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濤拍岸怒聲吼——《四言詩·〈明恥篇〉題志》解析

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記載：1915年5月7日，“下午三時，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時前答復以解決中日間‘懸案’為名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九日，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為揭露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修正案，一師學生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幾篇文章和資料，題為《明恥篇》。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和資料，並作批注，在封面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這便是《四言詩•〈明恥篇〉題志》，該詩最早見於1977年5月7日《文匯報》楊開智《糞土當年萬戶侯——毛主席青年時期革命實踐的片斷》一文。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一幅毛澤東詩詞手跡，也是毛澤東以詩詞方式的第一次政治發聲。

金榜題名師范生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創建於1903年，始稱湖南師范館。同年11月，與當時尚存的長沙城南書院（創建於宋代，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曾在此講學，同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隻有一江之隔）合並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1904年改名為中路師范學堂。辛亥革命后，中路師范學堂改為湖南公立第一師范學校。1914年春湖南公立第四師范學校合並於第一師范學校，更名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1913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發出的一則不收學費、膳宿費也很低、畢業后即可擔任教師的招生廣告，引起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權衡再三，覺得自己將來還是最適合當教師。於是，他和兩個好友一起投考，結果三人都被錄取。四師校長陳夙荒看到毛澤東的作文試卷后，感慨地說：“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做得出來？”（高菊村、劉勝生、陳峰、唐振南、田余糧著：《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7頁。）他以第一名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第二年春，第四師范合並到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四師是春季開學，一師是秋季開學，因此他重讀了半年預科。

湖南一師的規模、教師力量和設備，都是毛澤東以往所讀過的幾所學校無法比擬的。當時，第一師范校長為孔昭綬。他於1910年從湖南優級師范學堂畢業后，曾留學日本，1912年8月學成回國，任第一師范校長。1914年1月，因發表反對袁世凱的檄文，湖南都督北洋軍閥湯薌銘派一營兵力包圍一師捉拿他，幸先得信，化裝后從學校側門逃出，旋即東渡日本。1916年9月回國，恰譚延闿第二次督湘，再度任命其為一師校長。他前后兩任一師校長期間，忠實地貫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對學校教育教學進行了全面改革。

孔昭綬堅持“有治人然后有法治，然無治法未必有治人”的主張，一上任即調整教職員隊伍，全面修訂學校章程﹔重新聘任反湯薌銘統治而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如方維夏、王季范、徐特立、楊昌濟、易培基、袁仲謙、黎錦熙等。湖南一師以“知恥、愛國、公誠、勤儉”為校訓，一師的校歌歌詞唱道：“衡山西，岳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才自昔夸熊封。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校章規定的教育方針“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採最新民本主義”，即“道德實踐”“身體活動”“社會生活”，“各種教授應提倡自動主義”，很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18頁。）

當時湖南一師的《招生廣告》寫道：“國家之盛衰視人才，人才之消長視教育，教育之良窳視師范。師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鑄國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國之淵泉也。”（高菊村、劉勝生、陳峰、唐振南、田余糧著：《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8-59頁。）

與毛澤東差不多同時，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也紛紛考入第一師范，其中有蔡和森、張昆弟、陳章甫、羅學瓚、周世釗、李維漢、蕭子升、蕭子璋等。本來已是秀才，比毛澤東大十七歲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進來。在當時的湖南，一師堪稱培養新青年的搖籃。

從1913年春入學，到1918年6月畢業，毛澤東在一師學習了五年半，成為他平生讀書最久的學校。第一師范對毛澤東的成長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裡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學問基礎，他的思想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前進，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獲得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幾十年后，他曾對斯諾說：“我在師范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后來一切廣告的誘惑。最后，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裡——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裡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35頁。）

家事國事天下事

1912年秋天，毛澤東曾每日到長沙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半年。在這個圖書館大廳的牆上，懸挂著一幅《世界坤輿大地圖》。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給了他強烈的心靈震撼：這個山村青年，原以為湘潭縣很大，湖南省大得了不得，中國更是大得可稱為天下。誰知從地圖上看來，中國只是一小塊，湖南更小，湘潭縣連影子也找不到。這使他覺得世界上的事、中國的事是太值得研究了，而讀報成為他了解時事、世事的重要手段。

辛亥革命后，毛澤東參加駐長沙的起義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一名列兵。在當兵期間，他除了接受軍事訓練外，把每月七元的軍餉大多用來訂閱報紙和購買書籍，了解時事政治。他讀報讀得十分認真，以后成為他一生的習慣。有一天，他從《湘漢新聞》上讀到一篇談論社會主義的文章。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13頁。）

