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體性的哲學審視

　　 文化是社會進步之魂。作為一個民族內在生命的根本維系，文化主體性呈現出文化意義上的堅定自我，是民族精神得以挺立的思想標識，是人類文明延續發展的不竭動力。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為我們在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回望來時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中得到建構和形塑，在守正創新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完善。站在新的起點上，需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以貫穿過去、當下與未來的能動意識，實現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交融匯通，在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的基礎上走向文化自強，真正挺立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

　　主體性的文化哲學敘事

　　 主體性原則作為現代哲學的基本精神，是解讀人類發展史的一把鑰匙。“主體”作為一種關系范疇，在與“客體”的對象性關系中彰顯出自身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是認識和改造對象世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文化哲學的視角來看，主體性哲學的發展經歷了從理性高揚到理性迷失再到理性重塑的曲折演進歷程，理性可謂近代以來人類文化的最強音。人作為文化的存在，其主體性表征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體性。對理性的深刻反思與對文化主體性的重構內在勾連、一體兩面，標定了現當代哲學發展的理論主題和基本走向。

　　 西方自17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逐漸從宗教神學的蒙昧中覺醒過來，理性作為一種“光明的力量”，成為確証自身主體性的重要基石。無論是笛卡爾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原則，將對真理的判斷置於主體的“內在性”思維之中，還是康德發動的“哥白尼式革命”，讓對象符合主體固有的認知形式，強調人為自然立法、理性為自身立法，都力圖揭示和証明主體之為主體的理性—自由本質。無論在認識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由於理性的日臻成熟，人作為主體的至高無上地位得以確立。人們開始自由、獨立地運用自身的思想、創造力和行動，去破解和把握自然界與社會生活的發展規律，按照自身的意志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理性至上、人性至善”由此成為不可撼動的價值理念。

　　 理性在獲得最高權威的同時，逐漸開始走向它的反面。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后，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完成了對世界的“祛魅”，技術世界與人文生活呈現出日益分裂的態勢。理性的片面發展導致現代性的內在悖反，價值理性逐步萎縮和邊緣化，有用性和功利性成為生活世界的唯一標准。整個社會洋溢著無往不勝的征服欲望，人們漸漸遠離了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最終陷入生存與文化的雙重危機中。從尼採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從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到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主體的命運由凱旋走向黃昏，以檢討反思“唯我論”傾向為核心的哲學思潮紛紛出場，主張將人從工具理性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實現對征服性、功利主義的主體性的糾偏，探索建構自我與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理想關系樣態。

　　 當今時代呼吁主體性哲學與文化的匯通，呼喚文化主體性的回歸。如果說文化實踐劃定了“人性的圓周”，那麼文化主體性則是人之文化生命的主體呈現。作為一種二重性的存在，人是靈與肉的復合體，在遵循自然生命必然性法則的同時，也有著廣闊的精神世界和無限的心理時空，能夠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功利目的，以“至善”為終極價值訴求展開文化實踐。可見，文化作為人的內在生命和精神追求，是溝通自然與自由的橋梁。我們常說“文以載道”“以文化人”，表明隻有經過文化主體性的洗禮，在人與世界共生共在的原初性關聯中，不斷開掘理性的價值維度和交互向度，才能使理性的發展關切人的尊嚴和命運，賦予人的發展以恆常的意義與價值。因此，從人作為文化主體的本質屬性出發，需要將人性的完善、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繁榮納入主體性哲學的視閾中來，弘揚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內在統一的文化精神，真正化解近代以來的理性危機，走出現代性的生存困境，重建社會生活的人文關懷。

