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圖版編纂印制的新進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陸續推出由榮新江教授主編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以下簡稱“法藏”），目前已經出版了60冊。此書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的“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階段性成果。該工程被列入“2021—2035國家古籍整理工作規劃”和“‘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是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進實施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

　　 “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中有一項重要的工作是以高清全彩方式編纂印制新一代的敦煌文獻圖集——《敦煌文獻全集》，這套文獻圖集的最終目標是囊括分藏於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法藏”是《敦煌文獻全集》的組成部分，也是這套“全集”最先出版的一種。全書預計分160冊陸續出版，八開精裝，採用高清四色全彩印制，刊布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P.2001至P.6040的圖版，涉及文獻編號4000余號，圖版近40000幅，定名文獻6000余種。

　　 由於歷史的原因，敦煌文獻自1900年被發現之后，其主體部分被掠往英、法、俄、日等國，這是中國近代文化和學術的傷心史，而看不到原材料也成為中國學者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的最大障礙。以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獻而論，早年中國學者隻能通過伯希和了解其中的極少數藏品。自20世紀20年代至新中國成立前，我國隻有劉復、胡適、王重民、向達、於道泉、姜亮夫、王慶菽等少數學者有機會到法圖閱覽法藏敦煌文獻。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國家圖書館才將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獻制成縮微膠片公開出售。20世紀80年代，《敦煌寶藏》陸續出版，其中包括據縮微膠片編纂印制的法藏敦煌文獻圖版。以縮微膠片和《敦煌寶藏》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獻黑白圖版的刊布，使得多數學者隻能就某件或某幾件敦煌文書做點式研究的狀況一去不返，學者們可以在國內閱讀、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並且由於看到的材料比較全面、系統，能夠據之開展專題的整理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學者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敦煌文獻是數百年至一千年前的手寫文書，有的光鮮明亮，字跡清晰﹔也有很多色彩黯淡，文字模糊。第一代敦煌文獻黑白圖版拍攝時都是用同一光圈速度拍攝的，其結果是前者文字都很清晰，后者則往往更加模糊不清。這樣的情況在法藏敦煌文獻表現得尤為嚴重，學者們在閱讀、整理、研究時，常常是明明看到圖版上有字，但就是看不清楚，隻能望圖興嘆！

　　 20世紀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獻》（1~14卷）大型文書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34冊）和國內外諸多藏家的敦煌文書圖版。這些陸續刊布的大開本敦煌文書黑白圖版，由專業攝影人員用當時先進的攝影設備重拍照片﹔印制則採用了當時剛剛流行的電子分色技術﹔裝幀採用大八開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讀者展示敦煌文書的文字內容。第二代敦煌文書黑白圖版雖比第一代有很大進步，但仍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圖版和朱筆書寫的文字或修改，以及朱筆句讀仍然較難辨識或完全不能辨識。20世紀90年代，高清彩色掃描和高清攝影技術也逐漸應用到敦煌文獻的數字化方面。英國國家圖書館策劃組織了國際敦煌學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計劃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獻彩色圖版上網。21世紀初，法國國家圖書館率先將館藏的敦煌文書彩色圖版全部上網，這是第一代敦煌文獻彩色圖版。這些高清彩色圖版使得原來黑白圖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書文字，絕大部分都變得清晰可辨了。對於那些墨跡脫落或污損嚴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圖版的清晰度也遠優於黑白圖版。

　　 現在陸續刊布的“法藏”，其圖版的清晰度又高於IDP網站的彩色圖版。如IDP網站的圖版是1~2MB的JPG格式圖片，像素規格96dpi24位。而“法藏”的彩圖大部分是20~30MB的tif格式圖片，像素規格180dpi24位，圖版的清晰度有了很大提升。如P.2011《刊謬補缺切韻》卷一至卷五，該件的抄寫格式是以雙行小字標注字音，再加上年代久遠，有些墨跡已經脫落，極難辨認。“法藏”將其清晰度提高將近十倍，使原來難以辨認的小字均清晰可見（見P.2011圖5、圖30、圖46等）。“法藏”是根據辨識文字的需要來確定圖版的像素，不僅整體高清程度優於IDP網站的圖版，那些底本文字模糊，或有小字，或有朱筆書寫標記者，其像素都提高了幾倍至幾十倍，使絕大多數文字達到清晰可辨的程度。換言之，“法藏”不是簡單的IDP網站圖版的紙本化，而是高清程度遠超IDP網站圖版的第二代高清彩色圖版。這一做法在敦煌文獻圖版編纂印制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應該成為將來編纂出版其他收藏單位高清彩色圖版的模板和路標。

