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脈賡續載體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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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基於版本蘊蓄中華民族歷史記憶、保存中華文明火種、滋養中華文化根苗、賡續中華文明脈絡的重要考量而實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版本”這一名詞，浸潤著古老的底色。追索其內涵、外延的發展，有助於理解版本何以在中華文化中佔據根基性地位。

　　 何為“版本”？“版本”的概念有廣狹之分，狹義的“版本”專指雕版印本，廣義的“版本”則泛指各種形式的寫本、印本，甚而可以涵蓋刻於陶瓦、甲骨、金石的文本。此外，隨著科技與時代的發展，採用各類電子信息技術記錄、呈現的文本也逐漸被納入“版本”的范疇。

　　 縱覽我國“版本”的歷史，呈現出紛繁復雜、形態各異但傳承有緒的面貌。據考古發現及學者研究，至晚在商代已出現毛筆﹔文獻記載則顯示夏商之時已有用毛筆書寫的典冊書籍，《國語》雲“陽有夏、商之嗣典”，《尚書》雲“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甲骨文中已有“冊”字，象竹木簡以繩編連之形﹔“典”者，《說文解字》曰“大冊也”。用毛筆在竹簡或木牘上書寫文字而后編連成冊，可謂我國最早的版本形態，亦是最早的寫本。在漢代紙張發明以前及發明初期，簡牘寫本一直佔據著主流版本形態的地位。自二十世紀以來，我國各地陸續出土、發現大量戰國秦漢簡牘，如望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阜陽漢簡，等等。隨著紙張使用范圍的擴大，簡牘作為書寫載體也逐漸被紙張替代，但考古資料顯示，簡牘直至唐代仍在被使用，足見這一版本形態傳承歷史之悠久。

　　 在簡牘寫本流行時期，縑帛寫本也是重要的版本形態。縑帛寫本一般稱為“帛書”，即寫於絲帛上的文獻。帛書至晚在春秋時已出現，戰國秦漢時期廣泛流行。縑帛輕便，易於攜帶，但較為貴重，因此其流行程度不及簡牘。現存古代帛書實物有長沙子彈庫戰國帛書、馬王堆漢墓帛書以及在敦煌發現的漢代帛書。

　　 簡牘、帛書合稱“簡帛”，是漢代以前（包括漢代）的主要版本形態。同時，龜甲、獸骨、青銅、玉石、陶瓦等也都曾作為文字的載體，通過銘刻的方式，記錄著我國商周時代的燦爛文明﹔從廣義的角度講，它們未嘗不是一種“刻本”。正是由於有“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的這些早期版本，才能使古老的中華文化“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

　　 簡帛之后、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紙質寫本是主流版本形態﹔即在雕版印書盛行以后，紙質寫本仍佔據重要地位。魏晉至唐代的寫本，其形制繼承自簡帛。具言之，寫本的紙張規格仿照帛幅，每張紙上多畫有欄線、界線，猶如簡冊編連之狀﹔一紙書之不盡，則粘連數紙以為長卷，收納方式一如簡帛，以卷收為主，或於卷末置軸，形成卷軸裝。這一時期的寫本實物，以吐魯番文書與敦煌寫卷為代表，深刻而廣闊地展現了當時的社會風貌、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宗教狀況、科技水平，等等，為今人了解這段歷史打開一扇“穿越”之窗。

　　 印刷術是我國的重要發明，為世界文化史、科技史做出了巨大貢獻。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版印書籍蔚然成風，宋代沈括《夢溪筆談》雲“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是目前可知的“版本”一詞的最早出處，也從側面反映了五代以后雕版印書之盛。

　　 雕版印本一般稱為“刻本”。刻本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古書原有的裝幀方式，即由卷子裝逐漸發展為冊頁裝。刻本的冊頁裝主要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形式。宋元至明中葉以前，版印書籍主要採用蝴蝶裝、包背裝兩種裝幀方式﹔明中葉以后，線裝全面流行，直至今天，一些古籍或仿古出版物仍會採用線裝方式。

　　 活字印刷術發明於宋代，主要有泥活字、木活字、金屬（銅、錫、鉛）活字三類。活字印刷一般用於字數眾多的書籍，如類書、文集、小說、叢書等，著名的程高本百二十回《紅樓夢》即是以木活字排印的。用活字印刷術印行的書籍一般稱為“活字本”或“活字印本”，仍屬於刻本的范疇。

