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的文學史料價值

　　 先秦兩漢時期，崇俠尚任，養士與游俠活動盛行。除正史文獻外，民間歌謠時諺與史相依,廣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游俠活動的生動內容，並從社會生活史的視角，保存、補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關記載，為古代詠俠詩的創作發展提供了現實素材、文學形象和審美指向，成為我國古代詠俠詩的直接源頭,哺育啟迪了古代文人詠俠詩的創作，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在游俠現實存在重要的歷史時期，尚武任俠作為當時普遍性的社會風氣，雖未引起文人的審美觀照，但作為大眾追慕的對象，反映游俠生活的民間歌謠時諺開始繁榮。依據《史記》《漢書》《列女傳》《古謠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樂府詩集》等統計，先秦詠俠謠諺包括《徐人歌》《荊軻歌》《漁父歌》等共計13首，漢代詠俠謠諺包括《颍川兒歌》《長安為尹賞歌》《時人為楊阿若號》等共計19首。作為古代詠俠詩濫觴和詠俠主題雛形的詠俠謠諺，簡單直白，且多與史傳、辭賦等相混，反映著作為實錄階段游俠的自由流動、血性張揚和俠義觀念，以及超越世俗的榮名和氣節，展現著俠義之士冀知報恩、重諾輕生、借軀報仇的任俠精神，言信行果、急難救困的俠客之義，溫良泛愛、輕財好施的人格風范。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女性中亦多俠義有氣節者，並被訴諸歌詠。且從其行為看出當時人們對俠義精神的認可和自覺踐行，如《伍子胥歌》《魯孝義保頌》《合陽友娣頌》等。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大多散見於史籍等文獻中，很少受到關注。但其對古代俠文化與俠文學的開創性、奠基性作用不容忽視。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是中國古代詠俠詩從民間歌謠到成熟的文人詩創作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源發和承繼關系十分清晰。它們積累了詠俠詩產生所必要的文學素材和基本的審美要素，不但在詠俠詩的基本主題與題材、游俠形象和人格精神等方面哺育啟迪了后世文人詠俠詩的創作，而且在詩體和藝術形式上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文學史意義表現在四個方面：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確立了古代詠俠詩的主題與題材。從對中國古代詠俠詩主題的拓展和題材的影響看，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對文人詠俠詩的奠基作用有三個方面：一是為后世文人詠俠詩提供了主題性素材﹔二是為后世文人詠俠詩創作提供了俠義形象﹔三是為后世文人詠俠詩創作發展灌注了俠義人格精神。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通過描寫當時熾烈的任俠風氣、歌詠任俠之士，為詩歌創作提供了一種成品或半成品的文學素材。古代文人借俠張揚自我，抒發豪氣干雲的氣概，並不斷對其進行“義化”改造和理想化、英雄化的藝術創造，最終使詠俠題材成為綿綿不絕的詠俠詩潮，並使詠俠謠諺所歌詠的俠義行為及其人格精神，沉澱為詠俠詩創作中穩定不變的主題內涵，為中國古代詩歌中詠俠主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先秦兩漢詠俠謠諺中所歌詠的荊軻等古游俠，為后世文人詠俠詩的創作提供了俠義形象和素材。其中如荊軻、季扎、伍子胥、漁夫、瀨女、灌夫、樓護、戴遵、楊阿若、秦女休等都是后世詠俠詩主要歌詠的俠義之士,而以對荊軻、季扎與秦女休的歌詠見於歷朝歷代詠俠詩。

　　 從后世詠俠詩的創作內容看，一些基本的、穩定性的內容卻來自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的積澱與影響。如“重信守諾”“損己助人”“不矜其能”“輕生重義”“冀知報恩”“借軀報仇”等富含俠氣、俠情、俠節的俠義人格精神，以及一些特征性的主題內容，在歷代歌詠古游俠的詩篇中幾乎是相沿習用的。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形成了古代詠俠詩的文化基質。先秦兩漢是中國俠文化的發軔期和文化基質形成的重要時期，詠俠謠諺表現的任俠風氣和游俠行為與史相融，成為基礎性和穩定性的俠文化因素，對中國詠俠詩文化基質的形成、俠義人格精神的確立產生了廣泛影響。