　　 “法藏”還補充了一些IDP網站遺漏的彩色圖版。如P.2046，IDP網站隻有黑白圖版﹔P.2061和P.2499，均無圖版。這類漏收或遺漏部分圖版的號碼，“法藏”都給補上或補足了。法圖在對館藏敦煌文獻進行修復時，曾將原來的裱補紙剝離下來，這些裱補紙很多是廢棄的殘文書。法圖沒有對這類剝離下來的文書單獨編號，而是附在原來的編號中，以Piece表示，如P.2023號剝離下來的殘片就標做P.2023Piece，多數沒有彩色圖版。這類遺漏，“法藏”也都給補上了。至於圖版的編排格式，“法藏”除了延續以往敦煌文獻圖集的逐幅逐頁展示的方式外，還根據需要設置了總圖和局部圖。設置總圖的一般是長卷，如果隻有逐頁展示的圖版，讀者就不易把握長卷的整體面貌。至於局部圖，則是根據需要放大某一局部的細節。這極大方便了讀者的閱讀和利用。

　　 對於敦煌文獻圖錄的編纂者而言，定名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衡量其編纂質量的重要尺度。由於很多敦煌文獻是殘篇斷簡﹔還有不少類似個人筆記性質的文書，內容雜亂。所以，確定以上兩類文書的性質和名稱，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創造性勞動。關於法藏敦煌文獻的定名，一百多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榮新江主編在“前言”中提及先后對法藏敦煌文獻進行過編目工作的有伯希和、那波利貞、王重民、黃永武和施萍婷等。目前大家還在使用的幾種目錄是《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出版）、《敦煌遺書最新目錄》（1986年出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2000年出版）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四冊，出版於1970年至1995年）。此外，1995年至2005年間陸續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34冊）圖集也在定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以上幾種目錄和圖集最晚出版的也有二十多年了，而最近二十年敦煌學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有些文書的定名也可以根據現在的研究給予更恰當的名稱。“法藏”主編和團隊成員不但熟知有關敦煌文書定名的最新信息，對敦煌文獻整理定名的水平也處於國內外之前沿，加之掌握了目前最清晰的文書圖版，所以在文書定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彌補了其他目錄的不足。

