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學苑論衡）

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對於我們在新征程上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今天的學術版圍繞“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進行闡述。

——編  者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並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源自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中華民族向來崇尚創新創造，主張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禮記·大學》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語，都飽含著創新精神。公元554年成書的《魏書》首現“創新”一詞，書中記載“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幾千年來，創新精神活躍於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體現在中華文明各個方面。中華文明在應對內外環境變化中不斷變革，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因而能夠始終保持生機活力，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以創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我國古代物質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包括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資料生產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狀況的物質文明，體現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資料，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在生產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在秦漢時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經歷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漢時期，中國完成了諸如紙、指南車、記裡鼓車、手搖紡車、織布機、水碓、龍骨水車、風扇車、獨輪車、鑽井機、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等許多重大技術發明，形成了算學、天學、輿地學、農學和醫學五大學科范式。南北朝時期，數學家祖沖之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間，這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農學家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標志著中國農學體系的成熟。北宋時期，畢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時代發明膠泥活字，開活字版印刷時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編著的《武經總要》記載了火藥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內的各種火器，以及用於航海的水羅盤指南魚的制造方法﹔沈括在數學、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術諸多領域都作出創造性的貢獻，並作為全才型科學家而享譽世界。晚明時期，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提出了接近現代的本草學自然分類法﹔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簡要而系統地記述了明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技術成就，其中包括許多世界首創的技術發明。

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聞名於世的科技成果，在農、醫、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取得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一大批發明創造。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這些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發展成就，是古代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也充分証明創新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動力，創新性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突出特性。

我國古代制度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制度文明是處理各種社會關系、有效管理社會的規范體系成果，主要功能在於滿足人們的社會生活需求、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們生命和財產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治理體系等。我國制度建設源遠流長。《周易》中就記有“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章制度為節制，就不會傷財害民。我國歷史上不僅創造了聞名於世的科技成果，也創造了世界領先的制度文明。

比如，我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歷經多次變革。周朝實行分封制。秦朝統一中國后，除都城設內史管轄外，在地方上採用郡縣制，將全國劃分為36個郡（后增為40多個郡），郡下設縣。漢承秦制，早期實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東漢末期基本上採用郡縣制。東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郡、縣兩級之上設州一級地方政權建制，形成州—郡—縣的三級行政區劃制度。元代確立行省制度，行省成為州、府之上的地方行政區。這些變化反映了我國古代治理體系的創新發展，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治理智慧。我國古代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為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又如，我國自古以來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澱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比如，秦國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商鞅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改法為律，制定《秦律》。秦統一中國后，秦始皇將秦國的法律推行至全國，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朝編定《唐律疏議》30卷，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為中華法系的典范。不僅如此，《唐律疏議》的基本原則和具體制度還超越國界，成為不少國家學習的范本。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華法系，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都是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改革創新發展的，而且在持續推陳出新中維系著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連貫性與整體性。

我國古代精神文明成就所體現出的創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會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是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包括倫理道德、思想理念、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成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思想理念、價值和道德規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禮”“義”三個范疇，孟子進一步提出“仁義禮智”四個范疇，董仲舒在此基礎上加了一個“信”，發展為“仁義禮智信”五常，成為當時普遍認同的價值標准。此后，“五常”一語頻頻出現在史籍中，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又如，宋代在綜合先秦儒家道德觀念的基礎上，形成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體現著評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標准，為中華文明注入深厚的倫理責任和家國情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發展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學術發展階段，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形成了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等諸多思想元素。這些哲學思想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的工藝美術歷史悠久、品種繁多、技藝精湛，起源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的青銅器、陶瓷、絲綢、刺繡、漆器、玉器、琺琅、金銀制品和各種雕塑工藝品等，都取得了輝煌成就。這些工藝品浸潤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意識，展現了中華審美風范。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國工藝美術的高度發展及其對世界文化的影響。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精神文明不斷發展變化、不斷融合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國古代精神文明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

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回望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無論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還是精神文明的豐富發展，都是發揚創新精神取得的成果。歷史充分証明，中華民族是具有偉大創新精神的民族，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繼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和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我們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深入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在新征程上更有效地推動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我們一定能夠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3年07月2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