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簡牘與古代國家治理研究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近年來，“國家治理”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不僅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引發關注，在歷史學領域也成為學者們熱議的高頻術語。隨著出土簡牘材料日益豐富、研究逐漸深入，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細節、推進了史學研究，也為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視角、新思路，使我們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國家治理的思想理念演進、行政體制運作、政治實踐經驗等。基於史學視角的國家治理研究有何特點？相較於傳統國家治理史，出土簡牘在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拓展上提供了哪些新材料，展現出怎樣的新價值？基於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未來推進，簡牘學應當重點關注哪些領域？本刊就此邀請三位簡牘研究領域青年學者展開研討，以期對出土簡牘與古代國家治理相關研究的深化有所推動。

　　 與談人

　　 王博凱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蘇俊林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姚磊 信陽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

　　 記者 趙凡

　　1.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史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主持人：近年來，國家治理研究緣何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從史學視角出發，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研究主要聚焦哪些領域，取得哪些重要學術成果？

　　 蘇俊林：近年來，“國家治理”確是非常熱門的領域，相關問題連年入選“中國歷史學十大研究熱點”“歷史學研究十大學術關鍵詞”。卜憲群指出，“治理”一詞在戰國晚期就已經出現。文獻中的“治理”蘊含著善治、良治的價值判斷，與現代所用“管理”意義上的“治理”並不完全相同。“治理”概念和理論最初被國內學者用來研究中國改革和發展問題，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歷史借鑒的需求日益凸顯。於是，“國家治理”很快成為歷史學領域的研究熱點，研究古代國家治理也成為當代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古代國家的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制度運作、歷史經驗教訓等都是史學領域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課題。

　　 王博凱：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問題越來越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古代國家治理研究不僅具有史學價值，更具有現實意義。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是歷代王朝政務的重中之重，國家治理不僅包含上層的制度設計，亦涵括對地方基層社會的管控實踐，國家治理的成效是認識王朝興衰存亡的窗口，故而國家治理史的研究關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多個領域，具有重要史學價值。關注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總結借鑒歷代王朝治理的經驗，可為當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歷史智慧。其二，史料是開展史學研究的前提。傳世典籍中無論是正史“二十四史”還是諸子之書，以及出土秦漢簡牘裡的律令與行政文書大部分內容都與國家治理緊密相關，史料的豐富拓展了研究的空間，亦強化了學術界對其內容與價值的關注。其三，當前古代國家治理研究尚存不足。學術界對歷代地方治理研究在治理模式、治理實踐及治理能力的提煉和總結上還有欠缺，需要繼續深化。

　　 姚磊：國家治理的概念是多元而豐富的，它包括治理理論及治理措施兩個主要部分。學者們對於古代中國如何治理廣袤國土的好奇，也成為他們內在的研究動力。隨著越來越多的簡牘資料被發現，為研究古代國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另外，由於治理國家涉及古代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重要方面，很多治理政策甚至影響至今，激發了學者對歷史治理經驗的追尋。隨著簡牘研究的不斷深入，秦漢國家治理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以西北簡牘為例，如郝樹聲和張德芳的《懸泉漢簡研究》涵蓋交通、民族及中外關系﹔王子今的《漢簡河西社會史料研究》涉及河西身份及社會控制﹔張俊民的《懸泉漢簡：社會與制度》包含了敦煌社會及政令執行情況等。

　　 主持人：總體來看，簡牘材料被充分發掘利用之前，既往古代國家治理研究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性？

　　 王博凱：研究資料上的局限是主要局限。如在秦漢地方行政運作研究方面，由於傳世文獻的記載偏重於社會上層而缺少對地方基層社會文書行政的關注，且偏重於制度設計而非具體的運作實踐。而出土的裡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等簡牘材料都是當時地方官府的文書檔案，對研究地方文書行政的運作實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又如對秦漢法制的研究，以往僅靠《漢書·刑法志》等傳世文獻的零星記載，無法深入探究，近年來秦漢律令簡層出不窮，尤其是岳麓秦簡首次出現大量的秦令名，不僅提供了研究的新材料，也拓展了新思路。

