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文獻與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派”“審查古史”，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李學勤先生倡言“走出疑古時代”，對中國上古時期歷史的研究日漸深入，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觀念的重新確立是其中的關鍵。中華文明的源流追溯和歷史傳承成為全社會關注的文化事象，而簡帛文獻的發現和研究，是中華文明歷史傳承研究中的重要環節。

　　簡帛文獻與中國古代歷史記述的特點與優長

　　 考古學專家指出：“20多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經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陝西石峁、河南二裡頭等眾多都邑性遺址的調查和發掘，逐步掀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基本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歷程”。（陳星燦：《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人民日報》2022年8月18日第20版）世界歷史研究的通例，通過考古成果來對歷史年代進行判定，無不與文獻結合。而中國歷史文獻之豐富及傳承不絕，有目共睹。

　　 有關中國歷史文獻的特點與優長，著名書籍與文獻專家、美籍華裔學者錢存訓先生在其名著《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中，有精要的論述。他說：“人類的歷史，大部分多賴文字記錄的流傳，是以保存至今。中國人對於思想與活動的記載方式和技術，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錢先生指出：“中國文字記錄的一個重大特點，便是它獨有的持久性和連續性。這一特點使得世界上一個有創造性的遠古文化得以繼繼繩繩，綿延至今。中國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義以外，還有其特殊的形體，這種具有特殊形體的文字，超越了時間上的變化和空間上的限制，團結了中華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文化整體。”

　　 李學勤先生在給該書所作的《序》中，援引上文后評論說：“我相信，凡是讀過《書於竹帛》的人，都會被這一意義重大的論斷所感動。”李先生所說的“意義重大的論斷”，包括其在闡明中華文明源流方面的重要意義。《書於竹帛》對中國書籍的源流，從甲骨刻辭、金文、碑碣文字到竹簡與帛書都有全面的敘述。總其要者，從文獻傳承的角度來說，簡牘與帛書，尤其是記載書籍的簡牘文獻，特別具有論述的價值。

　　 簡牘文獻的載體是簡牘，它是使用竹、木所制成的各種書寫材料，包括簡、牘、觚、楬等。因簡為大宗，所以往往將上述書寫材料統稱為“簡”。以簡編連而成的冊，是古代書籍最常見的形式。

　　 簡冊書寫文獻的使用很早。《尚書·多士》：“猷！告爾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上引《多士》篇話語出自周公之口，誥教對象為商王朝遺民。由此可知，商代簡冊文獻的存在狀況及其內容為當時人們所熟知。其可信性不容置疑。甲骨文中，亦多有“冊”及用“冊”的記載。學術界對殷商時期已經使用簡冊的事實有肯定性的研究結論。據此可知，現存《尚書》中的《商書·盤庚》等篇，以及《詩經》中《商頌》的來源有著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根基。

　　 另外，簡帛文獻載體因有機材料的物質屬性，決定其難以在通常條件下保存，這就使得在壁中、地下等場所埋藏，而被后人重新發現的古代簡帛數量不多，故應該特別珍視。

　　歷代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意義

　　 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得中國文獻的傳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斷。漢代撥亂反正，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后，各種先秦典籍紛紛出現。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壁中及其他地方，有先秦古書的出土。當時還有人獻出所藏先秦舊書。漢代發現的先秦古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孔子壁中書。《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二、漢代其他出土文獻書籍，包括《禮》《尚書》《孝經》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孔氏又引《后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雲：“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

　　 三、張蒼所獻《左傳》，以及河間獻王得所古書等。許慎《說文解字·前敘》稱：“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文字與孔子壁中書和出土的鼎彝銘文“皆自相似。”《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裡，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各種典籍，都是經過漢代學者整理傳承下來的。漢代出現的各種先秦古書，對於漢代學統的建立有重要意義，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漢代以后，墓葬中發現古代簡冊書籍的著名事件是“汲塚竹書”的發現。王國維對包括“汲塚竹書”在內的簡帛文獻發現，於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方面的意義有精辟的論斷，他說：“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學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唯晉時汲塚竹書出土后，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跡，至今成為中國文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現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國維：《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竹書紀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與《史記·周本紀》的記述不同，但得到清華簡《系年》的支持。總之，漢代以降簡帛文獻的出土的發現，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敘述及中華文明的傳承，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20世紀以來的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意義

