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質量民生建設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基於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對民生建設提出的更高標准和要求，立足新時代以來我國民生建設卓越成就的現實基礎，著眼破解現實國情對高質量民生建設的約束，推進民生事業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民生建設對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重大意義

　　 高質量民生建設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關鍵目標。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在新時代新征程的具體要求。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福祉不斷改善上，民生福祉是衡量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實現程度的一項核心指標。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以民生福祉的改善為出發點，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高質量民生建設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提供人力（人才）資源和發展紅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勞動者，隻有促進共同富裕，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資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基礎。”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要求，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巨大的人力（人才）資源優勢。我國擁有8.8億勞動年齡人口，超過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和。在人口增速和人口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通過高質量民生建設，以范式轉換將民生福祉提升與人力資本提升有機、有效地結合起來，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提供不竭人力（人才）資源和發展紅利，值得深入探究。

　　 高質量民生建設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提供市場空間和市場潛力。龐大的人口規模，意味著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可觀的消費潛力。在超大規模市場中，技術和產品較易產生規模效益，有利於促進技術進步、提升產品質量，形成新的商業模式、消費品牌等。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14億多人口，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市場發展空間廣闊、潛力巨大。通過高質量民生建設，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等，提供和創造的市場空間和市場潛力是難以估量的，在全球也是獨一無二的。

　　 高質量民生建設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創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沒有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是不可能實現的。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關鍵是贏得民心、守住民心。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守住民心的根本路徑。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採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舉措，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維持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國情對高質量民生建設提出挑戰

　　 人口規模巨大本身對民生建設就是巨大挑戰。人口規模巨大，一方面意味著民生建設的地位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又意味著民生問題十分復雜、異質性強。當前，我國雖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各種民生問題依然存在，涉及人口數以億計，包括高齡老人、困難殘疾人、城鄉低收入人口、就業困難農民工以及部分未就業大學畢業生等各類群體，每個群體的人口規模都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分別統計都相當於世界上一個中小型國家的人口，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和需求既有相同點，又各有不同。解決他們的困難、滿足他們的需求的制度設計既要體現共性，又要考慮差異性。這就導致我國民生保障制度（社會政策）整合與分異的矛盾長期存在，整合體現公平，分異體現差異。在新征程上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要在處理好對特殊人群特殊保護的同時，解決與制度分異或“碎片化”相伴而生的不公平問題。

　　 人口結構變化對民生建設構成挑戰。“七普”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13.50%）。據估計，“十四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3億，佔總人口將超過20%﹔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在總人口中的佔比將超過30%。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自然增長率為-0.60‰。人口自然結構發生的變化，使得養老、育幼的需求都變得十分突出，老有所養、老有頤養是必然要求，幼有所育、幼有善育更是關系家庭、社會和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這些領域都成為新征程上我國民生建設的重點。

　　 民生建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民生建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個老問題，並且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背景下表現出一系列新特點。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豐富了新征程上民生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內涵。新征程上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不僅要在完善分配制度、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上著力，推進物質生活共同富裕，還要多維度體現豐富全體人民精神生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發展經濟、做大蛋糕與改善民生、分好蛋糕的矛盾。當前，我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任何指標按人口平均計算，大多都還處在世界平均水平乃至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對於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而言，發展經濟、做大蛋糕與改善民生、分好蛋糕都很重要。我國目前有中等收入人口4億左右，到2035年中等收入人口規模將達到8億，初步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中低收入人口特別是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

　　新征程上高質量民生建設的推進路徑

　　 以社會政策改革創新作為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的基本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隻停留在口頭上、止步於思想環節”，“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些重要論述，是落實共享發展、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的要求，也指明了社會政策的作用空間和角色擔當。當前，適應新征程上高質量民生建設的現實需要，我國社會政策制度改革創新已進入強調和注重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階段。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准確把握社會政策各個方面之間、社會政策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間改革的聯系，提高統籌謀劃和協調推進能力，確保各項改革形成整體合力。為此，必須遵循民生建設發展完善的一般規律，做好社會政策的頂層設計和優化創新，依法治理、剛性約束、精細管理、數字賦能，統籌推進民生建設高質量發展。

　　 既注重完善社會政策基本制度體系，一攬子解決民生問題﹔也要注重解決突出矛盾，通過解決民生建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當前，“一老一小”社會服務成為突出問題，成為新征程上社會政策改革創新的重中之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五年過渡期后，相對貧困治理將成為未來一個較長時期的目標任務。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史無先例，無論是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還是推進共同富裕，其復雜性、艱巨性都是前所未見。因此，必須堅持體系完善與重點突破相結合，推動民生保障事業不斷取得新的進步。

　　 處理好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關系，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經濟發展、做大蛋糕是推進保障和改善民生事業的前提和基礎。因此，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須處理好。新時代社會政策的創新發展，必須突出對人民群眾人力資本的投資性，增加教育、就業培訓、就業崗位和人民收入。政策導向應特別強調扶智、扶志、扶技、增能、賦權，發揮政策對象的積極性、主動性、進取性、創造性，提升政策對象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不斷打通民生保障和經濟發展相得益彰的路子。必須清醒認識到，高質量民生建設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始終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新征程上，民生改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絕無可能一蹴而就。要一件接著一件辦，一年接著一年干，穩扎穩打，逐步提升。

　　 推進高質量民生建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實踐証明，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全國各族人民能夠圍繞共同的民生建設目標，匯聚各方面力量，調動各方面資源，上下一心，高效有力地辦成民生大事。新征程上，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民生保障事業不斷取得新的進步，實現民生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將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不斷向前推進。

　　 （作者：李迎生，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