　　 姚磊：在簡牘材料問世之前，研究的局限主要源於史料的匱乏、單調和模糊。以古代國家治理中的戶籍制度為例，傳世典籍如《漢書·地理志》雖為我們提供了相關數據記載，但這些史料相對簡略，缺乏生動實例。隨著簡牘材料的涌現，我們得以一窺漢代基層社會的真實面貌。如青島市黃島區土山屯漢簡，其中載有臨淮郡堂邑的戶籍資料，這些材料讓我們可以更具體地探討漢代基層社會的人口問題。通過對比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堂邑的戶數和每戶人數都有所增加，但總人口卻減少了。這與天長西漢木牘以及紀南鬆柏漢簡所呈現出的現象類似，可能與隱匿人口或流民增加有關。這一發現不僅拓寬了我們對漢代基層社會的認識，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

　　 蘇俊林：既往的秦漢國家治理研究，多集中在治國思想、國家制度等方面。通過這些成果，我們對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演進等歷史內容有了宏觀、系統的了解和認識。不過，出於“常事不書”的編史原則，國家的日常事務一般不會載入史書。因此，以前的秦漢國家治理研究多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為中心，集中於郡縣、國家層面，注重宏大敘事，但對歷史細節的研究多有無從下手的無力感。簡牘資料的出土，極大改變了這一窘況。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量律令簡，簡牘中還有很多檔案文書，主要包括戶籍、租稅賬簿、名籍、往來行政文書等，為我們深入研究秦漢國家基層治理的歷史細節提供了可靠資料。

　　2.出土簡牘對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推進與拓展

　　 主持人：相比於傳統國家治理史的研究，出土簡牘在相關研究論題的深化和細化方面有哪些新價值？

　　 王博凱：出土簡牘推動秦漢法律研究更系統、更深入。律令是秦漢國家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往限於史料缺乏，相關認識不夠明晰。隨著睡虎地秦簡、岳麓秦簡、張家山漢簡、胡家草場西漢簡等秦漢律令簡的出土及整理刊布，極大拓展了秦漢律令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在法律形式上，睡虎地秦簡揭開了秦律的面紗，關於秦律的研究，栗勁的《秦律通論》對秦律的制定、秦律的刑罰體系及所展現的訴訟程序與原則、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等的研究深化了對秦代法律制度的認識。學界對秦令是否存在曾長期存疑，直到岳麓秦簡中大量秦令的發現。岳麓秦簡中的“共令”“卒令”“備盜賊令”“四謁者令”等大量未見史載的令名延展出關於令名內涵、律令關系、秦令功能等新論題。關於秦漢律令體系，出土律令簡提供了珍貴資料。楊振紅提出“秦漢律二級分類說”，陳偉認為漢律存在兩分結構，張忠煒、張春龍指出漢律可分為“獄律”和“旁律”等。這些認識均是基於簡牘新材料展開的新思考，亦為后續推動秦漢法律制度及國家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新思路。

　　 蘇俊林：相較於傳統的秦漢國家治理研究，學者運用出土簡牘，除了繼續討論治國思想外，還在很多方面有所推進。文書行政的系統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睡虎地秦簡《內史雜》規定：“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寄）請。”下級有事需要請示、匯報，必須以文書形式進行，不能口頭請示，也不能他人代為請示。這成為秦漢“以文書御天下”的制度基礎。檔案文書的大量出土，讓“文書行政”成為熱門課題。依據出土的簡牘文書，學者對秦漢文書的性質與類型、文書用語、文書書式與形態、文書運作與功能、文書內容等進行了全方位研究，深刻展現出秦漢文書行政的歷史樣貌。