　　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呈現

　　 文化主體性凸顯出一個民族對其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自信程度。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走過了從“天朝大國”的傲慢自負，到喪權辱國、任人宰割的文化自卑，再到逐漸回歸自信、重新挺起文化脊梁的曲折過程，經歷了從“俯視”“仰視”再到“平視”世界的復雜心路歷程。從中可以看到，沒有文化主體性，不僅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會迷失方向，淪為強勢文明的附庸，個體亦會陷入身份認同的迷茫，成為無根的浮萍。因此，文化主體性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重大命題，對於我們自覺地肩負起推動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的歷史重任，具有基礎性和前提性的意義。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植根於對自身文化傳統和價值的自覺自信。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彰顯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為主旋律，構成多元一體的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存在場域，形成了區別於其他文明的獨特稟賦和突出優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脈，經過長期歷史積澱孕育而成的中華文化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成為支撐我們國家和民族蓬勃向上、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仁者愛人、貴和持中、剛柔相濟、和而不同的多重文化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內在思想源泉，塑造了國民的精神氣質和文化風貌，構筑起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對於中華文化生命體而言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引領作用。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形塑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和現實語境。19世紀40年代，中國的國門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在多元文化的交鋒中，許多仁人志士第一次“睜眼看世界”，重新審視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探尋化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文化方案。文化主體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沒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和對話，就難以達成真正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當今人類已經進入普遍交往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共時性的社會結構已然形成，各種文化形態由封閉隔絕的離散時空轉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步時空。隨著中國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華民族以獨立的文化主體姿態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這就需要我們摒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中心主義”范式，在與“他者”文化的交流交往中取長補短、攜手共進。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生成於面向未來的創新動力和超越意識。《詩經》有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學》開篇就闡述了“新民”的思想，又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說。正是這種流淌於民族血液中的創新性文化基因，使得中華文明隨時代大潮而動，將外部挑戰轉化為發展機遇，通過不斷的自我更新煥發生機與活力，從容自信地走向未來。縱觀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探索歷史，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因子，點燃了人類前行的思想火炬，推動著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文化主體性的現代生成。中國4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不僅為喚醒文化的主體自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更激發起整個民族“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創新精神和變革意識。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從自身的優秀文化傳統出發，以世界其他文明的發展歷程為價值參考，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襟主動擁抱現代文明，進而實現人類文明形態整體性躍升的過程。如果說“中國式”彰顯出民族性的鮮明特征，“現代化”則宏闊了時代性的格局視野。構建和培育民族文化主體性，既要尊重歷史傳統，保持文化定力，又要葆有時代關切，拓展世界眼光，在融匯古今中西的基礎上實現綜合創新，發展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我們在新時代所應擔負的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訴求和美好願景，這可以說是對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最核心、最凝練的表達。在五千余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呈現出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旺盛生命力。面向未來，我們應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培塑文化的民族性自覺與世界性觀照，振奮起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精氣神”，筑牢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

　　 首先，要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文化血脈，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歷史是一種綿延性的文化生命，在接續傳承中追求日新萬變，在日新萬變中保持賡續延綿。“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的歷史縱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蘊，使兩種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樣態相互成就、融通創新。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態作為一種有機生命體，自覺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從而熔鑄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磅礡精神力量，使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得以鞏固並獲得新的生機。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實踐中，要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深入挖掘和提煉中華文化的智慧結晶和思想精華，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融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不斷增強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其次，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培育文化主體性的全球視野，達至“美美與共”的共生境界。中華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共生並進的歷史走向，決定了中華文明對其他文明“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開放胸懷。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請進來”與“走出去”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封閉保守的狹隘立場隻會扼殺文化的多樣性，抑制文明的創新性，從而削弱一個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話語權。隻有積極參與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人類文明才能獲得發展活力，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方能彰顯出世界意義。因此，需要我們不斷提升中華文明對現代性文明的自主適應能力，將我們自身優秀的文化傳統轉化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化共識，使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成就相匹配。

　　 最后，要將文化自信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中，以高度的人文關懷提升全民族文化素養。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以人的現代化為根基與靈魂，將呵護和培育人的文化生命作為目的性指向。文化主體性既蘊含社會進步與文明轉型的客觀維度，更體現在個體生命意識自我更新和完善的主觀層面。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征程上，我們既要著眼於人類社會的前途和命運，同時也要關注個體的生存境遇和多樣化需求，使每個人以健全的人類自我意識參與到偉大的文化實踐中，形成昂揚向上的文化風貌，涵養理性平和的文化心態，彰顯開放從容的文化氣度，在敞開與對話中，充實自身的文化生命，宏闊自身的文化境界，從而不斷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總之，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崛起和昌盛，離不開文化的繁榮與文明的進步。擁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守住自身文化血脈的文明，才能實現舊邦新命，在賡續創新中重煥榮光。立足華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人類廣闊的文化空間，要真正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就必須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動，秉承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鍛造不懼挑戰、勇於創新的無畏品格，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自覺，從而以堅定的文化自信承擔起新的文化使命，面向未來開辟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嶄新境界。

　　 （作者：鄒廣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