所以，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及其特殊性，或者說，如何解答“社會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

　　社會科學獨立化的基礎

　　 研讀哲學史、科學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學脫胎於自然哲學，社會科學則蘊孕於道德哲學之中。伴隨著現代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科學從道德哲學中分化出來並獲得了自身的獨立形態。在進入工業文明、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既沒有獨立的社會研究方法，更談不上獨立的社會科學，人們對社會的研究主要採用兩種基本方式：一是套用道德哲學的方法，二是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

　　 套用道德哲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主要是古代的社會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根本特點，就是用“性善”“性惡”等來規范社會，描述理想的社會形態。無論是古代中國儒家的社會理論、法家的政治學說，還是古希臘柏拉圖的國家理論、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說，都是如此。著名歷史學家薩拜因在分析柏拉圖的國家理論時就認為，這個理論是從研究“善”這一概念開始的，然后，根據善的觀念，通過闡明一切社會所包含的相互需要這一原則，對社會作出構想。

　　 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主要是近代的社會研究方法。在近代，牛頓經典力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確立了成熟的自然科學的兩大原則，這就是重復性原則和精確性原則。所謂重復性原則，是指重復性是自然規律的根本特征﹔精確性原則是指自然規律不僅可以被認識，而且可以用精確的量的關系去把握。對於近代的社會研究者來說，牛頓經典力學的成功既有誘力，又有壓力，總之，具有科學的威力。正是科學的威力促使一大批社會研究者聚集在科學主義的大旗下，並力圖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構造出“社會物理學”“社會引力學”等等“科學”，形成了社會科學史上的“自然科學時代”。

　　 套用道德哲學、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表征著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這就是，“自然聯系”在社會中佔據統治地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尚未凸顯出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凸顯出來並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在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佔據統治地位，個人與社會處於形式上對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念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的時代”。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需要從整體上規劃社會發展，社會因此真正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社會事實如何描述、如何抽象、如何解釋，才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只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社會科學的獨立化才成為現實的問題，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發生出來。

　　 任何一門科學的任務都是研究、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任何一種理論要成為科學，或者說具有科學性，就必須研究、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這是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基礎。社會科學同樣如此。“社會科學何以可能”的基礎就是發現和把握社會活動規律。社會科學的獨立化就是人們力圖發現社會活動規律及其特殊性的過程，它歷經文藝復興的“人文科學”、維科的“歷史哲學”、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科學”、黑格爾的“哲學科學”、狄爾泰的“精神科學”、李凱爾特的“文化科學”、馬克思的“歷史科學”，終於發現了社會活動規律，即歷史規律。恩格斯指出：“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

　　 社會科學就是要發現、把握社會活動規律，即歷史規律。問題在於，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規律不是形成、存在於人的活動之外，而是形成、存在於人的活動之中﹔同時，歷史規律一旦形成又不以人的意識、意志為轉移，並反過來制約人的活動，決定社會發展。其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趨勢和總體進程。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形象而深刻。

　　 正因為如此，當馬克思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時，就不僅發現了社會活動規律及其“重復性”“常規性”，而且能夠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社會的物質變革。在列寧看來，“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的確如此。“重復性”和“精確性”是科學的兩個基本原則。發現和把握社會活動規律及其“重復性”“常規性”，並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社會的物質變革，表明唯物主義歷史觀成為一門科學，一門成熟的科學，並把整個社會理論置於科學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立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並標志著社會科學真正得以獨立和確立。

　　社會科學方法獨立化的前提

　　 社會科學獨立化的前提是社會科學方法的獨立化。方法的獨立與學科的獨立是密切相關甚至融為一體的。從總體上看，社會科學方法的獨立化是以“抽象”方法、“理解”方法、“從后思索”方法的確立為前提的。

　　 第一個前提是“抽象”方法的確立。自然之物是實體，“可感覺”，自然事件具有可重復性，其產生的條件和運動過程可以在實驗室重新模擬、再現出來。所以，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就是實驗室方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証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社會的物”不是單純的實體，而是具有社會關系內涵的實體，因而是“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馬克思），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看不見、摸不著，即“超感覺”的社會關系。射程再遠的望遠鏡看不到社會關系，倍數再高的顯微鏡看不透社會關系，技術再先進的計算機也算不出社會關系，“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化學家在珍珠或金剛石中發現交換價值”這一社會關系，而且歷史事件不可重復，產生歷史事件的條件不可重建。因此，社會科學無法應用實驗室方法，隻有科學抽象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關系及其規律。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抽象是唯一可以當作分析工具的力量”。實際上，不僅分析經濟形式，對於整個社會科學來說，抽象都是“唯一”可以當作分析工具的力量。