　　 “法藏”在文書定名方面的貢獻一是給一些原來未命名的文書確定了名稱。由於敦煌文獻多數是寫本，很多是當事人個人使用的文本，中間轉換主人的現象也屬常見。所以不少文書正面和背面抄寫的內容不同，抄寫者也不同，一個號碼或一卷往往可以分別列為多個標題。以往的目錄遇到這種情況，有時是正背分別著錄標題﹔有時則以正面的內容為主，背面的內容則概而言之﹔還有一些內容性質和標題一時難以判斷，干脆就缺略了。“法藏”則給那些原來概而言之或忽略的文書分別擬定了標題。如P.2002號，正面是《無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經》，背面有繪畫多幅及紀年題記。以往諸家目錄均隻著錄正面的內容，背面的繪畫則多以“佛像若干尊”名之，不僅定名籠統，也不准確。《法藏敦煌西域文獻》首次將背面之繪畫分為六個標題，比以往目錄的定名前進了一大步。“法藏”則進一步給該件背面擬定了十二個標題，即“白畫金剛像”“白畫供養人像稿”“白畫觀音菩薩頭像”“白畫脅侍菩薩像”“白畫供養菩薩像”“一人二馬圖稿”“辛巳五月六日題記”“白畫金剛像”“白畫人像稿”“白畫金剛像”“白畫人像稿”“白畫相扑稿”。“法藏”的定名，不僅比《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定名增加了一倍，真正做到了所有內容毫無遺漏，而且定名也更加准確。又如P.2014是刻本《大唐刊謬補闕切韻》，該件上粘貼有三張用以裱補的紙條，這三張紙條上都有文字，以往目錄均隻著錄了其中一張紙條上的“后唐清泰五年（938）敦煌縣令呂狀”。《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給另外一張紙條上的文字擬名為“寡婦阿陰狀”。“法藏”編纂者發現與“寡婦阿陰狀”粘接在一起的另一張紙條上的文字不屬於“寡婦阿陰狀”，將其定名為“某人謝狀”，遂使其定名趨於圓滿。二是糾正了一些錯誤的定名。如P.2020正面，以往的目錄均隻著錄為“粟特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據其內容擬名為“佛與淨主人關於十二相的對話”。“法藏”考定其為粟特語《究竟大悲經抄》，糾正了原來錯誤的定名。三是進一步明確不夠確切的定名。如P.2023Piece，《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擬名為“陰恆慶陰流定殘片”，“法藏”將其比定為“社司轉帖”，將描述性的擬名確定為符合當時習慣和慣例的准確名稱。又如P.2011第二件，以往諸家目錄和圖錄均定名為“祭文”，“法藏”則據其內容擬名為“唐辛酉年（901）七月二十二日侄女祭大阿耶文”，不僅確定了此件的年代，還增加了祭奠者和被祭奠者的身份，從而最大限度地向讀者提示了此件所蘊含的學術信息。

　　 如果用更高的標准要求，“法藏”也還有值得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如文書圖版的重行問題需要有更嚴格的規范。由於敦煌文獻有很多是長卷，在採用逐頁展示方式進行編排時，為方便讀者確定次頁的內容和前頁是否銜接，一般會在次頁首行重復前一頁的末行。以往出版的敦煌文獻圖版，一般是次頁重復前頁的一行或兩行。“法藏”目前的狀況多數是重一行，但也有重兩行（“法藏”二冊135頁）或三行者（“法藏”一冊176頁、“法藏”二冊217頁），還有重半行者（“法藏”一○冊63頁）。鑒於現在的技術手段已遠勝於前，希望以后各冊能有更嚴格的規范要求，最好隻重一行。“法藏”對所收文書的擬名，雖然絕大多數以往未擬名的文書都擬定了名稱，但也偶有遺漏，如P.2042，標題5“大佛名十六卷略出懺悔卷一”，最后有“麥粟粟黃麻油面”一行，此行文字顯然不屬於前者，按“法藏”體例應單獨擬名為“雜寫”。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討論，可能是出於各冊頁數平衡的考慮，有的長卷被分別編印在了不同冊中。由於一個長卷是一個整體，而目前各冊實際也未能做到頁數的絕對平衡，所以還是應該將一卷文書放在一冊中比較恰當。

　　 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言，原材料始終是最重要的。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研究者到英、法、俄等國直接閱讀敦煌文獻原件仍非易事。一部敦煌學學術史表明，以縮微膠片和《敦煌寶藏》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獻黑白圖版和以《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等為代表的第二代敦煌文獻黑白圖版的刊布，都曾極大地推動了敦煌學的發展。以IDP網站彩色圖版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文獻彩色圖版的陸續刊布，也給中國學者閱讀和利用敦煌文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但鑒於IDP網站的彩色圖版仍有提高的空間，而且藏品至今未能全部上網，筆者在2020年向學術界提出重新編纂出版高清全彩敦煌文獻圖版的建議（見《用新范式和新視角開辟敦煌學的新領域》，《光明日報》2020年8月17日史學版）。隨著以“法藏”為代表的第二代敦煌文獻彩色圖版的陸續問世，以后其他收藏地的藏品也將以“法藏”為模板，陸續推出。可以預期，以高清全彩方式編纂印制的新一代《敦煌文獻全集》全部出版以后，國內外學者閱讀和利用敦煌文獻的條件將得到很大改善，而這也必將極大地推動國際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