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敘事研究與中國自主的敘事理論體系

　　 【治史心語】

　　 近些年來，學術界發表了很多有關“敘事”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學術專著，推動了國內敘事學發展和中國敘事傳統的研究。對於后一個方面，學界目前已基本形成中國敘事起源於史學的共識，但對於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和理論遺產尚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成果。為了推進這方面的研究，並推動關於中國敘事學的整體研究，以下三個方面非常值得關注。

　　概念與風格

　　 “敘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漢語詞語，而非近代以后才產生的新概念。它最初指按照一定的方位次序或時序敘述事件（由天文到人事），“敘”是其發生方式，“事”為其活動載體。深入考察，可知“敘（序）事”最遲出現在《周禮》的有關記載中，經兩漢時人評價《史記》而在曹魏時期形成史學領域的表意功能，並在唐代上升為一個理論術語。此后，經由歷代學人的運用，“敘事”不斷積累起豐富的內涵，並與小說詩文評點形成交叉，孕育了中國傳統敘事理論。人們結合“才”“文”“美”“類”“情”等概念，以及事實、事件、事理、事義等層面探討了敘事形式、敘事內容及其關系問題。

　　 從史學自身的品格出發，就“敘事”一詞的構成來看，“事”當為其根本，即有“事”可敘，方能稱之為“敘事”。孟子評價孔子所撰《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表明《春秋》之“義”總結自諸侯國之間發生的具體史事。兩漢時人評論司馬遷《史記》“善（述）序事理”，其具體表現是由“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支撐的“實錄”，表明《史記》所揭示的“理”，也來源於真實的“事”。這些依真實之“事”而生成的道理、事義，是人們品讀歷史著作時所收獲的最重要的啟示，正由於此，人們才會對歷史產生敬意，史學的致用才得以實現，史學的求真才有其價值。

　　 在中國傳統史學語境中，“敘事”也作名詞化理解，表示史著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古代史書之中，有以敘事為重者，有以議論為重者，當然也存在考訂、辭命、敘例等多種成分。由於朝代更迭而形成的周期性現象，運用編年、紀傳兩種體裁寫成的朝代史構成了中國古代史書群體的主干，從中我們得以觀察到中國古代史學具有重事、主人、尋美、用意四位一體的敘事風格，即凸顯了對歷史事實的認識和追求，表達了中國史學的人本主義精神，蘊含了史學審美的自覺要求，反映了史學家主體意識的積極表達。

　　 總之，由於“敘事”在史學活動中所佔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人們對“敘事”的探討、反思不斷激發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范疇的開拓，推動了中國古代史學話語體系的生長。

　　淵源與流變

　　 清代學者章學誠提出了關於中國敘事起源的重要命題——“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在他以前，也有學者探討過這個問題，如宋人真德秀提出“敘事源於古史官”，同樣道出了中國史學與中國敘事的密切關聯。20世紀關於中國敘事起源的探討，大多接受上述命題，並從發生學、概念史、文史關系等諸多視角探尋中國敘事的發展脈絡。其中，美國漢學家浦安迪提出“神話—史文—明清奇書文體”作為中國敘事文的發展途徑，最具代表性。但是，他所說的“史文”既包括小說也包括史書，其根據是認為中國的“史文”對於虛構和實事從未有過嚴格的分界線。顯然，這一觀點頗值得商榷。

　　 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或文學性敘事的淵源與史學雖有一定的關聯，但二者發展路徑並不相同。從淵源上看，自周代史官掌敘事之職，到《尚書》記事和先秦諸侯國史的產生，再經《春秋》褒貶書法到《左傳》言事相兼，在史學逐漸產生的過程中，史學敘事的格局、體例、用辭、功能已形成一定的成規。漢武帝時代《史記》的問世，奠定了中國史學敘事的基本傳統，追求“實錄”以及希望通過敘事揭示事物發展的道理，成為歷代史家的不懈追求。自《漢書》《漢紀》成書至唐初所修諸家前朝史，以政治興亡為主線的朝代史敘事蓬勃發展。中唐以降，典制體、紀事本末體等新史書體裁的確立，不斷推動中國古代史學敘事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長時段的發展脈絡中，以時間為線索、以人物為主體、以事件為中心等多種敘事形態，以具體史實呈現歷史客觀進程的敘事主線，以總結大勢、大道為目的的敘事意旨等，無不滲透著中國史學的求真精神和信史原則。