　　 科學抽象是一個有序的思維過程，它要求對社會的研究從“感性具體”出發，經過對“完整的表象”“生動的整體”的分析，上升到“抽象的規定”﹔然后，經過綜合，把反映事物各方面的“抽象的規定”聯系起來，形成“理性具體”，即“思想總體”，從而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從認識過程來說，認識是從感性具體開始﹔就科學體系而言，認識是從抽象規定開始，換言之，理論思維不是以感性具體為思維要素，而是以抽象規定為思維要素。隻有借助抽象規定，理論思維才能運轉起來，科學體系才能真正形成。正如馬克思所說，“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即形成了獨立的經濟科學。

　　 第二個前提是“理解”方法的確立。所謂理解的方法，就是解釋學的方法，也就是把社會現象當作文本，通過解釋它的意義來把握它。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意味著這樣一種科學，這就是“有意義地理解社會行動並由此解釋其影響的后果”。哈貝馬斯認為，韋伯的這一觀點是對“社會行動的普遍理論何以可能”這一問題的回答。理解的方法之所以對社會科學絕對必要，是因為社會現象是在人的活動中產生的，人的活動又必然貫徹著某種目的，體現並滲透著特定的利益關系、階級立場和價值觀念。因此，任何理解活動都是在特定的經濟權力、政治權利的背景下展開的。正因為如此，福柯一直致力於知識與權力關系的研究。

　　 解釋學方法，即理解的方法源自施萊爾馬赫，后經狄爾泰、伽達默爾等人的努力，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基本方法。但是，馬克思有自己獨特的理解方法，並揭示了解釋活動得以展開的現實基礎、真實境況和實際界限。所謂“現實基礎”，是指每一歷史時期的解釋活動都是由實踐活動所激發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真實境況”是指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對解釋活動的滲透和支配，人們隻能在權力和話語的互動關系中進行理解—解釋活動﹔“實際界限”則是指每一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對解釋活動合法性界限的規定，所謂合法性，就是對統治階級權力的認同，所以，任何一種解釋活動能否得到認可的一個潛在的、根本性的標志，就是合法還是非法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解釋學都是權力解釋學。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人們在對一定歷史時期的權利狀況進行批判之前，是不可能達到對社會關系、歷史事件客觀理解的。“基督教隻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范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

　　 第三個前提是“從后思索”方法的確立。歷史發展是從過去到現在，從低級到高級。然而，歷史已經過去，在認識歷史的活動中，主體無法直接面對客體，人們也無法重新模擬過去的歷史，因而對歷史的認識不可能從過去到現在，從低級到高級，相反，隻能反過來思索，也就是從現在到過去，從高級到低級，逆向溯因。馬克思明確指出：“對社會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遵循著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是從已經完全確定的材料、發展的結果開始的。”

　　 “從后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觀依據就在於，歷史雖已過去，但它並沒有化為無，而是以“殘片”“因素”的形式，或者以“萎縮”、發展的形式存在於現實社會中﹔同時，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和關系，隻有在其充分發展、充分成熟之后才能被充分認識，這就像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一樣。在馬克思看來，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正因為如此，通過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發達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可以“透視”出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這就是說，研究社會歷史隻能採取“從后思索”的方法，也就是從現實社會出發，通過對歷史的“透視”和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歷史規律。

　　社會科學的職能與性質

　　 一般說來，自然科學本無意向社會科學“獻媚”，但自然科學的成功往往又造成一種強烈的科學主義情緒，並構成了社會科學變革的一般理論背景，甚至決定了社會科學的面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並非如同冰炭、難以相融。既然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存在著共性，即客觀性、重復性和常規性，那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就存在著共性，社會科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曾同拉法格說過，每門科學完善的程度是由它利用數學的程度所決定的。這一觀點具有普遍意義。對於社會科學來說，沒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隻能是不確定的。在現代，運用數學對社會現象進行定量分析已成為現實。離散數學、模糊數學、數理邏輯，尤其是模型化方法的創立，使人們能夠把社會客體構成這樣或那樣的模型，從而分析其內在結構。正如當代著名學者貝爾所說，“控制論、語言理論、認知心理學與計算科學的結合預示著即將出現一門能夠成功‘模擬’心和社會的科學。”這表明，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社會科學畢竟不同於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學科功能、學科性質、適用范圍等方面，社會科學都有自身的特殊性。

　　 在研究對象上，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這個對象是人之外的客觀存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關系，這個對象就生成於人的活動中，社會歷史本質上是人在時間中的展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本身的活動。自然科學要發現和把握自然規律，社會科學要發現和把握社會（歷史）規律，但問題在於：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是在自然因素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並且是通過這種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實現的﹔歷史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則是在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中形成的，並且隻有通過這種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才能實現。人們總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從事社會活動的，而且“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馬克思）。

　　 正因為如此，在自然運動背后沒有利益關系、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社會活動背后則是人們的利益關系、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一次地震可以毀滅一座城市、眾多人口，一場戰爭也可以毀滅一座城市、眾多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后沒有利益關系、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而戰爭的背后則是特定民族、階級的利益關系、價值訴求和目的設定。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顯然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

