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詩性文化與家國情懷

從青藏高原、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長江以其壯闊的空間廣度、悠遠的時間長度，刻畫出中華民族的情感深度。這條跨越時空的壯美長河，造就無數江山勝景和人文勝跡，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流經的地方，留下眾多詩性文化的痕跡，滋養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國人深厚的家國情懷。

千年流淌的長江詩性文化

“詩者，天地之心也”，詩歌是人類靈魂表達和溝通的工具，詩性文化則是其內化於精神深處一種感性的、情感的、審美的文化。歷代詩人對長江自然景色和歷史文化積澱所賦予的濃郁情感和詩意表達，讓長江具有超時空的美學意象和超功利的精神境界，不僅成為長江文化的深層次內涵，也內蘊著中華民族共通的情感記憶和精神家園。

在世界諸大河文明中，長江橫跨亞歐大陸東端的高原、山地、平原、湖沼地帶，是地球上少有的自然地貌多樣、水熱資源豐沛的區域，為孕育長江文化提供了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從飯稻羹魚的楚越之地，到連通海內的文化通道，再到流淌著詩與美的大江，長江文化的孕育發展，是自然景觀和歷史人文不斷被詩化和美化的過程。

戰國時期，屈原行吟於江上，賦予長江浪漫瑰麗的詩意想象，形成以楚辭為代表的詩歌藝術形式，奠定了中國文學史上南《騷》北《詩》雙峰並峙的格局。東晉以降，中原士族南渡，經濟重心南移，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相對穩定，長江從自然天險逐步進入藝術化審美的范疇。南朝詩人謝朓“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是吟詠長江之美最早的名句之一。南朝民歌深受長江滋潤，演化成清麗纏綿的詩風，與北朝民歌的粗獷豪放形成了強烈反差。

隋唐以來，隨著南北大運河貫通，長江水系成為重要的交通廊道和文化通道，長江干支流沿線的城鎮經濟逐步繁榮，長江山水的形勝之處，都開始留下詩性文化的痕跡。唐代最重要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都有長時期的長江生活和行旅足跡，吟唱出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詩作。

詩仙李白一生大部分詩歌都創作於長江一帶。從早年出川“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到壯年漫游送別孟浩然“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再到晚年流放遇赦“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最后在長江留下捉月飛天的傳說，長江是李白一生瀟洒浪漫的舞台，也是詩人最后的歸宿。詩聖杜甫晚年漂泊流離於長江之上，在寓居三峽期間，寫下沉郁雄渾的《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以及《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成就七言律詩的高峰。杜甫出三峽病逝於汨羅江舟中，與詩人屈原為鄰。

至此，中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詩人——屈原、李白、杜甫，將自己的生命融入長江，給長江詩性文化留下濃墨重彩的精神符號。

兩宋時期，長江詩性文化發展到新的高潮。長江的歷史人文積澱結合山水自然景觀，逐漸演化成沿線眾多名勝古跡，現實的物理景觀空間和詩人的想象空間一起喚醒長江所承載的悠悠千年文脈，形成一處處超越時空、情景交融的詩性文化空間，其中一個集中體現是長江懷古詩的大量出現。蘇軾貶謫黃州期間寫下《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蘇軾憑吊長江，看到的是三國時期的周郎赤壁，以及隨著長江流逝的多少英雄人物，產生江山如畫、人生如夢之感，情與景融為一體。

長江游記體日記散文在兩宋時期逐漸興盛，其代表作包括北宋歐陽修《於役志》、張舜民《郴行錄》，南宋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等。作者把行船游於長江之上所尋訪的人文勝跡逐一記錄，充分表明在兩宋時期長江的人文景觀已經被詩化，長江的詩性文化具有傳承性和連貫性，是長江歷代文化積澱的精華。

唐宋以后，長江無數的江山勝景和人文遺跡通過詩人的審美創作演變成流傳千古的風景名勝，如長江三峽、夔門、巫山、岳陽樓、洞庭湖、君山島、黃鶴樓、滕王閣、廬山、石鐘山、鳳凰台、石頭城、瓜洲古渡等。沿長江的自然與人文景觀逐漸成為詩性文化的化身，造就一處處長江詩歌中永恆的文化意象。“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長江的詩性文化飽含著中國人對自然的禮贊，是歷代詩人與長江山水人文對話的精華﹔由詩性文化凝結而成的風景名勝——詩性文化空間，則是中國文化中詩性審美的結晶。

長江詩性文化是歷史積澱的過程，是壯闊優美的自然景觀、悠久博大的歷史人文與詩意情感碰撞的結果。在由自然長江向文化長江、再向詩意長江演化過程中，長江成為審美的對象、精神的寄托，被賦予浪漫的想象、唯美的意境、詩意的情懷，是一條流淌著詩與美的大江，是詩和遠方的載體。這也是長江區別於世界其他大河最具獨特性的文化魅力所在。