　　 中國古代文學敘事與史學敘事確實存在形式上和觀念上的交叉，文學敘事與神話傳說、志怪傳奇、講史話本、小說奇書等關系密切，古人對文學敘事功能也長期存在著“尊史”“補史”的認知，即使是在小說創作蔚為大觀的明清時代，評點家對“筆法”“文質”“追敘”“類敘”“尚簡”“隱晦”“按鑒”等概念的運用仍顯示出鮮明的史意。但是，文學敘事和史學敘事之間終究存在一條不能逾越的界限，這就是敘事之“事”的性質。對於文史敘事的分際，明清之際評點家金聖嘆有一番形象的總結：“《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史學敘事以“事”為根本，文學敘事則追求“文”的造詣，史學家為了縫合斷裂的歷史所作出的必要的“想象”，因出發點的不同而不應被視為削高補低的“虛構”。據此，浦安迪的觀點看似是對章學誠命題的再闡釋，實際卻在中國敘事傳統形成的路徑中模糊了文學敘事與史學敘事的邊界，進而將明清以下的史學敘事截流於“中國敘事”之外。

　　 當前，隻有對史學敘事的產生、發展、形式、特點進行系統研究，並在此基礎上考察其與文學敘事的交織或交叉及二者間的相互影響，才能為中國敘事研究的理論建設提供更全面的資料支撐。

　　本土與世界

　　 由文史關系可以觀察中國敘事的淵源與流變，而建構中國自主的敘事理論體系，還須關注本土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受到西方敘事學（也包括敘事主義歷史哲學）的影響，中國學界一些研究者習慣於把漢語“敘事”視為英文“narrative”或“narration”的翻譯詞，“故事”被等同於“story”，“敘事”被等同於“story-tellling”，忽視了漢語“敘事”概念注重求實的特點。對於這一現象，文學界已率先作出修正並努力提煉中國傳統文學敘事的資料遺產和話語資源，史學界卻依然缺乏這方面成果。於是，“歷史實在”被“語言事實”替代，歷史研究往往為“文本研究”讓路，史學敘事的客觀性因其難以避免地運用“語言”而被批評，部分史學工作者甚至忽略了史學“求真”的屬性。這啟示我們，運用建構於西方敘事傳統和西方小說批評遺產基礎上的概念、理論，必須加以批判分析，切勿使其直接對等或替換中國學術語境中業已成熟的概念。同時，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運用唯物史觀對傳統史學敘事理論遺產進行系統化整理，闡明中國敘事注重“征實”等根本性特征。

　　 另一方面，在繼承弘揚中國敘事傳統的同時，對他山之石重視、借鑒、應用得好，也可有利於本土敘事理論的建設。例如，從西方敘事學引入“敘事性”概念，將有助於剖析中國史書內部結構的敘事特征，發掘那些明顯區別於“非敘述世界”的特征，重新評價編年體朝代史、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以及會要、大典等典制體史書諸多文獻對於中國敘事學的價值。舉凡情節類型學、讀者理論、作者理論、文本間性、敘事進程、敘事干預、敘事視點等理論，都有利於傳統歷史編纂學研究視角的更新，從而在中西互鑒和文史交流中實現對中國史學敘事遺產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更好理解中國敘事的本質和特點。總之，面對西方敘事學的豐富成果，我們有必要對其來龍去脈作出考察、分析和總結，分析比較中外敘事的淵源與流變、傳統與風格，交流互鑒、取其所長，推動中國自主的敘事理論知識體系建構。

　　 （作者：朱露川，系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