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祖餞詩的體式流變及詩史意義

　　 蕭統將《文選》詩歌作品分為二十三類，其分類及選篇規則，不僅具有詩歌類型、題材的研究價值，也有體裁、風格、藝術手法等方面的多重意義。在《選》詩諸多類別中，“祖餞詩”尤為值得關注。餞別主題是歷代文士不斷吟詠的永恆話題，然而其體式特點及表現手法等不盡相同，需要詳加辨析與考察。《文選》共收錄魏晉南北朝時期七位詩人的八首經典作品，諸多作品的藝術手法卻是各具特色。《文選》中的祖餞詩皆為五言詩，由於受到時代風尚、個人才情等因素影響，其體式結構、創作模式及藝術風格等各不相同。明清文士對於此類詩作的“正變”之分，流露出對於同類詩歌主題創作的辨體意識。循此思路加以研究，不僅有助於考察六朝祖餞詩的源流及演變歷程，也利於深入探析此類詩歌的藝術規律及創作特點。

　　 在《文選》祖餞詩類目之下，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祖餞詩原本與“祖道”儀式緊密相連，漢魏時期，祖餞詩中的“祖道”儀式逐步弱化，其餞別的實際功用更為凸顯。《古詩十九首》以及“蘇李詩”中，不少詩作涉及餞別主題。如《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之類離別場景描寫，以及“蘇李詩”中的詩句：“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其中對於餞別地點、贈別情景以及情感抒寫更為細微，開啟以五言創作祖餞詩之先河。不過，《古詩十九首》中和“蘇李詩”有關餞別的詩作，一是作者存疑，不便於作為代表作家的典型詩作而推舉為“祖餞詩”的典型，二是內容相對駁雜，“餞別”主題不夠凸顯，因此蕭統將二者歸入“不拘流類，遇物即言”的“雜詩類”。

　　 建安時期是“五言騰涌”的時代，曹植又是建安詩人的杰出代表，從其《送應氏》二首的詩題來看，更加契合“祖餞詩”的餞別主題和類型特點，因此蕭統將此列入“祖餞詩”之首。此二首作品在話題、語匯、結構等方面，皆受漢魏時期祖餞詩傳統的影響。《送應氏》其一寫道：“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此首作品“從洛陽起興”，將惜別傷亂的主題揭示出來。漢末董卓之亂，洛陽的殘破景象因此成為一種典型文學話題，在曹操、王粲等人的筆下皆有書寫，曹植對此有所借鑒和發展。語匯方面，《文選》李善注提供了相關線索，如《送應氏》其一“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其二“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一句，李善注：“李陵詩曰：‘嘉會難再逢’。”又如，“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一句，與《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句法相似。結構方面，二首詩作的首篇以應氏為寫作視角，主要寫去路之荒蕪﹔第二首則結合清平之日難得，敘寫留別之辛酸。此詩和漢代古詩側重於單一場景的謀篇結構、復疊婉轉的抒情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與《送應氏詩》其一相比而言，第二首更具祖餞詩的典型性，與漢魏祖餞傳統更加關系緊密。何景明曰：“此專送別意”，《文選評林》眉批：“此有‘河梁’遺響”，所謂“‘河梁’遺響”，正是對於以“蘇李詩”等為代表的漢魏祖餞詩的繼承與發展，蕭統將曹植《送應氏》列為祖餞詩之首，其典范意義不言而喻。

　　 曹植的《送應氏》依次敘寫社會背景、描摹餞別場景、寄托惜別之情，詩作結構清晰、層次分明、主題突出，可謂祖餞詩的“正體”，而《文選》祖餞詩中不乏“變體”。如西晉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除了開頭“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以及結尾“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之外，全篇主體部分大談玄理，何焯《義門讀書記》評曰：“漫浪無歸，等於狂易。時方貴老庄而見之於詩，亦為創變，故舉世推高。”此作游離於餞別主題之外，而將老庄的齊物論思想以及達人知命的觀點融入詩中，雖為祖餞詩變體，卻在當時備受推崇。又如，謝靈運《鄰裡相送方山》，何焯評曰：“留別鄰裡，借以自解於徐、傅，又變體也。”此詩主題雖然為離京赴永嘉為官、送別故舊，其背后意圖卻是“自解於徐、傅”，當時徐、傅二人把持朝政，謝靈運政治失意，因此尋思遠離政治中心，首句“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一個“憩”字，道出其半官半隱的政治姿態，也是向徐、傅二人表明立場。再如，沈約《別范安成詩》，何焯評曰：“清便婉約，自成永明以后風氣”，沈約此詩不僅語言清新、風格流轉，寫法上也在《文選》祖餞詩中獨樹一格，詩中“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的款款深情，是對“蘇李詩”的致敬，也是詩人經歷暮年之別的深層感傷。

