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報告全面總結了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我們提出並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區域重大戰略，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近些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了新引擎、構建了新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和理解，用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高質量產品供給不足等供給側問題較為突出，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減弱。為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此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十三五”規劃綱要、黨的十九大報告、“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及近些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多次提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於我國實踐經驗、面向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供給側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而提出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新范疇。新時代的實踐充分証明，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有效調控宏觀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201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准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需抓住“供給側”“結構性”和“改革”三個關鍵詞。“供給側”是指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結構性”是指供給側的矛盾主要是“結構”而非“總量”，“改革”是指解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途徑是深化改革。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四方面重要意義。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淘汰落后產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地方政府之間的不當競爭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引發產能過剩。當出現產能過剩時，有些地方政府又可能會通過補貼等方式給本應被市場淘汰的企業“輸血”，使產能過剩問題持續存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而從體制機制層面治理產能過剩。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及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減少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干預，避免地方政府間的過度競爭和重復建設。通過取消不必要的財政補貼，以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決定企業的去留。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增加有效技術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從多方面增加有效技術供給，包括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構建更加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健全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使創新成果盡快投入生產，更加迅速地轉化為有效技術供給。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增加有效制度供給，消除投資與消費面臨的障礙。通過完善融資體系和稅收制度體系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稅費負擔，並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激發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投資活力。同時，通過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並通過健全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體系及社會保障體系消除中低收入群體的后顧之憂，增強其消費動力。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增加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順應居民高品質消費需求，有效擴大內需。當前，我國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相對不足。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減少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准入限制，激發民間資本投資活力，促進公平競爭，增加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助於提高產品質量標准，強化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讓高質量產品能夠順利走向市場、走向消費者。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持續深化

　　國內外環境不斷發生變化，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也在不斷優化調整。這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並非一成不變。

　　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我國面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成本上升等問題。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社會保障等還存在一些短板需要彌補。為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些問題，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去產能”主要是化解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去庫存”主要是化解房地產庫存問題，“去杠杆”主要是降低企業和地方政府等部門的債務負擔，“降成本”主要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稅費負擔，“補短板”主要是彌補高技術產業、公共服務等領域的供給短板。

　　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鞏固”是指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加大破、立、降力度﹔“增強”是指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破除各類要素流動壁壘，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提升”是指要提升產業鏈水平，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暢通”是指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

　　近年來，伴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復雜嚴峻，凸顯擴大內需的重要性。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202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也強調了這一點。2023年7月2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明確要求，“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需求帶動有效供給，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並重

　　在完善宏觀經濟治理的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提出加強需求側管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提升供給體系的韌性和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必須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建設強大國內市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要相互配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有助於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國內部分產品難以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淘汰落后產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適應高質量產品生產要求，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強需求側管理則能夠改善總需求結構，提升居民消費規模和質量，從而對供給側形成牽引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還有助於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壓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穩固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為國際大循環提供動力。加強需求側管理則能夠持續釋放消費潛力，使我國成長為世界市場，推動國際大循環更加順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這一論斷闡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求側管理之間的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既會面臨供給結構失衡問題，也會面臨短期經濟波動問題。而且，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於需要淘汰一些落后產能，可能會引發短期內的就業壓力和經濟下行壓力。為促進經濟平穩運行，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需求管理政策加以配合。這有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實踐層面和理論層面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就實踐而言，自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圍繞“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以及“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等重要任務，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已經取得較為明顯的階段性成果。就理論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於推動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和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建構。

　　第一，較好地完成了“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去產能進展順利，重點行業的大量過剩產能得到化解，產能利用率提高。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淘汰落后產能和化解過剩產能鋼鐵約3億噸、水泥約4億噸。去庫存成效明顯，房地產市場發展更趨平穩。去杠杆步履穩健，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連續下降，宏觀杠杆率上升勢頭得到遏制。降成本立竿見影，2022年全年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4.2萬億元，企業減負明顯。補短板持續發力，推進脫貧攻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批重大民生工程落地見效，醫療、生態環境保護等多個領域財政投入力度持續加大。

　　第二，高質量供給不斷增加、新產業不斷涌現，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助推下，我國不斷加強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品越來越受青睞，2022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上升至近1萬億美元。一大批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2022年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17.36%。此外，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也大幅提升，反映出新產業的良好發展態勢。

　　第三，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給結構加快升級，需求結構不斷優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下，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轉型升級指數達到162.8，比2015年提高了53.1。供給結構升級進一步帶動需求結構不斷優化，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佔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約32%，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第四，助推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健全，體現了對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超越。其一，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應對的是總需求沖擊所引發的經濟波動，調控范圍聚焦需求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聚焦供給側，並與需求側管理相互配合。由此，我國宏觀經濟治理較好實現了對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全面調控。其二，西方宏觀調控工具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對供給側結構失衡問題進行優化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涉及總量層面，而結構層面的問題則需要結構政策加以應對。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豐富了我國政策工具箱。其三，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短期穩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體系涵蓋了供給結構優化等其他重要目標。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