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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舊開新 稽古至治

——讀“中國古代政治文獻叢書·史鑒系列”

江曉成

2023年09月28日08:23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闡舊開新 稽古至治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據重要地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脈,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國家治理的鏡鑒意義,指示重點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黨的二十大強調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要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近年來,黨建讀物出版社積極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精神,立足我國實際,發掘歷史資源,出版了“中國古代政治文獻叢書·史鑒系列”,包括《史鑒:司馬遷評史》《通鑒:司馬光評史》《法言:中國古代法治箴言》《循吏:彪炳史冊的古代地方官》《選賢:〈資治通鑒〉中的用人得失》《朱批——康雍乾用人與治吏》《官箴:〈為官須知〉中的從政鏡鑒》《官誡:〈從政遺規〉選譯》等,從鏡鑒文化、仁政文化和官箴文化切入,提煉並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以期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提供歷史鏡鑒與思想啟迪。

  鏡鑒:以史資政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向歷史學習的民族,以“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為典范的史書編撰是中國史學發達的見証。人們回顧歷史上發生的事情,總結治亂興衰規律,不是出於好古,而是出於對現實和未來的需求。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對史學的重視,表現為以人類過去為起點,實質是以服務當今為歸宿。

   《史鑒:司馬遷評史》《通鑒:司馬光評史》以兩部典范史書為例,精選兩位史家對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評論,以此展示他們對國家治理、政治盛衰的認識和反思。這些史評凸顯了史家借助歷史進行規諫的匠心,不僅在史家的時代具有明確的現世意義,而且在當代仍有鏡鑒價值。

   在“二十四史”開篇的《史記》中,司馬遷以每篇末尾“太史公曰”的史評表達政治見解。以漢高祖本紀為例,司馬遷史評並不只是針對傳主,而是高度凝練地回顧了自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以來國家治理路徑選擇的得失。司馬遷認為,夏朝之政以“忠”為本,其弊在百姓粗野,所以商朝代之以“敬”。商政之弊在百姓迷信鬼神,所以周朝代之以“文”。周政之弊在百姓隻講虛禮而不誠懇,但后繼的秦朝不僅未改其弊,反加以嚴刑峻法﹔直到漢朝廢除秦的苛法,與民休息,治理才走上正道。這種歷史對比和分析落腳於當朝國家治理,講求以史為鑒、經世致用。

   這種關懷一直為后世所繼承,1000余年后的司馬光在纂修《資治通鑒》時,強調取材要關乎國計民生,從而統治者可以獲取正反兩面的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該書得名正是因為宋神宗認可其“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這種表達清晰定位了中國傳統以史資政的底色。

   《法言:中國古代法治箴言》遠溯中國歷代先賢對法治的精華論述,近承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布局精神,深入挖掘並轉化中國傳統治道的本土資源。該書展示了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諸如德法結合、慎刑恤刑、疑罪從輕、罪刑法定等優秀思想及其對當代法治建設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鏡鑒文化有著豐厚的內涵,在重視以史為鑒的同時也強調推陳出新。向歷史學習並不是照搬歷史,更不是將歷史經驗作為教條。古人認為“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講求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不可拘泥於根據一時一地經驗總結出的具體結論,要遵循的只是基本原則。一言以蔽之,鏡鑒需立足當代,實事求是,以與時俱進的歷史教益指導實踐。

  仁政:以人為本

   仁政是中國傳統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念。經過孔子以來儒家數百年的涵養,仁政成為漢朝以后歷代王朝統治正當性的重要依托。仁政理念出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孟子曾作過提綱挈領的論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仁者愛人,具體說就是統治者要以人為本,愛惜民力。

   除孟子所論夏商周三代的歷史外,秦漢以來的歷史反復印証了仁政對國家治理的意義。秦始皇統一六國,並以郡縣制、統一文字等改革奠定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基本模式,但秦朝因施政暴虐不仁導致速亡。隨后楚漢之爭的兩位主角再次從正反兩面展示仁政的重要性。在反秦之戰中,先進入關中的劉邦通過約法三章,與民休息,獲得秦人的擁戴,從而將關中經營成為穩固的后方﹔項羽卻反其道而行,不僅焚燒宮殿,還放縱諸侯軍隊大肆劫掠。得民心者得天下,楚漢之爭的結局在這一幕已經注定。對此,司馬遷和司馬光都在史評中予以詳細的對比分析。

