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全球發展合作趨勢前瞻

【特別關注】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程過半，但受多重危機疊加影響，可持續發展目標落實受阻。聯合國報告稱，隻有15%的目標取得進展，近一半目標中度或嚴重偏離軌道，超過1/3的目標甚至處於停滯或倒退狀態。在全球發展事業遭遇逆流的背景下，發展合作已進入加速變革的深水區和關鍵期，在國際議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展望2024年，全球發展合作將何去何從，以下趨勢尤其值得關注。

全球發展形勢嚴峻

第一，最突出的挑戰就是地區沖突多點爆發，長期化、外溢化趨勢加劇。俄烏沖突延宕，巴以沖突擴大蔓延，蘇丹、布基納法索、馬裡、尼日爾、也門、敘利亞、阿富汗、緬甸、海地等多國深陷人道主義危機，與恐怖襲擊、社會動蕩等聯動風險上升。聯合國預計2024年將有近3億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其中1.3億人為難民，超240萬難民需要重新安置。援助需求持續增長且隨時面臨援助通道封鎖將成為常態。

第二，氣候變化帶來的系統性影響持續深化。科學家預計2024年將比氣溫創紀錄的2023年更熱，極易引發極端天氣、自然災害、糧食危機、流離失所等一系列發展挑戰，而發展中國家的醫療系統、災害應對條件和治理能力在多重挑戰下則凸顯脆弱性。

第三，貧困問題形勢嚴峻。世界銀行預計，到2024年底，約2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將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貧困。全球糧食價格在2023年下半年已呈現上漲跡象，在非洲、南亞和西亞尤為明顯，2024年糧食價格居高不下將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並使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面對嚴峻的全球發展形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吁“2024年必須成為走出泥潭的一年”。

發展供需結構失衡

2024年，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全球貿易低迷，金融條件陷入數十年來最緊縮階段。世界銀行悲觀預測全球經濟面臨又一個“失去的十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金籌措面臨更大壓力。從需求看，新冠疫情疤痕效應猶存，疫后經濟復蘇壓力疊加氣候危機、地緣沖突等多重挑戰，致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資金需求激增。而從供給看，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內顧傾向增強，極易導致國際發展問題偏焦。基於“發展公正”“歷史責任”的發達國家援助出資義務，包括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承諾、0.7%的官方發展援助佔國民總收入出資目標，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淡化。而債務利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強使發展中國家面臨高昂償債負擔，世界銀行預計24個最貧窮國家的償債成本將在2024年激增39%。發展中國家債務脆弱性進一步擠壓了新借貸空間和發展機會，導致發展融資缺口彌合緩慢，南北發展差距持續加大。

預計2024年發展中國家將繼續面臨強需求和弱投入、高債務和低增長的艱難發展態勢。2024年9月，各國領導人將聚首聯合國未來峰會，希冀達成新的全球共識，讓世界為充滿風險的未來做好准備。

國際發展博弈加劇

各國國際發展戰略和機制在近幾年均進行了深度調整，2024年將是一系列變動和改革帶來的行動、投入、布局、效果和影響顯現的關鍵一年。隨著發展問題的邊界不斷外擴，國際發展正在從大國博弈邊緣走入核心，援助的工具化、泛安全化甚至武器化趨勢加劇。不同援助行為體間的競合將不僅表現在資金規模上，還進一步轉向資源調動能力、標准規則制定、利益聯盟構建、治理經驗吸引力、影響力傳播等更深層次的競合。能否實現自身安全、外交、經濟等戰略利益，能否換取更多發展中國家支持，能否在不同發展議題、多邊機制、區域乃至全球層面爭取更大主動，成為許多援助參與方的核心關切。

在2024年這一“全球選舉年”，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上升，援助或成為政客們打出的關鍵一牌，地緣政治、大國博弈將進一步影響國際發展格局。預計圍繞意識形態、價值觀、治理、安全、基礎設施、供應鏈價值鏈、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援助舉措，以及針對非洲、中東、亞太等地的區域性援助行動將不斷涌現。不同主體間的互動將有所強化，或表現出封閉性、針對性甚至對抗性的特征。此外，私營部門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作用大幅上升。一方面多元利益主體的增多勢必帶來博弈加劇﹔另一方面也將促使國際發展領域呈現私有化、逐利化傾向，發展屬性則進一步弱化，由此帶來重援助方戰略、輕受援方需求、忽略發展規律、弱化項目設計的風險。

“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

“全球南方”作為對發展中國家群體的指代已進入國際政治和發展合作的中心。金磚擴容、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基金建立等裡程碑事件使2023年成為“全球南方之年”。