　　 “身份秩序”也是新的學術熱點。秦漢簡牘大量出土后，身份研究不僅延續先前身份性質和地位考証的研究，也融入國家治理的因素，形成了“身份秩序”這一重要研究課題。依據簡牘材料，對“士伍”“庶人”等個別身份的屬性進行考証，對二十等爵制的形成、權益、女爵、終結等問題進行分析，對秦漢身份的種類、等級的構建進行考察，都是身份秩序研究的重要方向。前不久出版的賈麗英的《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身份秩序研究》，以及本人所著《身份與秩序：走馬樓吳簡中的孫吳基層社會》，運用秦漢三國簡牘，從家庭、國家、社會等角度探討身份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復雜關系，是系統研究身份秩序的新成果。可以說簡牘的出土，推動身份秩序研究走向細致化和系統化。

　　 姚磊：隨著簡牘的出現，我們得以接觸到過去無法觸及的真實案例，極大地拓寬了研究視野。如在官員選拔方面，簡牘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實例。侯旭東曾指出，邊境地區條件艱苦任務煩劇，無人願意來此做官。懸泉漢簡就有這樣真實的案例。御是駕馭車馬的人，也是一種徭役形式，由於他們的地位較低，很難有機會獲得升遷和提拔。然而，懸泉漢簡中的“牛康”“左駿”等人，從“御”被提拔為驛站的“佐”，身份轉變為管理人員。這種“由民入吏”的提拔方式一方面說明“御”這個職位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置”的事務較為辛苦，效谷縣廷無法派出或沒有官員願意前來驛站擔任“佐”。由於驛站人員短缺，將“御”提升為“佐”是無奈之下的權宜之計。這種情況可能在整個驛站中較為普遍，是漢代基層治理困境的一個縮影。

　　 主持人：在揭示歷史實態層面，國家治理效能向地方延伸過程中，簡牘材料有什麼具體體現？

　　 蘇俊林：簡牘中有不少家庭治理方面的記錄。裡耶秦簡“戶版”是秦代家庭戶籍，西北漢簡的家屬符載有漢代家庭的相關情況，走馬樓吳簡保留了大量孫吳家庭的原始記錄。通過這些簡牘資料，不僅可以深入研究家庭結構的類型與形成，還可以研究家庭治理政策與變化。商鞅變法確立的“二男分異”政策，到漢代仍在執行。許倬雲對居延漢簡28戶家庭研究后發現，未見一家有兩口壯丁或兩兄弟都已婚而仍在同一戶的情況。這正是“二男分異”政策的結果。吳簡顯示孫吳時期既有核心家庭，也不乏多男合戶的復合家庭。這與孫吳政府實行“從俗而治”的家庭治理政策密切相關。出土簡牘關於家庭的記載，是國家治理推向基層的重要體現。

　　 王博凱：秦簡中有不少關於婦女問題的記載，如岳麓秦簡載：“取（娶）婦嫁女必三辨券，不券而訟，乃勿聽，如廷律。”即將婚姻登記納入法律保護。又如針對秦時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寡婦家庭的治理，秦政府允許其承襲夫爵，獎勵女戶，岳麓秦簡“有爵寡”、裡耶秦簡“上造寡一戶”的記載即是該情況的反映。《史記》載有秦始皇對“巴寡婦清”的旌表。這些舉措一方面是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和優待，更多的是從國家戶籍管理、個體小家庭完整、賦稅征收等鞏固統治的視角著眼的。此外，在律令與習俗的關系上，秦民有挾劍習俗，《史記》載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岳麓秦簡亦載新黔首挾劍為“非善俗也”。而針對新地治安不穩的局勢，秦官府又不得不制定禁止挾劍的法令，最終允准新地高爵者享有有限的挾劍權。該舉措彰顯了秦在地方治理中律令與習俗的對立和融通及對新地的差序化治理模式。

　　 姚磊：漢代以孝治國，敬老政策是漢政府十分推崇的施政方略，多次頒布詔書要求各地落實相關政策。勞榦曾綴合居延漢簡126.41+332.23+332.10三簡，綴合后的釋文為“月存視其家，賜肉四十斤、酒二石，甚尊寵。郡大守、諸侯相、內史、所明智也。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智”。高敏認為，這些簡文充分表明，邊防地區盡管文化相對落后，也強制推行了有關養老制度的規定和做法，這清晰地反映了漢代統治者對養老制度的重視。