   郡縣治,天下安,國家治理最終通過地方基層官員實現。這些“親民之官”作為國家政策的執行者,直接接觸百姓,是仁政理念能否落實的關鍵。尤其是,中國地域廣闊,地方政治的好壞尤其緊要,此即歷史學家錢穆所言“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問題”。因此,歷代王朝都重視表彰好的地方官(“循吏”),期待由此發揮榜樣的引領作用。

   《史記》開創了為“循吏”立傳的傳統,此后歷代正史大多沿襲此例設“循吏傳”或“良吏傳”。歷代循良之吏的選取標准雖略有差異,但這些地方官都有仁厚愛民的共同特征。在自律方面,他們都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清廉公正。在治理方面,他們政績突出,注重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減輕百姓負擔,在民富的基礎上進一步倡導教化,從而讓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他們都是在仁政文化的引導下關心百姓疾苦,自然也獲得了百姓的擁戴,留下不朽的聲名。我們熟知的歷史人物如西門豹、狄仁杰、包拯就是典型,《循吏:彪炳史冊的古代地方官》一書詳細展示了100余位循吏的生平事跡。

  官箴:選賢任能

   在中國傳統治理體系中,官員行使著很大的權力,同時也承擔著很重的職責。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才工作,強調治國必先治吏、為政之要首在得人。對人才素質的重視,催生了日臻豐富的官箴文化。這些以規誡官員為旨趣的官箴可以分為為政之德與為政之道兩個層面,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理性,與我們今天講求選賢任能的干部選任要求高度契合。

   對為政者的箴言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至明清時期達到頂峰。傳統官箴文化的發達表現為官箴書的日漸細化和集成化。前者以清人鄭端的官箴書為典型,該書對“初任事宜”“日行規則”“事上接下”等地方官日常行政各方面提出具體建議,對此《官箴:〈為官須知〉中的從政鏡鑒》作了提煉﹔后者以清人陳宏謀的官箴書為典型,該書輯錄宋明清三代典范官箴並予以點評,選取的依據是“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為居官箴規者”,《官誡:〈從政遺規〉選譯》一書即是精選與展示。

   除典范官箴書外,叢書中的《選賢:〈資治通鑒〉中的用人得失》《朱批——康雍乾用人與治吏》兩書從官員選任專題切入,前者提煉並解讀了《資治通鑒》中的選官用人史料,展示了中國傳統優秀的用人思想、用人策略和用人制度﹔后者選取康雍乾三帝關於官員選任的批示,展示了清代鼎盛時期講官德、重才能等選拔標准和樹模范、懲貪腐等管理方式。上述內容均屬於傳統的官箴文化。

   在為政之德方面,傳統官箴首先強調的是操守廉潔,幾乎任何一種官箴都對此作了專門論述,凸顯了廉潔在官德中的首要地位。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論述往往還搭配了相應的預防貪污辦法,例如以儉養廉。其次,大多數官箴書也同時提到了公正,即公而不私,不偏不倚,執法公允。對於這兩項基本的官德要求,康熙帝朱批也有扼要總結:“做官之要,莫過公正清廉。”在為政之道方面,傳統官箴堪稱日常行政指南,其中既包括如何收稅、辦案等治理的純技術性指導,又包括教導官員如何應對周圍的上司、下屬、前官等不同角色。前者可謂如何“修己以安百姓”的箴言,重在培養官員的賢德﹔后者實屬如何勝任職務的箴言,重在培養官員的能力。二者共同構成了傳統官箴文化對官員的要求,詮釋了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對賢能政治的期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重要啟示。叢書立足當今,追溯歷史,積極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遺產,通過重新闡釋達成創造性轉化,將傳統文化精華與時代精神冶於一爐,共同服務於當今的國家治理。知古鑒今,繼往開來,這種提煉和展示以求真為內核,以致用為圭臬,最終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繁榮昌盛事業,此即“史鑒”的初心和內涵。

   (作者:江曉成,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

(責編:萬鵬、代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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