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新郎·別友》究竟寫給誰

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詩詞三首》，即《賀新郎》《七律·吊羅榮桓同志》《賀新郎·讀史》，並附有《賀新郎》手跡，寫作時間標明為“一九二三年”。1986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選》，《賀新郎》的標題仍為《賀新郎》﹔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收入“正編”，改題為《賀新郎·別友》。這是毛澤東寫給楊開慧的話別之作，抒發了難分難舍的夫妻情和為共同理想不懈奮斗的同志情和戰友情。

毛澤東詩詞研究界基本認同這一判斷，有些毛澤東詩詞版本甚至直接將其標題寫成《賀新郎·贈楊開慧》（如吳廷貫著《毛澤東詩詞助讀》，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 年11月版﹔劉濟昆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版），或《賀新郎·贈別楊開慧》（張仲舉編注《毛澤東詩詞全集譯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然而，彭道明在《書屋》2001年第2期發表《毛澤東的〈賀新郎·別友〉是贈給誰的？》一文（以下簡稱彭文）提出質疑，認為這首詞是贈給陶毅（字斯詠）的。徐焰在華藝出版社2021年1月第1 版的《毛澤東詩詞中的歷史波瀾》一書（以下簡稱《歷史波瀾》）中，說是“同陶斯詠‘揮手從茲去’”，也認為是贈給陶斯詠的。那麼，《賀新郎·別友》究竟寫給誰，有必要予以澄清。

三份手跡顯真情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記載：1923 年12月底，毛澤東“奉中央通知離開長沙去上海，准備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賀新郎·別友》詞贈楊開慧：‘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第一卷也記載：1923年9月，毛澤東由上海回到湖南。“這次回湘，毛澤東和楊開慧仍住在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開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負擔很重，生活清苦。毛澤東回來后她格外高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毛岸青也於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剛住了三個月，毛澤東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離湘赴上海。臨行前，毛澤東強抑感情，作《賀新郎》相慰。”

《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所引文本與《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同。現在通行的文本，都以該手跡為底本，只是改動了其中的筆誤，如“前翻”改為“前番”，“環宇”改為“寰宇”。

1992年12月《中國風》創刊號刊載了該詞的另一幅手跡，是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書贈丁玲的。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比，詞牌名為“賀新涼”﹔“苦情重訴”為“慘然無緒”﹔“前翻”為“前番”﹔“人有病，天知否？”為“曾不記：倚樓處？”最后四句則是“我自精禽填恨海，願君為翠鳥巢珠樹”。“賀新涼”是“賀新郎”的別名，這幅手跡可能更接近於原稿。它印証了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的記述：“有時他（指毛澤東）引述中國古代詩人的詩句，或者背誦他自己的詩詞。有一首是懷念他的第一個妻子的，她已經由於是他的妻子而被國民黨殺害。”白黎在《中國行——記史沫特萊》一書中記載：“毛主席……也滿懷深情地講述了他和楊開慧的愛情。講述完，毛主席還低聲吟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詩。”史沫特萊在1937年春是由丁玲陪同從前線回到延安的，可惜史沫特萊沒有明確說明詞的具體內容，極有可能就是丁玲珍藏的《賀新涼》。

1996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這首詞收入《毛澤東詩詞集》時，注釋道：“本詞最近發現作者有一件手跡，標題為《別友》。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1997年6 月，線裝書局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手跡》收錄了這幅新發現的手跡。和《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比，這幅手跡標明了“《賀新郎·別友》，一九二三年”﹔“苦情重訴”為“滿懷酸楚”﹔“前翻書語”為“前番詩句”﹔“人有病，天知否？”為“重感慨，淚如雨”﹔最后四句則完全不同：“我自欲為江海客，再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墜，雲橫翥。”據郭思敏主編的《毛澤東詩詞辨析》介紹：“這是1961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書屋書贈副衛士長張仙朋的。”

夫妻誤會不足奇

《賀新郎·別友》精細婉轉地表達了作者與楊開慧依依惜別的深情厚意。上闋寫詩人與楊開慧即將離別之際無限依戀的惜別之情，下闋寫離別時的所見所感和眷戀之情以及共同投身偉大革命的豪情壯志。全詞圍繞一個“別”字來鋪寫，從話別、送別寫到別后，始發於情，而終歸於理，落筆於別情，收筆於革命。脈絡分明，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堪稱是愛情詞的千古絕唱。