　　 從學科功能看，自然科學所要發現和把握的是自然規律，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社會科學所要發現和把握的是社會活動規律，社會活動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統計學規律不同於動力學規律。動力學規律體現的是事物之間一一對應的確定聯系，它表明，一種事物的存在必定導致另一種確定事物的發生，同時，在動力學規律作用下，偶然現象可以忽略不計﹔統計學規律體現的不是事物之間一一對應的確定聯系，而是一種必然性和多種隨機現象之間的規律性關系，這種規律性關系隻有在大量的偶然現象、隨機現象中才能表現出。在社會活動中，事物、現象如果不是“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非確定的聯系﹔如果“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確定的聯系。這就像拋擲同一枚質量均勻的硬幣一樣，出現正面或反面都是隨機的，但在大量拋擲情況下，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1/2。

　　 正因為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歷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所以，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社會科學隻能預見，不能預報。什麼是預見？預見就是以規律為依據的關於發展趨勢的判斷。什麼是預報？預報就是對某一事物在確定的時空范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如天氣預報。自然科學既能預見自然運動的趨勢，又能准確預報自然事件的發生，如日食、月食在某年某月某天某時甚至某分發生﹔社會科學隻能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而不可能准確地預報歷史事件的發生。人們經常談到社會生活中的“突發”事件，實際上，“突發”事件並不是“突發”，而是難以預報。即使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理論，也只是基於歷史規律作出的關於社會發展趨勢的判斷，是社會發展的“路線圖”，而不是歷史進程的“時間表”。

　　 在學科性質上，自然科學是純粹的知識體系，它本身不存在價值觀念的問題，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價值中立”﹔社會科學在總體上卻具有二重性，就是說，社會科學既是一種知識體系，又是一種意識形態。作為知識體系，社會科學體現著人們在認識社會方面所達到的成就﹔作為意識形態，社會科學又以其獨特的范疇體系體現著特定的民族、階級、階層的利益關系和價值訴求。不管社會科學家多麼清高、多麼超脫，他都不能不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不能不從屬於一定的民族、階級、階層，因而在研究社會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必然把自己的價值取向滲透到研究客體中，而客體又反過來影響著社會科學家，使其產生某種思維“盲區”。用中國古詩詞來說明這種現象，這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政治學就不用說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都是如此。

　　 正因為社會科學具有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雙重屬性，因而與政治密切相關。社會科學不等於政治，但政治需要社會科學，沒有經過社會科學論証的政治，缺乏“規律”這個科學的“支撐點”，缺乏理想信念這個價值觀的“支撐點”，很難得到人們的擁護。同時，社會科學也不可能脫離政治，作為特定的社會關系的反映和理論升華，社會科學總是具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著政治，總是具有這種或那種政治效應。在社會科學中不存在“價值中立”的問題。社會科學中的任何一個學科，都自覺不自覺地反映了某種特定的社會關系，都自覺不自覺地反映了特定的民族、階級、階層的利益關系和價值訴求。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

　　 在適用范圍上，自然科學發現的規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科學也因此具有普適性，不分民族、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科學沒有“祖國”﹔社會科學把握的規律更多的具有特殊性，或者說，社會科學所把握的規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社會科學因此很難具有普適性，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離不開它的“祖國”。即使是市場經濟，也有不同的類型，如最初形式的自由的市場經濟，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有調節的市場經濟，以法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以及一些后發展國家所實行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因此，認識了西方的市場經濟規律，並不等於把握了本國的市場經濟規律。同樣，認識了西方的現代化規律，並不等於把握了本國的現代化規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殖民地國家贏得了政治獨立，同時力圖在“西化”的過程中實現現代化。然而，這些國家在“西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實現現代化，或者處於扭曲的“發展”狀態，或者連原先的那種不發達狀態也未擺脫。究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現實，這就使不同的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自然科學追求的是普遍，社會科學追求的是特殊，社會科學因此存在著一個民族化或本土化問題。美國的社會學學者之所以致力於社會學的美國化，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解答美國的特殊的社會問題。從歷史上看，美國化社會學的創建，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解答在歐洲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變遷這一時代背景下，美國如何走出鄉土社會這一特殊而重大的社會問題。之后的芝加哥學派的形成，是對當時美國城市化這一特殊的社會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結果，而帕森斯學派的崛起，則是對美國如何走出大蕭條這一特殊的社會問題社會學回應的結果。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科學可以用來說明該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並具有合理性，但把它硬套在其他民族、國家，並以此對其他民族、國家進行“格式化”，那就是把合理的事實溶解於不合理的理解中了，甚至導致荒謬。

　　 就中國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義就在於，它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因而構成了一場史無前例、極其特殊而復雜的社會實踐，這一特殊而復雜的社會實踐必然引發一系列特殊而復雜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應當也必須以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社會實踐為基礎和思維坐標研究現實問題，並使現實問題上升為理論問題、科學問題，從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