　　 主持人：與傳世文獻一樣，簡牘材料也需要進行史料考証，如何看待簡牘中關於國家治理材料的真實性問題？

　　 姚磊：關於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探討。第一，我們需要確認是否存在造假行為。第二，我們需要理解造假的動機是什麼。以漢代的敬老政策為例，由於漢代高度重視孝文化，地方上老年人的數量成為考核官員才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如何讓“孝”的政績在年度報告中體現出來，對官員的政治操守和素質構成考驗。尹灣漢簡《集簿》中記載西漢晚期東海郡高齡分段年齡的數據，其中70歲以上受杖的人數為2823人，80歲以上的人數為33871人，90歲以上的人數為11670人。高大倫結合1953年的人口數據指出，《集簿》中的這些數字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的出入，高齡組的人口數字肯定存在著極為嚴重的虛報問題。再以懸泉漢簡ⅠT0111②：20號簡對西漢晚期效谷縣年70歲以上老人的統計為例，我們結合《漢書·地理志》以及新中國成立后70歲以上老人的資料進行對比，發現效谷縣80歲以上人口的比值到2000年才被超越，而90歲以上的比值要到2018年才剛剛達到。這些表明效谷縣這樣完美的數據極不現實，存在虛報的情況。實際上，西北簡中的數據造假已經非常普遍，高震寰指出造假的動機是為迎合上級的意圖。因此，我們在面對有關簡牘的材料時，確實需要持十分慎重的態度。

　　 王博凱：關於史料真實性問題，簡牘材料同樣需要辨析，如關於秦始皇巡游的記載，岳麓秦簡中有一則“禁伐湘山樹木”的詔令，載秦始皇在剛統一的二十六年（前221年）即到了湘山，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始皇到湘山祠，“伐湘山樹，赭其山”則是在二十八年（前219年），且前者載“禁伐”，后者是“皆伐”。由於此枚簡最關鍵的記載時間的數字“六”不甚清晰，進而引發學界爭論。又如北大漢簡《趙正書》及益陽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詔書》簡對秦二世繼位合法性、李斯形象的塑造等，均與《史記》所載存在較大抵牾。鑒於古書成書的復雜性，在面臨出土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不一致時，不能盲從一方，而應從多維視角對史料予以綜合考辨。

　　 蘇俊林：史料的真實性十分重要，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出土簡牘在“証史”和“補史”方面確實功不可沒，但也不能自動默認它們就全為信史。如日本學者西山尚志認為，二重証據法沒有設想出土文獻（含簡牘）的記載有“偽”，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記載不一致的場合不能確定誰“真”誰“偽”，即使二者內容一致也不能“全為實錄”。簡牘本質上只是一種書寫載體，其本身並不能確保史料內容的真實性。因此，利用簡牘研究古代國家治理，必須先對史料進行真實性審查。

　　3.簡牘學與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未來展望

　　 主持人：簡牘學如何在推進古代國家治理研究過程中更好發揮作用，存在哪些問題或挑戰？應重點關注哪些領域或議題？

　　 王博凱：隨著考古學的發展，簡牘的不斷出土，簡牘學已成為一門“顯學”。王國維“二重証據法”的提出，使出土簡牘與傳世文獻相結合運用於史學實踐，不斷取得新發現和新認識。深入挖掘出土簡牘不同類型文獻的內容，有助於推進古代國家治理研究廣度和深度的拓展，如在典籍簡方面，清華簡《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有助於增進對先秦治國思想的認識。文書簡中的秦漢律令等法律文書不僅有助於認識秦漢官府的制度設計，亦能管窺地方基層社會的治理實踐。當然，簡牘學在推動史學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如近年來，簡牘的出土呈現“井噴”態勢，目前致力於簡牘研究的學者多是深耕於一批或幾批簡，難以做到兼顧不同類型的簡牘文獻，這也會影響秦漢國家治理整體研究的推進。從出土簡牘的內容及古代國家治理研究的現狀看，秦漢律令體系、秦漢國家治理的制度設計及治理實踐等內容都是值得重點關注的研究領域。

