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認同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認同，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包含豐富的增進情感認同、增強民族自信的思想元素，蘊含著凝聚人心、整合社會的磅礡力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促進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的思想資源，從中汲取認同的力量。

　　“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

　　 大同社會是中國古代先哲們提出的美好理想，這一理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其核心理念是“天下為公”。《禮記·禮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呂氏春秋》將“天下為公”解釋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先哲們看來，隻有“天下”為天下人所共有，統治者的統治才能獲得老百姓的廣泛認同，整個社會才會出現和睦友愛、豐衣足食、安定有序的盛世景象。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天下為公”的思想綿延不絕，並作為一種價值訴求始終熠熠生輝。先秦思想家荀子宣揚“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西漢名臣谷永勸諫皇帝“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認為君主應“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黃宗羲提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公利”價值觀，王夫之強調“天下非一姓之私”，還有古代農民起義中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都反映了“天下為公”的價值取向。到了近代，“天下為公”思想融入中國人民探尋國家出路的政治主張之中，洪秀全力圖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太平天國”，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描繪的人人平等、設立公政府、取消私有財產的“大同世界”，孫中山想要通過三民主義實現國富民強的“大同社會”，都受到“天下為公”思想的深刻影響。

　　 “天下為公”思想的深厚歷史積澱和廣泛社會基礎，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環境，也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生長提供了適宜的社會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正因為共產主義理想與“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才能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並呈現旺盛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廣泛凝聚共識、匯聚力量。

　　“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政治道德觀念和政治價值取向。《尚書》關於“惟殷於民”“敬德保民”的記載，是中國民本思想的肇始，之后，諸子百家對民本思想作了進一步闡述。例如，管子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老子提倡“愛民治國”“以百姓心為心”，孔子提出“節用而愛人”“富之”的愛民、富民主張，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把君與民的關系比喻為舟與水的關系，告誡統治者“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些論述深刻闡釋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為中國傳統文化增添了思想瑰寶。漢代“獨尊儒術”之后，民本思想得到繼承和發揚，成為歷代統治者重要的治國理念。

　　 從價值論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為政治統治提供了價值導向和正當性依據。民本思想把是否重民、親民、愛民作為君主德行和政權正當性的重要評判標准，客觀上有助於引導君主施行仁政，並使其政治統治獲得老百姓的認同。但是傳統民本思想強調“重民”的目的在於實現“邦寧”、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因而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出現了轉變，其標志是黃宗羲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這一思想把君主視為“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的禍首，從而顛覆了“以君為主”的正統觀念，賦予了傳統民本思想新的內涵。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並對傳統民本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矢志奮斗，黨的初心使命、群眾路線和執政理念都閃耀著民本思想的光輝。毛澤東同志強調，共產黨員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始終堅持以民為本，所以才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持和衷心擁護，才匯聚起全國各族人民的力量，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舍生取義”的愛國情懷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植根於我國歷史文化沃土，蘊含著促進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強大力量。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愛國主義具有悠久的歷史，堯帝“協和萬邦”的理念，大禹為治理洪水“勞身焦思”、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精神，子產“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情懷，屈原“存君興國”的志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政治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思想﹔《詩經》中“王於出征，以匡王國”“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等詩句，則抒發了平民百姓抵御外侮、保家衛國的愛國情懷。因此早在先秦時期，愛國主義就已經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傳統文化賦予了愛國主義“舍生取義”的基本特質。“義”是先秦諸子百家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在各種思想流派中，儒家對“義”作了很多論述，當義與利發生沖突時，儒家的價值取向十分明確，那就是重義輕利，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其“舍生取義”的價值觀對愛國主義思想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蘇武被匈奴囚禁后寧死不屈，“臥嚙雪，與氈毛並咽之”，決不投降﹔霍去病為抗擊匈奴，時刻告誡自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戚繼光“十年不上望鄉台”，掃平為禍多年的倭患﹔林則徐以詩明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鄧世昌立志殺敵報國，犧牲前稱自己“死於海，義也，何求生為”。這些英雄人物是傳統社會眾多愛國志士的代表，他們所表達的“舍生取義”的愛國情懷是激勵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在國家內憂外患、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領導人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英勇無私的犧牲精神展現了“舍生取義”的愛國情懷。習近平總書記說：“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們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生死考驗，付出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黨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犧牲，也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當前，黨正在領導人民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而奮斗，必須進一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讓愛國主義精神煥發出新的活力，匯聚起磅礡力量。

　　“淳風美俗”的大治理念

　　 天下大治是中華傳統文化十分崇尚的政治理念。在先秦諸子百家的典籍中，有許多關於“治世”的論述，如舜帝“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孔子認為“至禮不讓而天下治”，韓非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關系“三者順，則天下治”，這些論述反映了古代先哲們對國泰民安社會的向往。在先哲們看來，要實現天下大治，不僅要有聖君廉吏，還要有淳朴的民風和良好的習俗。“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隻有每個人品德高尚、遵紀守法，每個家庭尊老愛幼、和睦興旺，整個國家才能安定有序，天下才會實現大治，而個人品德和家庭美德的養成需要良好的社會風氣，所謂“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美俗”能夠實現“國安”。

　　 淨化社會風氣、倡導良好習俗，其實質是發揮道德教化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中國古代社會治理主要依靠德治和禮治，其中，德治是禮治的基礎，“禮”表現為各種風俗習慣，其核心是道德規范，禮治在本質上也是德治，具有重要的社會教化功能，因此傳統社會非常注重培育良好的社會風俗。老子描繪的“小國寡民”社會，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讓百姓“樂其俗”﹔庄子認為聖人治理天下，必須“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荀子提倡“廣教化，美風俗”，主張用禮義教化來“化性起偽”，通過移風易俗實現“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東漢應劭指出，“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宋代崔敦詩認為，“民俗之厚薄，關於天下之治亂”﹔明代葉伯巨主張，“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清朝藍鼎元感嘆，“千古治化，全在風俗”。淳風美俗的最重要功能是塑造認同，社會成員對道德要求的內化和對社會規范的遵從，意味著對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認同。

　　 在新時代，黨和國家大力倡導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全社會形成文明風尚，引導全體社會成員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就是在傳承淳風美俗的文化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精神動力，是凝聚人心、匯聚民力的強大力量”。隻有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全社會營造崇德向善的濃厚氛圍，才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增強人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團結奮斗的力量。

　　 （作者：唐玉環、彭正德，分別系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公共基礎學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均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