《賀新郎·別友》發表之后，“知誤會前番書語”是怎麼回事，引發了人們的不同解讀和揣測。毛澤東與楊開慧相識相知、相戀相愛，是在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下，壯懷激烈的熱血青年自由戀愛、情投意合的自然結果。偉人也罷，普通人也罷，夫妻之間出現誤會實屬平常。關於“誤會”的具體緣由，史一帆編著的《激揚文字》（長虹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羅胸懷著的《毛澤東詩詞傳奇》（新華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劉漢民著的《毛澤東詩詞佳話》（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等書，都解釋說是因毛澤東抄贈《菟絲》而引起。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為湖南的黨組織建設和革命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毛澤東婚后的幾年，可謂溫馨甜蜜。但他沒有沉湎於家庭生活，四處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態，聚少離多是他的必然付出。1921 年冬，毛澤東租住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22號，作為黨的秘密機關。1922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委員會。他先后發動和領導了粵漢鐵路武長段、安源路礦、長沙鉛印、長沙泥木等十多次大罷工。1922年10月24日和1923年11月23日，毛岸英、毛岸青相繼出生，可毛澤東依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楊開慧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之一，她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身兼秘書、機要、文印、聯絡、總務等多種職務。為了便於照顧，她把母親向振熙接來清水塘同住。楊開慧忙裡忙外，但她畢竟是一個感情細膩的女人，渴望得到丈夫的關心體貼。而毛澤東則認為這是兒女情長，會削弱革命意志。為鼓勵楊開慧增強獨立能力，毛澤東抄寫了元稹的《菟絲》贈給楊開慧：“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絲蔓，依倚榛與荊。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砍將擊，柔蔓與之並。”見到贈詩，楊開慧感到十分委屈，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覺得毛澤東把她比作“菟絲”，是輕視她，夫妻間產生了矛盾。毛澤東也覺得此舉欠妥，幾番解釋，“過眼滔滔雲共霧”，兩人重歸於好。“算人間知己吾和汝”，言為心聲，既是感情上的海誓山盟，也是理智上的深情撫慰。《賀新郎·別友》傾訴的是一種復雜而又矛盾的深刻體驗：一方面難舍難分，寫得纏綿酸楚、黯然神傷﹔另一方面毅然前行，寫得堅決果敢、器大聲弘。

臆測質疑難為憑

《賀新郎·別友》發表之后，詞中的一些細節引起了人們的一些揣測和疑問。而以彭文最為典型，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首詞不是贈給楊開慧的，而是贈給陶毅的。《歷史波瀾》也持這一觀點，但因循彭文的推測，未提供新的史實。

彭文提出的幾點質疑是：其一，以毛氏的文字功力和行事的精細，怎麼可能把“妻”與“友”混淆不清？其二，不同文本中的遣詞造句不像毛氏風格，甚至與整首詞的意境風馬牛不相及，所繪場景不像是夫妻分別﹔其三，20世紀80年代，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談起這首詞時，曾說這可能是贈給陶毅的﹔其四，1923年12月底，毛、楊都不在長沙，二人沒有見面機會，亦無分別之時﹔其五，楊開慧從未見過這首詞，也從未提起過這首詞。

彭文刊發后，引起了毛澤東詩詞研究界的注意，但贊同者並不多，倒是引起了一些辯駁。陳漱渝在2003 年10月31日撰文釋疑，吳正裕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12月版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專門進行“考辨”。彭文的質疑，臆測成分偏多，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別友”並不排斥“別妻”，“友”字有“朋友”“戰友”多重含義。林冠夫、朱迪卓主編的《毛澤東詩詞鑒賞》（書海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書的解釋頗為恰當：“毛澤東不標‘別妻’‘贈內’，坦言‘別友’，這是他有意強化與楊開慧的同志情、戰友誼。稱夫妻，后面必為家庭背景、生活背景，親昵而難免瑣屑﹔稱朋（戰）友，后面必是社會背景、事業背景，普通而終歸正大。在毛澤東‘別友’的時代，稱‘妻’為‘友’，還是很前鋒、很文明、很有個性、很有深意的。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愛情歷程和楊開慧的英勇獻身，都以真切的歷史，印証了毛澤東這‘別友’稱謂的先見之明。”