　　 姚磊：簡牘學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以西北簡為例，盡管其總數超過7萬枚，但殘斷簡佔據絕大多數，給研究和利用帶來極大不便。很多簡牘材料在初次出版后，都進行了大量的綴合。由於原書的完整性被打破，學者們在利用這些資料時遇到諸多困擾，難以了解每枚簡牘的綴合情況和完整信息。因此，我們應繼續加大綴合的力度，形成綴合人才梯隊，同時組織專業團隊以加快整理速度。整理出版后，讓學術界能夠更早、更好、更全面地研究和討論這些資料是十分必要的。陳夢家在20世紀60年代指出：“出土地點的查明，殘折部分的綴合，以及書籍記載的搜集，仍然是當前所急要做的。”簡牘考古報告的缺失也限制了簡牘學的發展，希望文保單位加快考古報告整理出版的速度，盡快向學界公布，以推動簡牘研究發展。

　　 蘇俊林：簡牘學在古代國家治理的研究過程中，仍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是“碎片化”研究嚴重，如何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宏觀、系統的研究，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二是跨時代研究缺乏，部分研究局限於單批簡牘的時代限制，突破單批簡牘的時代限制，研究跨時代的歷史演變，是必然趨勢。三是現實觀照不足，如何“活”用出土簡牘，凝練觀照現實的選題，為當代國家治理提供切實有效的歷史智慧，是簡牘學研究面臨的重要歷史使命。

　　 主持人：展望未來，“簡牘學”如何更好更快發展，在人才培養、數字人文等方面有哪些重要工作要做？

　　 王博凱：自1901年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我國西北地區發現簡牘至今，簡牘的發現和研究已走過百余年的時間，特別是進入21世紀，大量簡牘相繼出土，簡牘的數量、文獻類型更加豐富多樣，學術價值越發重要，學術界關於簡牘的研究方興未艾，“簡牘學”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的條件漸趨成熟。不少學者如蔡萬進、李迎春等在簡帛學理論、簡牘學學科體系方面已有相關思考。同時隨著科技的發展，簡牘學與科技的融合日漸加深，如應用於甲骨文綴合的“綴多多”軟件也正探索應用於簡牘的綴合領域。此外，簡牘數據庫建設也迫在眉睫，將出土簡牘圖版及釋文電子化能夠讓更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及感興趣的公眾認識、了解簡牘學，傳承和弘揚簡牘所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蘇俊林：在人才培養方面，簡牘學也大有可為。不少高校已經開設簡牘學相關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積累了相當的教學資源和教學經驗。一些高校還開辦簡牘研讀班，以研讀原文的形式培養人才。這些舉措已經取得明顯成效。未來，簡牘學人才培養還可從這些方面進行努力。一是編寫既體現知識性、學術性，又適合大學生使用的簡牘學教材。二是豐富人才培養形式，將研讀班、工作坊、學術沙龍等學術活動長期化、定期化。三是借鑒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經驗，部分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申報向本科生、研究生開放，以項目研究推動專業人才的深度培養。

　　 姚磊：簡牘學是極具前景的新興學科。新學科的誕生通常具備幾個關鍵標准，例如具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和新的理論架構、社會有需求、有一定的教師隊伍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這些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全國出土簡牘數量已經超過30萬枚，如此大量的材料基礎，為學科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當然，面臨的挑戰和需要做的工作也不少，比如大量殘斷簡的存在，需要新技術融入簡牘學，這也是新的學術增長點，跨學科的研究也需要加強。尤其是簡牘學的未來發展必將走向全面的數據化、公開化與高技術化，這也是學科的活力和魅力所在。“數據化”是指要大力推動各種簡牘數據庫的建設。簡牘數據庫的構成要素要全面，應包含高清圖片（簡牘6面全拍攝）、材質判定、數據測量、字形檢索、簡牘釋文、全文檢索、兩次檢索（進階檢索）等，並且要提供簡牘圖版下載服務。“公開化”是指利用新技術以及出版物，簡牘要逐步走向大眾，盡快實現“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的功效。“高技術化”是指要進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把3D、AI、VR、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等新興技術與文物考古結合起來。以3D打印技術為例，未來比較好的方式是由收藏機構、出版社、科技打印公司合力打造3D全彩色360°高清1︰1復原簡。再如圖像識別技術的使用，可以實現文字識別、文字復原、字跡書手和文字真假的判定等。