進入一師學習后，毛澤東更是廣泛閱讀省內外各種報刊。他回憶說：“我在長沙示范學校的幾年，總共隻用了160塊錢——裡面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裡，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志。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41頁。）

他除了自己訂閱報刊和到學校閱報室閱覽外，還經常向人借閱報刊。他看報紙雜志也與眾不同，常常隨身帶著地圖、字典和筆記本。根據報刊內容提到的地名，看看地圖，疑難字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資料，不論長短，必定從頭至尾看完，並作出摘記，寫上心得。對於自己訂的報紙，還將其重要資料剪下來，積久便裝訂成冊。有時他還在報紙的空白邊上，寫上報文中的主要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稱，並注出英文。同學們覺得奇怪，問他為何這樣做，他回答說，這是一舉三得，既明了了時事，又熟悉了地理，還可學習英文。

正因為如此，面對當時那復雜多變的局勢，人們一般都議論紛紛，常常困惑不解，然而他卻看得清楚，而且還能說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分析得鞭辟入裡。因此，被同學們譽為“時事通”。大家有什麼不明了的問題，就找他。一些很難琢磨的問題，經他一分析很快就能解決。蕭三回憶說：“有一個星期天，我從街上回學校，恰好和他走在一起。我們邊走邊談，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形勢……他的話有時間、有地點，有充分的根據，使我聽了又欽佩、又慚愧。同樣天天看報，他分析得那樣透徹清楚，我卻一點也說不出。”（高菊村、劉勝生、陳峰、唐振南、田余糧著：《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85頁。）

當毛澤東進入一師時，中國正處於令人難熬和困惑的沉悶歲月。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人們在革命前所預期的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沒有到來。相反，國內連年軍閥混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日緊，國際上“協約”“同盟”兩大帝國主義集團正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勛又演出復辟鬧劇，各路軍閥的割據混戰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中國社會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蕩風雲，這就更加深了他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就是《四言詩•〈明恥篇〉題志》的宏觀背景。

何以報仇在學子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5月7日，日本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限48小時內答復簽訂“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的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國的山東、東北三省南部和內蒙古東部，控制當時中國最大的包括鐵礦、煤礦和鋼廠在內的重工業企業漢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港灣和島嶼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和軍事顧問，共同訓練警察和合辦軍械廠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頁。）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於5月9日悍然接受了除個別條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傳出，舉國憤慨。

對於這一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事件，一師學生義憤填膺，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明恥篇》輯有7篇文章和一個附件。文章為：（一）救國芻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狀況﹔（三）已簽字之中日新約及交換照會﹔（四）請看日本前此計滅朝鮮之榜樣﹔（五）日本禍我中國數十年來之回顧﹔（六）高麗亡國后歸並日本之慘酷情形﹔（七）越南亡國慘狀略述。附件為：中日貿易出入額之比較。書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國、滅亡朝鮮，法國滅亡越南以及袁世凱賣國的罪行﹔並陳述了救國方法，力圖喚起人們不忘國恥，奮起拯救民族危機。

毛澤東閱讀《明恥篇》時，加了許多圈點和著重號，並在多處寫有批語。在該書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澤東均畫了圈，並寫有“圈出五篇為最要緊者，其余不閱可也”。（《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1頁。）《四言詩·〈明恥篇〉題志》是毛澤東的即興感懷之作。

“四言詩”是四言古詩的簡稱。它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早形成的一種詩體，《詩經》中作品大多是四言。漢以后，格調稍變﹔南朝宋齊以后，作者漸少。四言詩每句四字，句數不限﹔首句可押韻，也可不押韻，偶句必須押韻，可換韻﹔不講平仄，也不講對仗。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 首句即寫出國恥事件發生的時間，緊接著用“奇恥”二字說明事件的性質。五月七日，是民國以來極大的國恥。民國：“中華民國”的簡稱，從1912年開始，至1949年終，當時為北洋軍閥袁世凱所統治。袁世凱不僅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而且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賣國求榮。這件事是對“中華民國”、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奇”字點出了事件的嚴重性，力透紙背。如此屈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一問一答，直截了當，簡潔有力，沖天憂憤，報國大志，驟涌筆端。如何報仇雪恨？隻有莘莘學子奮發起來，拯救祖國。直抒胸臆是這首詩最突出的特點。這是作者在當時的時代環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思想認識。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的認識則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隻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5頁。）

《四言詩•〈明恥篇〉題志》語言簡練，鏗鏘有力，表達了毛澤東作為時代學子強烈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志。事隔20年后，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二十一條，不得不宣告無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頁。）

（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一級巡視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青年》雜志，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