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會心態治理助力美好生活

　　 【析理論道】

　　 營造兼具活力與秩序的社會氛圍，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心態秩序，可以促進社會秩序的和諧，助力美好生活的達成。創建心態治理的中國范式，可以在不斷實現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時，為推進全球善治持續創造新的更大貢獻。

　　心態治理體現出中國之治的基本邏輯

　　 心態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心態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心態治理是特定國家在特定歷史階段依據其主導價值理念，對影響國家意志實現和社會秩序締結的社會心態進行治理的全過程。這一治理是治理目的、治理手段和治理對象的三重合一：既要把社會心態作為國家治理的對象，也要通過心態治理來推進國家治理，其主要目的在於以心態和諧促成社會和諧、以心態活力增進社會活力。正確把握並運用這種三重性，才能把握心態治理的基本特征。

　　 心態治理的三重性首先源自中國之治的基本邏輯。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觀，其社會治理體系是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此過程中，問道、問需、問計、問效於民，將社會心態作為洞悉民心向背、推進改革措施、判斷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最大限度使治理過程近民心、察民情、納民意，“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准”，實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治理閉環，使中國之治能夠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活力。因此，心態治理是順應心態與改造心態的統一，是改造對象與改造手段的統一，是願景激勵與過程實現的統一，從而實現人民意志與國家意志的根本統一，並由此形成強大的治理合力與發展動力。

　　 心態治理的三重性與社會心態的自身屬性密切相關。在構成上，社會心態是情緒、認知、價值觀與行動傾向的復合體，是社會成員關於社會現實的綜合感受。但情緒、認知、價值觀和行動傾向這些組成部分之間並非時時契合，而是存在情緒失控、認知失調、價值失位、行動失序等情況。在功能上，社會心態既有受社會存在決定的客觀性，也有受主觀因素調節的能動性﹔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事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事實﹔既可成為社會發展的推進劑，也可成為社會前進的阻礙力。因此，治理主體對社會心態不能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需將其作為治理對象進行疏導和轉化，促進社會心態與社會發展的協調一致、抑制消極功能並彰顯積極功能。這就使得心態治理必然體現出“通過心態治理心態，從而實現心態和諧”的目的、對象與手段的動態統一性。

　　心態治理需在主流價值引領下匯聚治理要素

　　 心態治理需要匯聚不同的治理要素達成善治。具體來說，可從以下幾個路徑推進。

　　 重視價值引領。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心態是行動的催化劑，但這種先導與催化作用都離不開正確價值理念的指引。隻有正確的思想、有益的心態，才能發揮建成美好社會的積極作用。心態治理首先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的價值判斷，建立自身尺度並以之衡量治理成效，而不是盲目依據所謂的國際指標來評判中國事實。這決定了心態治理並不是一門標榜純粹理性和價值中立的技術科學或行為科學，它並不避諱價值觀的改造，強調通過共享心態的凝聚而塑造共同體意識，從而形成價值共同體和行動共同體，實現內在價值與外在行為的彼此契合和雙向支撐。

　　 明確治理定位。心態治理滲透於國家治理的全領域，又突出體現在社會治理領域。社會心態具有“變動不居”的流動性，由某一問題或某一領域產生的負性心態往往會彌散至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從而惡化整個社會氛圍。從根本上講，心態治理必然滲透於國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全過程，需置身於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宏大語境才能充分認識其重要性和復雜性。但就具體治理過程而言，仍應將心態治理主要作為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的子部分加以推進，否則就容易將心態問題泛化為道德問題或意識形態問題，不利於發揮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心態治理不是“以道德代替技術”的治理，而是在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並運用現代政策科學和行為科學的各類治理技術，面向具體的社會心態問題展開綜合性的治理行動，從而為心態問題的解決留足輿論探討空間與政策調整余地。