　　專家點評

　　 鄔文玲（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出土簡牘資料中包含眾多不見於傳世文獻的古代典籍和文書，使得塵封已久的中國古代文明得以重現，極大地補充了古史資料，為早期文明史和傳統史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議題，推動史學研究范式乃至史學觀念的改變。簡牘典籍帶動對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簡牘私文書引起了對日常生活史的關注，簡牘公文書則促進了對文書行政的研究。隨著“國家治理”受到相關學科的關注，古代國家治理研究也成為簡牘學和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幾位青年學者對近年來史學領域國家治理研究的現狀，尤其是由出土簡牘資料帶動的秦漢國家治理研究所取得的新進展和存在的局限，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並就簡牘學的未來發展進行展望，讀來頗有啟發。

　　 基於不斷豐富的簡牘資料和借鑒傳統的現實關懷，國家治理在未來較長時間內，都將會是秦漢史和簡牘學研究中的一個持續熱點。在重視古代國家治理研究時，不能忽視和脫離制度體系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中國古代自商周時期以來，就形成了重視制度建設、以制度作為立國基石的政治傳統，主張以制度為中心，通過建章立制、改制更化等方式治理國家。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實踐與社會變革，至秦漢王朝最終確立“大一統”的制度體系，形成影響此后兩千年中國歷史發展和走向的核心元素。把握這一時段國家的制度體系、治理邏輯、統治方式及其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對認識中國歷史的變化與常態，乃至豐富我們對當下的思考，皆具有重要價值。尤其是簡牘文書中包含大量有關地方行政和基層社會的生動資料，為觀察制度體系和治理實踐背后的人提供了契機，為觀察國家與民眾如何進行合作與博弈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可以觀察統治者如何通過各種制度治理國家、塑造社會、規制民眾行為，使之凝聚成為相對穩固的政治聚合體﹔另一方面，可以觀察制度約束中民眾的選擇邏輯與參與行為，觀察民眾如何參與、應對國家的各類制度，如何通過消極或積極的方式應對統治失序的狀況。進而嘗試從互動而不是對立的視角，來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官吏與民眾等關系。

　　 在利用簡牘資料時，需要注意其本身的復雜性和局限性。一要重視簡牘的基礎研究，每一批簡牘資料都需經過較長時期的文本整理、復原過程，才能成為可資利用的史料。二要注意辨偽，雖然與傳世文獻相比，簡牘資料更具原始性，但原始性並不完全等於真實性，需要進行仔細的考辨。三要警惕片面性，雖然簡牘資料內容多樣，提供了通過細節觀察整體的可能，但簡牘資料分散、零碎，缺乏系統性，難以構建完整的歷史場景，不能以偏概全。

　　 隨著簡牘資料的不斷增多，簡牘學日益受到重視，在簡牘發現、整理公布、內容研究、理論探討、公眾普及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成就。全國很多地方包括湖南、湖北、雲南、山東、四川、江蘇等地新近又發現和出土了多批新的簡牘資料。以往出土的各批簡牘資料的整理公布速度加快，岳麓書院藏秦簡、北京大學藏秦簡、沅陵虎溪山漢簡、南越木簡、天回醫簡等全部出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懸泉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等出版了多卷冊。銀雀山漢簡、尹灣漢墓簡牘、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簡等多批簡牘資料的再整理也取得重要進展。簡牘學研究受到更多的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的青睞，簡牘研究成果豐碩，利用簡牘資料探討相關歷史問題已成為重要的學術增長點。簡牘學的理論方法探討得到進一步加強，創辦了專門的集刊。簡牘學知識的普及程度更為廣泛，從書齋走向公眾，被更多的人了解。這一切，都使我們對其發展前景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