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下大同”等的“天下”與今天“胸懷天下”的“天下”有何異同？

提問：朱信凱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古代“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的“天下”，和今天中國共產黨人的“胸懷天下”的“天下”，在內涵上有什麼異同？

解讀：趙璐璐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理念與理想，“天下”既是涵蓋自然萬物與人類全體的時空概念，也是初步疆域意識萌芽下的政治共同體表述，還是對人類社會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種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疇。這種思想和表述，不僅在古代具有深遠影響，到了中國近代以來，亦成為古今對國家、世界概念認識轉變的橋梁，“天下”實際上開始成為與“中國”相對的、更多地形容外部世界的詞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成為中國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和實踐指導中，“天下”的內涵被創造性地繼承，中華文化中的“天下為公”情懷自然地與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求解放的使命結合起來，“胸懷天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覺實踐。

（一）

中國古人對“天下”概念的認知、傳統“天下”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對世界的原初認識，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很早以前，古代中國人就把宇宙想象為一個“天圓地方”的構造，世界上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一切都被覆蓋在天的下方。古代中國人的這種對於“天”與世界的直觀認識，不僅導致了“天下”萬物都反映並且要服從於“天”的意志的主觀結論，同時也會導致世界上隻有一個“天下”的主觀結論。這些主觀結論，構成了“天下”思想的最基本的原理。

夏商周三代，隨著“天”和祖先神的結合，逐漸產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間的最高統治者是與“天”有直接血緣關系的“天子”，他代表“天”對人間實行統治。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繼承商人的“天子”觀念的同時，通過商周革命，認識到“天命靡常”和人民的力量，所以周人不完全將血緣而是將“德”作為統治者成為“天子”的標准，形成了以德為中心，天命來自民意的“天下”思想。在這一轉變和中國傳統德性政治孕育過程中，“天下”不再僅僅是一個想象中的地理空間表述，還是一個代表秩序理念的文化空間概念，中國傳統語匯中所講的“天下有道”“天下為公”，就是對文化空間概念意義下“天下”理想秩序的表達和追求。

同時，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的迭代和交融，發展到西周時期，展現出較為成熟的王朝文明國家形態，在文化上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核心華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初步形成了分封制政治體制下的多個族群的統一國家。《尚書》中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就是這個道理，這種“天下一家”的早期國家體制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並且從制度上將“天子”統御“天下”化為了現實，使得“天下”也具有了統治實踐上的政治共同體的含義。

所以，中國傳統的“天下”，其含義是多重的，既是涵蓋自然萬物與人類的時空概念，也是初步疆域意識萌芽下的政治共同體表述，還是對人類社會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種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疇。

到戰國晚期，儒家學者較早明確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主張，明確地把“正統性”注入統一天下的實踐中去，把疆域治理與政教關系的構造結合起來，形成了更為系統的政治理論。這種政治理論並非對歷史的簡單回顧與總結，實質上是對統一后天下藍圖的一種規劃和設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秦統一為“天下”思想明確注入了疆域統一的實踐緯度。正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雖然中國古代並沒有今天明確的國家主權意識，但這裡的“天下”指代的其實就是秦朝實際統治的王朝疆域。

自秦以后，“天下”一方面可以指代王朝國家這個地域實體﹔另一方面，“天下”仍然具有文化意義上的理想秩序所涵蓋范疇的含義。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天下”就有這樣一種意義，它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世界，而是君主所希望的理想秩序可以達到的想象的空間，君主必須憑借自己的德行修養，才能在“治國”這一技術層面上達到更高的“平天下”，做到“德主天下”。

（二）

總體來說，在清朝康乾時期，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力量對比還處於大體平衡的戰略均勢。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逐步走向衰落，中西力量對比逐漸拉大。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不斷遭受苦難的同時，也逐漸開始認識世界，形成新的“天下”觀念。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認識到自身處於“萬國林立”的世界之林，“天下”這一詞匯開始較多代指世界而非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指出：“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他借用孔子所講的“天下為公”理念，認為人類社會不斷進化，最終的目的是全世界共同解放，達到“天下有道”的境界。可見在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隨著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和國家意識的形成，“天下”實際上開始成為與“中國”相對的、更多地形容外部世界的詞匯。

同時，傳統“天下”含義中，所包含的在疆域地理空間之外更大范圍追求理想秩序的內涵，成為溝通古今的橋梁，促使著中國人即便在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艱難掙扎中，仍然在思考自身前路的同時，亦關注人類的命運和世界的未來。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釗在1918年到1919年間開始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一批先進青年，包括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鄧中夏等都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各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相繼成立。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始終堅持把為人類謀利益作為崇高理想和追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它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照亮了人類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中華文化中的“天下為公”情懷自然地與為人類求解放的使命結合起來，胸懷天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覺實踐。

（三）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堅持胸懷天下”作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強調“我們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推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胸懷天下”中的“天下”，繼承了近代以來“天下”語意的轉換，在地理范疇上代指世界，在人群涵蓋上指的則是人類全體，從這一點上，古今意義是有所區別的。但是，“胸懷天下”中的“天下”，依舊具有對人類社會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種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疇的含義，這一點上，古今意義在交相呼應，使得“天下”“胸懷天下”“天下為公”等詞語，成為溝通傳統和當代的重要媒介。

“胸懷天下”，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精神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自覺實踐。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並且提出了邁向命運共同體的“四個堅持”，即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交流互鑒。黨的二十大報告向全世界鄭重宣示，中國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人類未來命運思索的現實回應。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雖然基於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為全世界各種文明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根基，但是也越來越顯示出其隱含的問題，彌合這些問題並最終根本解決它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展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中華文明的價值追求。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沿革看，中國人向來講究“和而不同”、追求“天下大同”，堅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