　　 區分治理思路。心態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社會心態層面的問題而非其他問題，但心態問題同時具有現實根源與心態根源。由現實根源引發的負面心態，應通過消除引發此類心態的負面問題而解決。如提升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首先需要解決現實中讓群眾“堵心”“糟心”的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任何思想工作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群眾的消極心態。對因自身心態不良而產生的后續負面心態，則應通過轉變工作方式、挖掘內生動力等方式用心用情打開群眾心結，疏導“痛點”“難點”，避免將一些心態問題直接定義為利益問題或思想問題並採用“以利益彌補情感”“以訓導替代疏導”等粗放手段，而要不斷創新治理工具、豐富治理組合以提升治理效能，並在此過程中培養多元社會治理主體，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如我國脫貧攻堅過程中涌現的“扶貧必先扶志”等優良經驗，正是這種治理思路的體現。民眾自身不能脫離於治理過程之外，需以良好心態促成良性的治理互動。因此，對觸及利益的心態問題應首先通過利益分配優化解決，對觸及“靈魂”的問題則首先需要通過心態建設來達成，必要時還應雙管齊下，但仍不能越位，否則將使心態治理因失位而失靈。

　　 完善心態指標。社會心態是判斷社會形勢的重要指標，它具有經濟水平、制度建設等客觀因素和剛性指標所無法反映的社會發展內涵，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性。為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感受到的主觀體驗創設可測量、可追溯、可比較的量化指標，是增強心態治理的科學價值和實踐效能的重要工作。例如，獲得感是具有高度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特征的標識性概念，強調的是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眾的程度，而這種程度的判斷並不僅僅取決於推出了多少個“民心工程”、實施了多少條“惠民措施”，還取決於人民群眾自身對這些工程和措施所產生的實際認可度。前者是產生獲得感的物質基礎，后者是激發獲得感的心理過程，兩者統一才能判定政策推行是否產生了良好效果，才能真正讓人民群眾從內心感受到國家治理的成效。如何建構獲得感的測量指標，精准測量從“獲得”到“獲得感”之間的轉化關系，對更好引導政府行為具有積極的政策指導價值。同樣，幸福感安全感公正感等社會心態指標的建構也存在較大的完善空間，仍需進一步強化中國特色和實踐價值。

　　 傳承文化基因。心態治理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現代化經驗以改造國民性的被動學習，更不是將自身社會翻版成其他社會、將中國心態異化為他國心態，而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吸收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並加以創造性轉化的主動選擇。中國歷來強調民意具有推進社會變革、調節社會關系、塑造社會秩序的功能，視社會心態為社會穩定的指示器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劑，並為此構建了一系列從內心秩序調適到外在秩序建構的獨有治理理念，力圖“讓社會治理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從而尋找安頓內心體驗與推進社會發展之間的恰當平衡。這些主張構成了發展當下心態治理學說的重要參考，持續塑造著中國人的家國情懷與天下觀念，是確保中國之治之中國氣象的文脈根基，其中的治理智慧仍需進一步傳承和發揚。

　　網絡心態治理是當下心態治理的重點

　　 心態治理的重要性隨著數字社會的演進和智能時代的到來而愈發凸顯。這是因為數字技術的固有特征已使社會共識的形成和社會認同的維系存在巨大的去中心化和不確定性風險，使得原有的治理工具和治理過程無法有效應對新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突生性問題。同時，在網絡時代，心態問題轉變成集體行動的邊界條件也在不斷壓縮，各類社會風險向網絡空間傳導趨勢明顯增強。這就使得心態治理和社會治理呈現出不斷向網絡空間尤其是網絡平台集中的趨勢。創新網絡空間的心態治理模式，化解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風險，是當下心態治理的關鍵挑戰。

　　 當下的網絡心態治理包括以下關鍵議題：回應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引發的關於人類自身存在價值的本體性焦慮、對抗網絡虛假信息引發的情緒恐慌與認知扭曲、應對數字監控技術體系下對個體隱私與行為自主性的憂慮、破解平台推送的同質化信息而造成的自我封閉和公共性喪失、縮小公眾對數字社會線上體驗與線下體驗的脫節。這些都是具有全球普遍性和引領性的網絡心態治理難題，已給西方社會造成認同撕裂、態度極化、民粹泛濫等值得警惕的負面心態，並提醒我們應高度重視數字技術造成的社會心理后果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會風險，從而做到提前干預和主動應對。

　　 面向未來，進一步發揮制度優勢，充分利用智能技術激活文化心理資源，不斷匯聚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心態動能，是推進網絡空間治理、完善智能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也將進一步促成“用網治網”“走好網絡群眾路線”等中國式心態治理策略進入全球治理核心舞台，為全球治理提供心態治理的中國方案。

　　 （作者：呂小康，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醫患社會心態的網絡空間治理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