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間文獻整理工作的成就與新特征

民間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是當下史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興起以來，民間文獻整理工作已有40余年的歷史，歷經幾代學人和出版人的躬身實踐，繼承發展了梁啟超、顧頡剛、鄭振鐸、傅衣凌等先賢開辟的搜集、整理、編目、校注等傳統民間文獻整理方式，相繼完成了一批大型整理工程，成為當下學界研究與關注的熱點之一。尤其是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石倉文書、太行山文書等的搜集與整理成果令人矚目，依托於史料之豐贍，產生了“徽學”“江南學”等一大批“新史學”，推動了史學研究“自下而上”視角的興起，深化了區域社會史研究，呈現出蓬勃旺盛的學術生機。

多元力量參與

民間文獻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其最早的整理工作是離不開“頂層制度”支持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央政府就倡導各地開展了系列碑刻資料調查、契約文書收集、民間文學採風等工作，《阿詩瑪》《劉三姐傳說》等民族民間文學、徽州文書等一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獻就是調查中被發現並整理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民間文獻整理工作的統籌規劃更趨成熟，如1984年對《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叢書的整理編纂工程，出版省卷本90卷，縣卷本4000余卷，被譽為“世紀經典”“文化長城”。

2017年，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市場積極作用、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機制。隨后，中國文聯、民間藝術家協會啟動了“中國民間文學大系”等出版工程。此外，地方政府、社會力量也積極參與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國家、地方、社會力量三方協同推進的良好局面。比如，山西省就專門成立了三晉文化研究會並設立專項配套資金，啟動了山西歷史文獻全面搜集、整理與研究的系統性文化工程，先后出版了《山西古今地名詞典》《山西歷史文化叢書》《三晉石刻大全》等大型書目。又如北京某基金會致力於商業文化遺產的整理與保護，已組織了多屆“商的長城”項目資助，可以說，社會力量已成為繁榮民間文獻整理工作的重要助力。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多方力量的協作與配合，民間文獻的整理和傳承工作力度呈現出了良好的態勢。

走向田野與社會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田野中獲取史料、發現問題、解讀歷史的研究理念已日益成為學界共識。正如行龍所述：“走向田野，深入鄉土，身臨其境，在特定的環境中，文獻知識中有關歷史場景的信息被激活，作為研究者，我們也仿佛回到過去，感受到具體研究的歷史氛圍，在敘述歷史、解釋歷史時才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在這一理念的推動下，近年來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逐漸成為一種“在野之學”，不僅挖掘民眾日常實踐，而且推動對傳統文化及社會運行機制的認識，成為多學科研究竟相開放蓓蕾的“花園”。最為凸顯的現象便是，近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中與民間文獻相關的立項數亦呈逐年上升趨勢，相關立項至今已達四百余項，充分顯示了我國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有益嘗試。

民間文獻來自田野，對民間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亦離不開對田野和社會的關懷。我們不僅需要對其內容進行細致的辨析、明確文獻形成過程背后的歸屬關系，也需要對文獻初始發現時的所屬區域、保存狀態、所有者身份等有所了解，更需要對文獻脫離原屬地后進入市場、博物館、高校等地的流轉收藏情況進行介紹。如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劉伯山教授在編著《徽州文書》過程中，給每一批發現的文獻均撰寫了“尋獲記”﹔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團隊在整理石倉文書時，亦堅持保存文獻的固有存放狀態，對文書進行了大量對比歸戶工作，並在卷首詳述文書發現和整理的經過等，為后續民間文獻整理、出版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性。

與此同時，隨著文物市場的活躍，許多原本散落於民間社會的原始文獻被收藏家大量收購，甚至出現肆意加注按語、分批包裝、多次轉手等加工和炒作現象，嚴重影響與破壞了民間文獻的自然屬性。面對這種情形，學界須在“歸戶性”的基礎上注重“集群性”的原則，注重各類文獻的內在關聯性與系統性，力求將能夠歸戶到同一主體的不同類型文獻一並整理到相應目類中，以擴大其利用價值，為散亂文書的整理探索一條合適的整理利用路徑。

擁抱數字人文

民間文獻是民間社會記憶的產物，其原始載體呈現為文字、口述、行為、實物等多元形態，又以實物文獻最為普遍。本世紀前，由於民間文獻獲取難度較大及對其的整理校對還未形成統一規范，面世的文獻輯錄數量和規模均相對較少，主要以精選、點校、釋錄文字為主，輔之以文獻索引和目錄匯編。如張海鵬等主編的《明清徽商資料選編》、李華主編的《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唐文基等主編的《明清福建經濟契約文書選輯》等都是此類成果的典型代表。新世紀以來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原始文獻的影印、介紹與文字釋錄成為文獻整理出版的基本形式。如張應強等編《清水江文書》，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車錫倫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郝平主編《清代山西契約文書選編》，張建民主編《湖北民間文書》，劉建民主編《晉商史料集成》，曹樹基、陳支平主編《客家珍稀文書從刊》，行龍主編《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叢編（第一輯）》，鄭振滿主編《福建民間契約文書》等都是典型代表。與此同時，對口傳和行為類民間文獻的影像紀實也日益得到重視，比如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節日影像志”和“中國史詩影像志”，就是採用影音技術記錄傳統節日、史詩的國家影像文獻工程。

大規模民間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推動了各類“民間文獻數據庫”的建設與繁榮。廈門大學建立的“莆田平原數據庫”，借助深入的田野工作為莆田平原上千余村庄的神廟系統、文獻保存及儀式組織等信息進行編碼，建立基礎數據庫，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統，清晰展示了莆田地區聚落變遷和神廟空間分布的情況﹔上海交通大學開發的“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收錄全國十余個省份的各類民間文書十萬余件，是國內規模較大、可進行全文檢索的寫本文獻數據庫﹔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合作開發的“徽州文書數據庫”將已出版的三萬余戶徽州文書用“編號、時間、尺寸、題名、區域、歸戶、所屬分類、尋獲記”等字段對內容進行了加工整理﹔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開發的“中國家譜族譜庫”收錄了電子化族譜資料17000余冊，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可供檢索的家譜數據庫﹔中華書局上線的“中華石刻數據庫”則包含《三晉石刻大全》《歷代石刻拓片匯編》《漢魏六朝碑刻》《唐代墓志銘》《宋代墓志銘》等，收錄各時期的碑刻拓片數萬余通。這些數據庫均大大提升了使用者的研究效率，推動了學界相關研究的進展。除此之外，中山大學、安徽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山西大學等高校的文獻研究機構以及廣西師范大學等出版機構均正在積極地開展民間文獻文本化、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研究和實踐，一個嶄新的民間文獻數字人文時代已然到來。

民間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在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在中國學術自身嬗變的潮流與時代變革中應運而生，它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離不開我們對中國社會的貼近與深入，相較於民間文獻的存量與豐贍程度，我們搜集整理的工作量可能只是滄海一粟，當代民間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工作依然有著較長的路等待我們去進一步探索。

（作者：郝 平，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