長江詩歌滋養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教”自古以來貫穿於中國人教育的始終，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經之途。孔子多次談到“詩教”的重要性，“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由詩教所培育出來的詩性文化精神，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不僅塑造出中國人對生活和藝術的審美准則，而且建構了中國人的哲學觀、人生觀和宇宙觀。

中華文明關注現實人生，發展出能夠實現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的超越性統一的人生智慧與哲學，集中體現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之中，成為化解生命焦慮和痛苦的一種詩性精神。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

長江是一條超脫於自然之外的文化大江，流淌千年的長江詩歌為中華民族文化性格的完善培育了深厚的詩性土壤。長江詩性文化展現出一幅立體飽滿的人文精神畫卷，那些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大好河山的熱愛、對家國英雄的贊美，是超越時空的人類共通情感，是滋養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源頭活水。

其一是詩意的審美境界。長江的山水景觀與歷史人文融合激蕩，激發起詩人創作的靈感與激情。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劉勰提出的詩歌創作中“江山之助”思想，代表著長江山水與詩性人文相互成就的自然審美意趣，在后世逐漸演變成為人生藝術化的審美境界，並進入日常生活之中。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將此總結為：“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詩畫互文、讀詩如畫，充滿韻外之致與象外之境，這種詩意的審美境界也折射出詩意的棲居理想。長江沿線的“江南三大名樓”、江南水鄉、江南園林等，是展現長江詩性文化的人文景觀，無不反映出一種以詩性自然審美為內涵的生活理念，不經意中成為指導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審美准則。

其二是超越的人生境界。長江詩性文化具有一種超越性的精神價值。孔子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江河奔流不息、一去不返，有如生命的流逝，喚醒人的生命之憂。長江以極大的體量，浩浩蕩蕩奔流向東，以勢不可擋的雄偉氣勢，展現出一種崇高的力量。正如康德所說“偉大的高度和偉大的深度是同樣地崇高”“悠久的年代是崇高”，長江帶給人的崇高之感具有極大的時空跨越和歷史縱深，遠非一般江河所能比，以一種對個體渺小生命極大的壓迫氣勢所帶來的刺痛感，化解人的生命焦慮，進而抵達現實世界中的超越彼岸。

蘇軾貶謫黃州創作的“一詞兩賦”充滿著對生命之存在與解脫的憂思。《前赤壁賦》感嘆：“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他將個人有限的生命寄托於無限的長江，把不可捉摸的人生際遇與命運安排付與了長江的永恆，在長江中找到化解生命渺小與無常的慰藉。

在歷代長江詩歌禮贊中，長江的詩性人文內涵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審美符號和精神寄托，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個具有世俗超越性的精神家園，不斷滋養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長江內化為中華文化的符號象征

長江在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發展演變的宏大歷史時空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承載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銘刻著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榮辱。長江是集中體現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的空間載體、價值載體和符號載體。長江雄偉壯闊的景觀空間、深沉細膩的詩性文化，能夠喚醒強烈的歷史在場感和文化認同感，激發起對國家、民族與個體人生的深度關聯思考。

長江詩性文化中所蘊含的家國情懷和天下理想，極大地強化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文化認同。范仲淹《岳陽樓記》從“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的岳陽樓之大觀，到“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的廣闊空間與歷史時間，進而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時代呼聲，化個體之小我為家國天下之大我。

南宋偏安江南，北方國土淪喪，長江不僅是捍衛江南半壁的天塹，也是國家的象征。辛棄疾登上鎮江北固亭，面對浩蕩長江，深懷家國之思，寫下《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的文化意義，在此變得慷慨激昂，是喚醒歷史記憶的空間符號，激發起強烈的國家認同和愛國情懷。

宋以后，文化意義上的長江被更加深刻地人格化和符號化。北宋王希孟作《千裡江山圖》，雖無具體所指，有研究認為其主要取景地為長江沿線的廬山和鄱陽湖。該畫作將長江意象展現於十余米的青綠山水長卷之上，峰巒起伏，江湖浩渺，壯麗恢弘，實為中國錦繡河山的寫意表達，從此長江由詩入畫，長江意象轉化成為江山社稷和國家民族的象征。此后從南宋夏圭《長江萬裡圖》，到明代吳偉《長江萬裡圖》，歷代有關長江意象的畫卷不斷涌現，詩性的長江逐漸內化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符號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明初江山一統，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西北臨江建一樓閣，命名為閱江樓。宋濂作《閱江樓記》：“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余裡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長江在此升華為國家統一與和平的象征。

流傳千年的長江詩性文化，不僅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培育出超功利的人生境界，更是熔鑄在中華民族精神血脈裡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文化的符號象征，對中國人的國民文化結構和精神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江詩性文化歷久彌新的文化魅力，依然是活在現代中國人心頭的鮮活文本，傳遞真善美的人生價值啟示，傳遞中華民族共通的情感記憶，對於在新時代提升人的精神人格，完善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具有深遠的現代意義。

（作者：鐘 晟，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文旅融合機制創新研究”負責人、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