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的區域研究

19世紀后期的帝國主義時代，歐洲國家重新編排本國的世界認知體系，以爭奪殖民地瓜分世界，新興殖民國家德意志帝國也不例外。在德國，隨著知識社會的興起，對殖民地的認知被納入帝國政治動員的鏈條中，催生出以殖民地區為對象的“區域研究”。

一

殖民帝國的世界認知體系建構是在一個國際性的殖民活動網絡中完成的。不過，當殖民帝國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不斷深化與殖民地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時，其在認識論上卻開始將自己與“世界其他地區”遠遠隔離開來。這種變化一方面表現在歐洲世界對構筑全面世界認知的態度上：原本其認為對非歐洲世界的知識獲取需要建立在“合作搜集”的基礎之上，此時則視之為歐洲世界“獨力發現”的結果。18世紀中葉開始，從歐洲出發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險航行不計其數。除了各種利益訴求外，這些活動也代表著一種想法：整個世界的知識要通過全面的搜集來整理。德國區域研究的先驅人物亞歷山大·馮·洪堡曾前往拉丁美洲、美國和中亞進行研究。從他和其他歐洲旅行者的大量報告中可以看出，直至19世紀初，他們仍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標注知識的當地來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者的貢獻逐漸被忽略和掩蓋。許多歐洲旅行者將自己塑造成孤獨的英雄，把從當地獲得的知識完全作為自己的“發現”。

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時代，認為歐洲與非歐洲世界之間似乎存在根本性差異的觀點，在學術話語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奧斯特哈默指出：“18世紀的歐洲將自己與亞洲進行比較，而19世紀的歐洲則認為自己無可比擬。”正如在歷史書寫中，啟蒙運動時期對非歐洲文化滿懷興趣的書寫旨趣逐漸消失，哥廷根學派系統的歷史知識取向被否定，德國史家蘭克重新將中國和印度排除在其撰寫的《世界史》之外。

19世紀中期，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分離作為一種社會認知結構逐漸固化。關於歐洲世界的知識被視為專業學術，關於非歐洲世界的知識則被視為實踐經驗。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這些在19世紀完成大學專業建制的人文社會科學，其研究對象隻限於歐洲。而關於非歐洲世界的知識則存在於傳教士學校、商業培訓中心、地理協會和特定的殖民地官員培訓機構中（比如1806年英國在海利伯裡創辦的東印度學院）。參與該領域知識生產的群體主要由傳教士、商人、地理和殖民協會成員以及政治官員等組成。

然而，這種知識布局無法滿足殖民浪潮所帶來的社會知識需求。19世紀后期，殖民地對宗主國的社會政治意義不斷增強，殖民地的數量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成為帝國實力比較的重要指標。原本零散的、社會各領域自發產生的對非歐洲世界的認知，無法系統解釋新發現的殖民地社會，無法滿足轉型后的殖民統治的需要。在此語境下，各個殖民國家幾乎同時產生了將殖民地認知系統化的嘗試。

二

從理念上看，關於殖民地認知的系統化方案誕生於19世紀德國社會之科學化的語境。“社會之科學化”是指社會發展越來越依賴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它的主要表現之一是國家治理者和社會大眾都相信，具有專業性的學術知識能夠解決社會難題，為社會發展提供指導。在這一認知下，面對殖民領地的大規模擴張和日益增長的治理需求，德國政府開始成為殖民地知識收集的首要發起者和資助者。它要將原本社會領域中經驗性的、私人化的殖民地認知，轉變為能在實際殖民統治中大規模運用的系統知識。

於是，從運作上看，這條系統化之路就表現為一種模式：德國政府先論証關於殖民地認知系統化的必要性，隨之推進其在學術建制上的發展。1884—1885年，德國先后宣布在西南和東部非洲的部分地區建立殖民地，並且佔領了太平洋的許多島嶼。1885年，德意志帝國議會批准發放蒸汽輪船補貼，以支持私人蒸汽輪船開往東亞和澳大利亞。1886年，在俾斯麥的建議下，帝國議會就是否建立一個東方語言機構展開討論。支持者堅持認為，倘若德國人能夠高質量地掌握非歐洲國家語言，那麼德國的海外貿易必定能夠大幅度增長，而國內的工業化進程也會隨之大大加快。

1887年，東方語言學院在柏林大學成立，其最初目標是為殖民活動培養翻譯人才。1891年，“德國殖民委員會”成立，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決定殖民地學術考察任務並分配研究經費。1898年，“德國農業、貿易和工商業殖民學校”在黑森州北部小鎮維岑豪森建立。1900年，漢堡“航海病和熱帶病研究所”成立。此時關於殖民地的認知，囊括語言、地理、動植物和衛生等諸多方面，但是它們並不完全被納入以大學學科為基礎的專業知識生產。

伴隨著殖民活動的迅猛發展，德國的反殖民情緒也達到高潮。20世紀初，德國對殖民地的殘酷統治引發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以鎮壓德屬西南非洲赫雷羅人起義為代表的殘酷事件不斷在德國國內媒體上曝光，德國社會稱之為“殖民丑聞”。為了回應政治公共領域的批評，1907年，時任帝國殖民事務局局長的德恩伯格發表演說，反對以往用“破壞性手段”進行殖民，提倡用“各領域先進的理論和應用科學”進行“現代殖民”。

次年，漢堡殖民學院成立，其旨在將關於殖民地認知的所有內容整合成一個跨學科的培訓計劃，1913年時任職的教授和講師多達67人。與此同時，在其他機構中，對殖民地認知的區域性整合也不斷加強。比如在東方語言學院中，原本的非洲課程主要集中在斯瓦希裡語、班圖語等語言學領域。而隨著非洲殖民地之重要性的增長，課程擴展至宗教、歷史、地理、法律和經濟等領域。這種整體性的非洲研究為德國政府、德國殖民地駐軍和貿易公司在非洲的各種活動提供實際支持。正是在區域研究的理念下——當時還沒有“區域研究”這一學術名詞——德國形成了在中央教育機構中集中培訓特定地區殖民管理者的模式。

由此可見，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德國的區域研究就是對殖民地的整合性考察與分析。殖民帝國以各種方式所獲取的“來自殖民地的知識”，在本土通過處理與加工被納入歐洲人的世界認知體系，最終變成殖民統治所需要的“關於殖民地的知識”。在殖民區域研究的課程內容中，除了理論知識與實用知識外，還充斥著當時典型的歐洲優越幻想下所形成的種族主義和價值等級思想。這種區域研究服務於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活動，而非人類整體世界認知的理性建構。當時在“區域研究”思想下所產生的不是真正可信賴的學問，而是一種將歐洲與“非歐洲”在知識體系中分割開來從而維護殖民統治的認知工具。

（作者：范丁梁，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