2024年“全球南方”將保持崛起態勢，巴西、秘魯等區域性大國擔綱多邊機制，有望引導多邊議程向發展中國家關切的國際金融秩序、平等發展權益、供應鏈、能源及礦產等議題傾斜。“全球南方”聲浪反映了發展中國家長久以來對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和“一元治理模式”的不滿和尋求突破的努力。然而，這種共同的不滿情緒並不意味著“全球南方”內部能夠迅速形成一致的立場和共同的議程。訴求多樣化、立場碎片化、合作機制鬆散是“全球南方”在尋求更大話語權道路上尚未解決的問題。

2024年將有40余個發展中國家迎來大選，政權更迭之下的政策不穩定性風險加劇。隨著“反殖反帝”共同記憶的迅速代際遞減，預計發展中國家將依據利益訴求形成較小規模的議題聯盟，借多邊機制博取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但就宏觀而言，“全球南方”利益結盟還很脆弱。

全球治理漸進式改革

在上述嚴峻的發展形勢、發展資源供需的錯配和國家力量格局的變化等背景下，現有主流國際制度和治理規則難以有效應對新問題和新訴求，規則改革緩慢甚至停滯不前。盡管當前多邊治理主流機制仍維護著全球安全、發展、人權的底線，但在推動全球實現公正平等、更高水平互信和繁榮方面已力不從心。

2023年，變革多邊組織架構的議題被廣泛討論。然而，由於成員間利益難以調和、立場碎片化明顯，2024年很難看到多邊體系發生根本性改革或者“聯合國2.0”“世界銀行2.0”的出現。在這種背景下，漸進式和折衷式的改革為修復多邊治理失靈提供了希望，並為未來的改革積蓄了動力。這種改革可能基於多邊治理的議事規則，確保處於體系邊緣的國家、群體的訴求及脆弱性得到充分重視﹔也可能涉及行動者合作，即利用多邊平台促進不同主體圍繞發展問題形成實質性的合作。例如，歷經3年談判和起草過程的《大流行病公約》草案將在2024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上提交，相關協議探討將關系到全球大流行病預防和應對措施，以及全球衛生治理改革方向。

新興發展議題廣受關注

一方面，傳統發展領域投資力度此消彼長，基礎設施等領域實際增長放緩﹔另一方面，科技創新、生態保護、婦幼權利等交叉性議題躋身國際合作重要內容，成為國際社會競先布局、加速投資的新領域和新賽道。

具體看，一是數字技術帶來發展合作新機遇。數字技術是重組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改變發展格局的新動能，已基本成為全球共識。為避免弱勢群體被排除在數字生態系統之外，國際社會呼吁加大援助力度，盡快扭轉發展中國家數字赤字局面。傳統援助國紛紛部署行動方案，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開發和應用等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同時加速推廣數字思維，布建有利局面。二是海洋治理開辟發展合作新空間。海洋具有連通性、流動性、開放性，海洋議題與氣候變化、生態保護、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經濟增長等可持續發展目標緊密相連。新時期，構建“藍色伙伴關系”，培育人海和諧、保護海洋產業、促進合作共贏成為全球安全治理和國際合作新方向。三是婦幼權益成為發展合作新視角。婦幼權益關乎減貧事業、民生福祉、人類發展。美、英、日、德以及北歐國家等援助國加緊通過頂層設計引導婦幼發展議題主流化，推動發展資源投向性與生殖健康、兒童健康與營養、女性就業以及女性權益導向的清潔能源、電子商務和科技產品創新等領域。

中國貢獻更加突出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貢獻30%以上動能的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在逐漸成為全球發展合作的中堅力量。2024年，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面對復雜難解的發展問題，中國將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以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引領，繼續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投入，依托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和獨特優勢，提供更多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公共產品，推動發展問題重回國際議程的核心。

2024年，共建“一帶一路”將開啟下一個金色十年。中國將全面落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著力同發展中國家深化互聯互通、互助互鑒，與“三大全球倡議”、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協同增效。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將召開第九屆部長級會議，中非在自貿區建設、農業減貧、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迎來更大合作機遇。2024年，在中美建交45周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中美在落實“舊金山願景”以及《關於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中法在應對氣候變化、綠色轉型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值得關注。在全球發展倡議下，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將加快理論構建和理念塑造，促進實踐創新和成果出新，持續充實全球發展項目庫和資金庫，進一步調動地方政府、金融機構、非政府組織等多元力量，同各國和國際組織深化對話交流，以更開放的姿態、更充沛的資源、更創新的供給，提高國際發展合作的質量、效益和影響力，提升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的包容性，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盡管前路漫漫且充滿變數，人們始終期待一個穩定繁榮的2024年、一個團結協作的2024年，期待重振並加強全球發展合作。展望未來，多元參與主體的立場行動是趨於分化還是殊途同歸，是競爭對抗還是合作，將直接關系到全球發展方向。凝聚共識、交流互鑒、務實合作才是全球發展的人間正道。

（作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發展合作研究所 執筆人：姚帥、劉嫻、孫天舒、陳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