　　 何焯所言“變體”，側重於詩歌主題、藝術風格等方面，除了上述被何焯譽為代表性“變體”的詩作之外，《文選》祖餞詩作品也是風格各異、筆法靈活多樣。首先是場景描寫，八首作品餞別場景不一，寫法各異。或是描寫戰亂背景，敘說傷亂惜別之意，如曹植《送應氏》二首﹔或是宴會餞別，如潘岳《金谷集作詩》﹔或是三人餞別，如《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或是暮年之別，如沈約《別范安成》。如此，由於餞別情景之異，《文選》祖餞詩也融入宴會、景色、時節、人物、交通等多樣描寫，與漢代較為單薄重疊的餞別情景不同，魏晉南北朝的詩作場景刻畫更為豐富細膩。詩篇結構方面，六朝祖餞詩也呈現出多樣性。如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此詩前后兩部分送別，主體部分則為“憂亂之詩”。再如，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詩作以“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發端，依次敘寫“舉觴”“榜人”“發棹”等餞別行為及情境，詩篇環環相扣、意脈相連。又如，謝靈運《鄰裡相送方山》，詩作以“祗役出皇邑”點明餞別之由，又以“各勉日新志”之類勖勉之詞收尾，全詩首尾相連、前后呼應。再者，意象抒寫方面，尤其是餞別地點的敘寫，諸多詩作中提及餞別地點有河陽、方山、新亭、歧路等，這也成為六朝祖餞詩的典型送別地點及詩歌意象。諸多詩作中的自然物色意象也是豐富多彩，如孫楚之“零雨”、潘岳之“青柳”、謝瞻之“頹陽”、謝靈運之“衰林”、謝朓之“蒼梧”，皆能直書即目、情景交融。語言風格方面，六朝祖餞詩呈現出由散趨偶、由質趨華的總體傾向。曹植的詩句“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尚留有漢詩遺韻，而謝瞻“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謝朓“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此類詩句對仗工整、音律嚴謹，已經接近於五言近體詩。

　　 《文選》祖餞詩選篇精當、多為名篇，代表著六朝時期祖餞詩創作的典范樣式。以《文選》祖餞詩為代表的詩作，其藝術風格及創作手法的多樣性，在餞別詩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首先，突出了餞別主題。蕭統之所以不將“蘇李詩”歸入祖餞詩，很大原因在於其餞別主題不夠明確。縱觀《文選》所錄八首祖餞詩，其在詩題、場景、內容主旨等方面有關祖餞主題的敘寫大多較為清晰明朗。例如，諸篇詩題中皆有“送”“別”字樣，且大多有贈別對象。諸詩中的餞別場景，雖然也融入了公宴、山水等主題，但餞別主題大多較為凸顯。特別是南朝的幾首詩作，多緊扣餞別而展開，或是主客對照，寫離別之憂﹔或是寫暮年之別，敘相思之苦，餞別主題的凸顯，也意味著祖餞詩成為南朝重要的詩歌類型，對於唐代餞別詩創作的興盛頗有影響。其次，豐富了表現手法。詩體流變的過程，其重要表現就是藝術手法的變化。從曹植質朴敦厚的《送應氏》，到沈約清便婉轉的《別范安成》，其藝術手法並非日趨繁復，而是試圖突破以往固有的祖餞詩創作模式，通變以求新。例如，對於餞別情景的描摹，諸篇作品不盡相同，或是前后呼應，或是鋪排直敘，或是化繁為簡，筆法各異、姿態萬千。再者，強化了情感內蘊。送別是人類永恆的話題，而六朝祖餞詩情感內蘊或含蓄雋永，或質朴深沉，情感表達方式不盡相同。綜觀《文選》祖餞詩，呈現出由寫境到寫意的情感表達模式。曹植《送應氏》從社會亂離背景著筆，寫離別難會之境﹔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描摹細膩，刻畫出三人離別的眷戀之情﹔而沈約《別范安成》並未刻畫送別之境，而是重在寫意，道出了暮年離別的悲苦之意，因此孫月峰評曰：“一味說意，清空徹骨，是孟襄陽所祖”，此種寫意筆法，對於唐代詩人如孟浩然等頗有影響。

　　 《文心雕龍·通變》曰：“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一方面，文學作品需要學習前作，以求體正﹔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關注時代特點，尋求新變。《文選》祖餞詩的正變之分，也體現出詩風變遷的時代特點。嚴羽《滄浪詩話》曰：“體制隨異”，漢魏六朝五言詩發展，具體到不同詩類，不同題材主題，其表現手法、情感內蘊、風格特點亦有不同。所謂“變體”，首先是時代之變，正如孫楚臨別以談玄，此是受時代思潮與創作風尚的影響，因而在六朝祖餞詩中別為一體。變體，也體現出作家創作的個性特點。許學夷《詩源辯體》曰：“非有才不足以濟變”，《文選》詩歌中很多作品，皆有作家追求個性、尋求新變的主觀追求。如左思《詠史詩》，借詠史以詠懷，情感起伏頓挫，左思一改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詩藝術風格。又如，郭璞《游仙詩》，寄托個體情志、文多自敘。正變之分也可以隨時轉化，某類詩歌作品典范意義的確定，往往由於作家的“望今制奇”而獨抒懷抱，其變體遂成為后世典范，往往也能轉變為“正體”。文學創作的體用關系頗為復雜，沿襲與創變、變與不變，情感與審美的時代性與多樣性，也影響和牽制著文學作品的新變之路。不過，無論是正體還是變體，其創作特點、寫作模式及藝術規律會指引后世作家，去不斷追尋文學史上的“同類競作”。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中的一句“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楊慎曰：“‘離會雖相親’，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在文學創作的定法與制奇的游戲規則中，歷代作家尋求繼承與突破，《文選》祖餞詩的典范意義或許正在於此。

　　 （作者：宋展雲，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