　　 刻本的形制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延續著簡帛與寫本的傳統。刻本的書葉、版框、欄線、界線、卷次，無一不留存著簡冊、帛書、寫卷的印記。刻本與刻本時代的寫本、稿本、抄本等共同構成了我國現存古籍最主要的部分，是全面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傳承、搜集、記載、整理、研究、收藏各種版本，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學術傳統，因而催生了“版本學”。版本學與傳統學術中的目錄學、校勘學、考據學相互依傍，共同構成研究古代歷史、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的基礎。

　　 利用時代較早的版本校正后來版本在流傳過程中造成的種種脫、訛、衍、倒的文本錯誤是版本學的要義。以《周易》一書為例，《周易》為傳統“五經”之首，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淵藪之一，故其文本的正確性無論對研經求義的古人、抑或對批判性繼承《周易》中哲學思想的今人而言都意義非凡。通行本（傳世本）《周易·說卦》有一語雲“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在《周易》的思想體系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分別是乾（ ）、坤（ ）、艮（ ）、兌（ ）、震（ ）、巽（ ）、坎（ ）、離（ ）八卦在自然界中的物化象征，同時以高度抽象概括的方式代表宇宙萬物，每二者為一組對立統一，乾（ ）、坤（ ）為余六者之父母，艮（ ）、坎（ ）、震（ ）由乾之陽爻（�）往錯於坤（ ）由上至下三陰而得，兌（ ）、離（ ）、巽（ ）則由坤之陰爻（_ _）來錯於乾（ ）由上至下三陽而得，此所謂“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體現了陰陽相生、動靜相錯、剛柔相濟、對立統一的朴素辯証思想，因此《說卦》本應雲“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水火相射，雷風相薄”，而通行本非但“水火”與“雷風”二句倒錯，以致打亂陰陽游弋及八卦生成的次序，且在“相射”二字上衍一“不”字，切斷了水與火之間的辯証統一關系，並打破四字一句的整齊文例。顯然，通行本《周易·說卦》的文本存在錯誤，自古以來不少學者都對此提出疑問，然由於缺乏版本依據，始終不敢擅改原文。馬王堆帛書《易》傳類文獻《衷》篇的出土解決了這一千古謎題。帛書《衷》有《說卦》此段文字，作“天地定立（通‘位’），山澤□□（二字缺失），火水相射，靁（即‘雷’）風相（見圖1）（通‘薄’）”，除“火水”為“水火”之倒錯外，文句次序、字數皆不誤，與《周易》陰陽相生的辯証統一理念及八卦次序完全吻合，且與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中暗含的八卦排列次序亦彼此印証。可見利用版本學對古書文字進行校訂對充分理解、深入探尋文字背后的思想奧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不知版本、不明版本學，可能會對古代經典文本產生誤讀。以我國文學史上的明珠、唐詩中的名篇——李白的《將進酒》為例。《將進酒》中有一句雲“古來聖賢皆寂寞”，根據“寂寞”在現代的常用詞義，許多讀者會將此句解讀為“自古以來聖人賢士的精神世界、內心感受都是孤獨冷清的”，與羅曼·羅蘭所謂“孤獨的巨人”意涵相近﹔然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兩種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此詩句下小注雲“（寂寞）一作死盡”，而敦煌寫卷三種（P.2544、P.2567、S.2049）抄錄此詩亦並作“古來聖賢皆死盡”。盡管李白原詩究竟作“寂寞”還是“死盡”尚難以斷定，但“死盡”的版本對理解詩句含義卻大有助益，“古來聖賢皆寂寞”應解作“古代的聖人賢士都已故去”，如此方能與下句“惟有飲者留其名”的語義相呼應，凸顯李白任達放浪之姿下難以掩藏的愁悶心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版本學看似“雕虫之學”，實是一切人文學術研究之始基與良器，隻有長期細心修治此器，才能使所工之學問不斷精善。以版本學作為階梯攀登，逐步走向探索中華文明的無邊宇宙。

　　 從“書於竹帛，鏤於金石”到紙本寫卷，從寫本到刻本，從雕槧到現代印刷技術，從實體版本到電子文本，版本自身漫長的發展歷程已呈現出相續不絕、繼承創新的顯著特點。語言文字承載著思想文化，版本則是語言文字的依托，對版本的傳承與發展即是對中華文明記憶的守護。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才能守住民族、國家的根基。版本是中華文脈賡續的載體，隻有充分保護、傳承、研究版本，充實、完善、發揚版本學，才能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而更有力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

　　 （作者：章莎菲，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