其二，三份手跡存在一些差異，這是毛澤東詩詞手跡的一個特點。三份手跡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心境狀態下題寫的，並非逐字逐句照錄。時過境遷，內心體驗發生微妙變化，出現文字差異也在情理之中。讀者隻能根據手跡去揣度作者心境，而不能反過來根據讀者偏好去倒推作者應該如何措辭。

其三，易禮容早年參加新民學會，曾與毛澤東等一起創辦長沙文化書社並任經理，和毛澤東交往很多，與陶毅也很熟悉。但是毛澤東和陶毅之間的感情，純屬個人私事，他未必了如指掌。幾十年之后，他也只是含糊地認為“可能”，似是而非，不足為憑。

其四，當時毛澤東的住處是長沙清水塘，就算楊開慧是在老家板倉生下毛岸青，也並不等於二人沒有話別的機會，長沙與板倉之間不過幾十裡之遙。即使楊開慧沒有到車站送別，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啟程時頓生離別之情。作品抒發的是離別之情，不能將其視為離別過程的細節實錄。

其五，據楊開慧摯友李淑一回憶，楊開慧曾經提到毛澤東寫給她的《虞美人·枕上》。而楊開慧從未提及《賀新郎·別友》，由此推斷“楊開慧到死也沒有見過這首詞”，未免過於武斷。楊開慧的生平記載原本就少，她又犧牲得早，僅憑她沒有提及，無法斷言她沒有看到這首詞。

陶毅其事如煙雲

毛澤東在與埃德加·斯諾談人生經歷時，談到了和楊開慧的婚戀情況：1918 年到北京的時候，“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1920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盡管話語不多，卻體現了毛澤東對楊開慧的真情實感。而對於陶毅，迄今尚未見到毛澤東承認與她存在戀愛關系的隻言片語。

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1915年9月，毛澤東用“二十八畫生”名義發布《征友啟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毛澤東后來對斯諾說：“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后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這個學會即指1918 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學會，而陶毅是最早的會員之一。

陶毅（1896-1931），字斯詠，1916 年考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師范二班，與向警予同窗。陶毅思想激進，被譽為“周南三杰”之一。1920年，毛澤東成立文化書社和發起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陶毅都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參與者。1918年和1919年，毛澤東兩度離開長沙期間，給陶毅寫過一些信，現在能查到的有五件（新民學會規定並提倡會員之間進行通信聯絡）。陶毅於1921 年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進修，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后返長沙途中，去南京看望了陶毅和時在南京的周世釗。

蕭瑜（蕭子升）在《毛澤東和我游學經歷》中寫道：“陶斯詠，湘潭鄉人，是我一生認識的人中最溫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實為一九一八年）參加了新民學會，約在六年（應為兩年）之后，和毛澤東在長沙合開了一間書店，取名‘文化書局’。他們當時深深地相愛，但由於彼此的政治見解不同，最后她終於離開了毛澤東，另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學校，名叫‘立達書院’。她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學會的第一個女會員，也是頭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會員。”

蕭瑜曾是毛澤東的好友，他的回憶有些內容不准確，但總體還是可信的。1921 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在長沙召集部分新民學會會員開討論會，將學會宗旨由“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變成“改造中國與世界”，但對“如何改造”存在分歧。毛澤東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之路，陶毅信奉“教育救國”，最終離開了長沙，毛澤東不會因政見不同而與其斷交。但是1923 年底，毛澤東不可能對她說出“算人間知己吾和汝”的肺腑之言，不會出現“知誤會前番書語”的情感糾葛，更難以生發“重比翼，和雲翥”的強烈願望。毛澤東此番外出，“東門”“橫塘”是從小吳門外的清水塘動身，這與陶毅無關。毛澤東不可能向遠在南京的陶毅辭行，不可能賦詩對她傾訴“更那堪淒然相向”的惜別之情，陶毅也不會千裡迢迢從南京返回長沙給毛澤東送行。說《賀新郎·別友》是寫給陶毅的，實在是與史實不符，也有悖生活的基本邏輯。協

（作者：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政協》，2023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