　　 以“利他”為核心的“俠客之義”，作為行俠的准則和俠者的重要標識，在秦漢游俠的行為中已有普遍性和超異性的表現，這些內涵性的要素，主要來自史家評價。如“士為知己者死”的明主情結與恩報意識﹔“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的人格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操守﹔“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的絕異之姿等，都是俠文化中積極的文化基質和具有核心價值的文化要素，也是先秦兩漢詠俠謠諺極力贊賞的主要思想內容。它們通過詠俠謠諺成為詩歌中最初的古游俠形象具有的行為特征和俠義人格精神，成為古代詠俠詩基本的思想內容和審美追求。而游俠“不軌於正義”的消極一面作為俠文化的基質因素，有著張揚個性、追求享樂的世俗特征，為文人對俠的義化改造提供了前提，為詩歌中塑造血肉豐滿、富有個性的游俠形象奠定基礎。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在展現游俠行為觀念，詠贊其人格精神中，對中國俠文化基質的形成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俠義觀念和人格精神的確立樹立了典范，並賦予了俠文學深厚的思想內容。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形成了古代詠俠詩最初的藝術體制。從詠俠詩藝術體制的形成和藝術手法的積累看，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的先導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先秦兩漢詠俠謠諺質朴自然的藝術風格，對后世詠俠詩創作風格的形成產生了傳導性作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在為后世詠俠詩創作提供主題與題材的同時，也把清新、自然、質朴的藝術風格帶入其中，為后世詠俠詩創作帶來了本質性的風格特征，而自然質朴也就成為中國古代詠俠詩基本的藝術風格。二是先秦兩漢詠俠謠諺中，業已形成了文人詠俠詩的基本母題和藝術體制。先秦兩漢時期，游俠不僅廣泛存在於民間社會，而且成為民間文學口頭誦唱的一個基本母題。它們是文人詠俠樂府詩的真正源頭。此時的詠俠謠諺中，一些歌謠對形成樂府詠俠詩詩題和形式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漢代詠俠歌謠《長安為尹賞歌》《東門行》兩個題目。《東門行》直接成為樂府詠俠詩題，而《結客少年場行》詩題及其體制，就是在《長安為尹賞歌》基礎上形成的。后世文人以此又演化出《少年行》《少年子》《少年樂》以及《長安少年行》《邯鄲少年行》《渭城少年行》等詩題。而《游俠篇》這一詩題，同樣源於民間詠俠歌謠，后生發為文人詠俠詩的常用題目。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七“雜曲歌辭七”《游俠篇》雲：“《魏志》曰：‘楊阿若后名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后世遂有《游俠曲》。魏陳琳、晉張華又有《博陵王宮俠曲》。”《游俠篇》與《游俠曲》相同，在此基礎上又演化出《俠客篇》《俠客行》《俠客》等詩題。三是一些藝術手法為后世詠俠詩提供了藝術借鑒。先秦兩漢詠俠謠諺中一些藝術手法如起興、比喻、夸張等修辭和用事用典手法為后世詠俠詩提供了基本的藝術借鑒，也成為后世詠俠詩常用的藝術手法之一。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珍貴的史料價值也值得重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游俠風貌和生存狀況，提供了真實生動的游俠生活史，拓展、豐富、補充了正史記載之不足。先秦兩漢時期，廣闊的列國時空和崇尚任俠養士的現實環境，滋養了游俠的原始血性、俠義人格，為其特立獨行提供了舞台和空間。史書實錄與民間詠俠謠諺共同作用，使當時的任俠風尚和游俠活動得以相互補充、血肉豐滿，更使這一時期對俠的記錄能夠文史合一、歷史記載與現實生活交輝合璧。而最富生活現實感的詠俠歌謠、時諺，無疑成了真實反映當時游俠精神風貌和存在狀況的社會生活史。其展現的游俠活動和俠者的個體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豐富、補充了正史，展示了民間社會對俠的態度和價值評判，因而更具史料價值。如《魚父歌》《伍子胥歌》反映伍子胥逃離楚國路上發生的故事，情節細致生動，有效補充拓展了《史記》的記載。二是記載保留了一批個性特異的歷史俠的生動形象。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反映的任俠群體地域、階層非常廣泛，所詠人與事都和歷史記載相印証，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如荊軻、季扎、伍子胥、漁夫、瀨女等都成為后世詠俠詩歌詠的俠義之士，更為司馬遷所感嘆的“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補充了新鮮的素材，灌注了極其生動的人格魅力。三是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游俠的社會評價，與游俠的歷史評價相得益彰，成為俠的文化基質和文學形象的重要內涵。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對游俠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評價總體持肯定態度，諸如知恩圖報、不畏犧牲、重諾輕生、急難解困等俠義人格精神，尤其在世俗道義方面的評價，體現著與正史的一致性，這也是其史料價值的體現。為俠的文化基質和文學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內涵。

　　 先秦兩漢詠俠謠諺，展現了游俠的基本價值觀念和俠義人格精神，對中國俠文化基質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在文學主題、題材和體裁以及文學形象等方面對中國俠文學產生、發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所具有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史意義，使中國俠和俠文學的創造傳承成為史家與文人共建的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史家的記載評價與文人的描寫歌詠相互作用，使俠既成為史家較早立傳的一類歷史人物和現實存在，又通過史家的法正之路、文人的義化之路，以及大眾的英雄之路，使俠成為后世文人寄予理想追求的文學母題，為詠俠詩和武俠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學素材和審美形象，具有積極的文學史意義。

　　 （作者：汪聚應，系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