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區域研究的知識體系與代際差異

　　 美國學術界對區域研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從未達成一致，但美國中國學創建者、歷史學家費正清給出的定義得到基本認可：區域研究是指運用社會科學的多學科方法對某一特定地區進行的專門研究。其中有三個要素可以提煉出來，即“特定地區”“社會科學”以及隱含在區域概念中的研究主體。將三者放置在西方區域知識生產的坐標系中進行考察，可以更為清楚地了解區域研究的演進脈絡、學術環境及其背后的運行機制。

　　“區域”概念內涵的三次嬗變

　　 一般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區域知識生產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范式轉變，分別是：歐洲殖民浪潮下的“東方”研究、冷戰時期的區域研究以及當下強調流動性、多元性和身份屬性的新區域研究。三次范式轉換中，“區域”概念的時空變化是最為顯性的要素。“區域”概念的本質就是要表達目標地區（民族、國家、社會、文明）在世界和歷史中的位置，隱含著命名者對該地區在世界體系中所處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的權力建構。

　　 “區域”概念是動態的，具有時間性、空間性、歷史性。在殖民擴張時代，歐洲國家以自身為中心逐漸明確了“東方”的地理范疇，並形成以其為核心概念的東方學。在日益完善的東方學知識體系中，“區域”以三種形式出現：一是殖民國家視野下的地理方位，如中亞、遠東和近東，以及亞洲南部和非洲﹔二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如中國和印度﹔三是以語言和歷史為基礎的文明區塊，如閃米特、波斯等。上述地理概念均有著復雜的演變過程，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整個“東方”知識體系越來越服務於歐洲的殖民利益，最終成為帝國體系的組成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國學者薩義德在解釋東方學的含義時表示，西方殖民國家試圖對“東方”進行本質性定義。一方面，“東方”被塑造成歐洲最偉大、最富有、最古老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基於本體論和認識論來區分“東方”與歐美國家，這是“東方學”的根本思維方式。

　　 美國主導的區域研究成為學術潮流時，“區域”的內涵發生微妙的變化。作為新興的世界性大國，美國區域研究涵蓋的地理空間遍及地球各個角落。在冷戰和非殖民化背景下，區域研究學者最為重視的國別研究無疑是“蘇聯學”和“中國學”，關注的區域則是亞洲、拉美和非洲的特定區塊。這一時期，“區域”概念的工具屬性展露無遺。以“東南亞”為例，19世紀初“東南亞”出現在一本游記書名中時，指代的是印度、馬來亞、錫蘭、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到1943年，戰時同盟國出於軍事和戰略需要，將“東南亞”劃定為今天的地理區域，美國區域研究學者在冷戰時期的學術活動和作品發表中進一步應用和傳播了這一術語。在東南亞學者看來，美國區域研究學者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清除歐洲殖民主義影響，消除殖民時代設定的邊界﹔二是要為這一地區尋求新的身份，使之與蘇聯等有著區域影響力的國家區分開來。無論如何，戰后美國致力於打破世界既有的地域分割以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在此過程中，區域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世界范圍內出現各種新區域研究浪潮，其逐漸打破美國區域研究的地域界線。近年來，關於區域劃分的替代性概念引發熱烈討論。其一，這類概念不以地理空間為主要標識，而是強調“區域”內政治、經濟、種族或者語言文化的認同﹔其二，多數“區域”概念的地理邊界仍處於變動中﹔其三，概念生成的主要話語權力仍然掌握在西方學者手中。例如，“黑色大西洋”一詞原本是西方學者討論非洲離散群體時使用的概念，后隨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吉爾羅伊出版的專著《黑色大西洋：現代性和雙重意識》而流行起來。

　　社會科學演進中的區域研究

　　 1947年，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組織的區域研究發展會議上，現代社會學奠基人塔爾科特·帕森斯表示：在一代人以前，社會科學還沒有發展到能夠組織如此廣泛而協調的區域研究的地步。這揭示了美國區域研究范式轉換的學理基礎。19世紀，為歐洲“東方”研究提供支撐的，是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偏人文類的學術領域。其后，現代社會科學雖然在歐洲萌芽並生長，卻在美國高校最早實現大規模學科建制。也正因為學科制度的合法化，到20世紀40年代，社會知識生產和流通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區域研究由此獲得來自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新方法和理論的啟迪。

　　 然而，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既互融又緊張。一方面，區域研究受到不同時期社會科學主流思潮的深刻影響。科學主義、普遍主義、行為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助推了區域研究早期發展。反過來，后者亦為實現“普遍適用的社會科學理論”提供了一種檢驗機制。另一方面，不同社會學科內部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存在重大分歧，區域研究學者採用何種理論和方法來構建區域敘事成為爭論的焦點。冷戰高峰時期，“結構-功能主義”影響了大多數學科，西方現代化理論在此知識背景下出現。在學術界和決策層的共同支持下，現代化理論快速介入區域敘事。這一時期出版的區域研究著作，無論是費正清的《東亞：現代的變遷》，還是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的《舊社會與新國家》，大多是在現代化視角下討論區域問題：傳統視角下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和政治權威，過渡時期的無序和抵制，以及美式現代化在新興社會的適應性問題。

　　 到20世紀70年代，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代表的行為科學方法受到批判。包括區域研究在內，整個社會科學界有一個“去西方中心”和反思批判的過程。這一進程又因后殖民主義、建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被強化。在批判現代化理論的背景下，區域研究受到諸如世界體系理論和依附理論的沖擊，繼而又受到理性選擇、國家和社會建構、全球與跨國轉向等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冷戰后期，區域研究項目因外部資助急劇減少而被邊緣化。“9·11”事件之后，區域研究被重新重視。日裔美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將美國中東政策的失敗歸因於過去一代區域研究的衰落。美國學界試圖重建美國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並提出諸如尊重多元現代性、重建“區域”的空間邊界、追蹤跨國流動的影響、深度情境化等新的區域研究方案。

　　敘事主體的代際更迭

　　 對於區域研究這樣特殊的知識生產方式來說，敘事主體的思維模式極為關鍵，其從根本上決定著敘事的立場、視角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決定著區域敘事的有效性。美國區域研究創建時期，初代學者清醒意識到，要構建關於世界某一區域的知識體系，必須有相關地區學者參與，以提供不同的文化視角。因此，區域研究必然包含在當地建立人際關系網絡，以及培訓當地社會科學家。然而，隨著冷戰深化，特別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通過后，區域研究日漸制度化，冷戰需求與學者的研究興趣被整合到一起。甚至有比較激進的學者認為，冷戰意識形態影響了其時幾乎所有的美國區域研究學者，包括那些反對政治介入學術的學者，因為意識形態植根於那個時期形成的知識生產體系。

　　 20世紀70年代批判浪潮興起，第二代區域研究學者中有很多人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批評者，進而成為上一代區域研究學者及其研究方法的挑戰者。與此同時，接受美國培訓的域外學者表現出對所謂美國范式的厭倦，提出要重新爭取區域研究的主動權。盡管如此，在經歷了第三代學者相對沉寂的反思期后，美國范式仍然有著強大的國際影響。其繼續為區域主流敘事提供概念框架和理論支點，並在相當程度上主導著區域研究的問題意識和議程設定。進入21世紀，美國學者亦在探尋區域知識生產的新的發展方向。

　　 （作者：張楊，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