　　 出土文獻在二十世紀學術研究的許多重要進展中，曾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利用當時新發現的甲骨卜辭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等論文，証明了《史記》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確，並由此推斷出“夏后氏世系之確實”。這一論斷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是簡帛文獻眾多發現與研究極大推進的時期。從載體上來說，除簡帛外，還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碑銘文獻等。簡牘類文獻，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文書類，二是書籍類。文書類包括常見的墓葬遣冊，也包括古代的檔案、公文、律令、簿記，還有歲記、歷日、日書、醫雜方等。這些類型的文獻對研究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古代人們的生活狀況是第一手的資料，自然是寶貴的，然而，從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的角度來說，傳世典籍和與傳世典籍相類的書籍，具有更大的意義。《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等，多載有經籍類文獻。如郭店簡中的《老子》三種及《緇衣》等，上博簡中的《詩經》類文獻及多種儒家文獻，清華簡中的《詩經》類、《尚書》類文獻，安大簡中的《詩經·國風》及《論語》類文獻。除此以外，北京大學所藏西漢竹簡及秦簡，海昏侯墓西漢簡等，也都有重要歷史文獻價值。

　　 經典類的簡冊文獻的歷史意義，有兩方面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對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家的研究，包括其思想淵源、統緒形成及其在后世的傳遞。二是中國古代歷史的探索，包括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古史的斷代及歷史定位。

　　 關於第一個方面的研究，因《郭店楚簡》的發表而首先作出了突破。1999年11月7日《中國青年報》第3版以《郭店楚墓竹簡如何改寫中國思想史》為題，發表了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史家龐朴等人所撰寫的一組文章。這組文章的中心是論述郭店簡對孔子到孟子之間思想的傳承。而簡本《老子》則有另一方面的意義。《郭店楚簡》的整理者指出：“簡本《老子》甲、丙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抄本。它的絕大部分文句與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這對於肯定歷史文獻所記載老子其人其書是有力的証據。老子與孔子關系的研究，也可由此而得到進一步的深入。《緇衣》《五行》等文獻，“暗示當時思孟學派在楚地流傳甚廣”。《性自命出》《窮達以時》《唐虞之道》等新見儒家類文獻對於中國思想史也有著重要意義。這些，顯示戰國時期，甚至前推若干時段，楚文化與中原地區文化的密不可分的關系。這對於中華文化的多元統一，是極好的說明。

　　 就中國“三代”史而言，夏代的存在曾受到“古史辨派”的質疑，而如前所述，王國維曾據殷墟所出甲骨卜辭，推斷《史記》所載“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據《國語·魯語》記，被湯擊敗后，“桀奔南巢”。上博簡《容成氏》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更詳細的記述：“桀乃逃之歷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桑梧之野。”兩相比較，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有關夏桀結局的主要內容一致。后者還提到桀最后的歸宿之地為“蒼梧之野”。這是耐人尋味的。歷史上“蒼梧之野”與舜相關。而這一帶的相鄰地區，出土青銅器有被斷為“早商時期”的，十分精美，其文化來源值得研究。清華簡《厚父》《參不韋》等出土文獻，也為夏代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的內涵及傳承方式都有著自身的特點。就文明的傳承來說，經孔子總結的三代歷史文化，以《大戴禮記》中的《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和《禮記·禮運》篇為代表，傳之后世，綿綿不絕，皆有所本。二十世紀以來簡帛文獻的出土，更對當代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我們努力作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姚小鷗，系聊城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