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歐洲人的旅行與文化創造：以蒙田為例

“近代隨筆之父”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年）的《隨筆集》是16世紀各種知識與思想火花的匯總，有“生活哲學”之美譽。在《隨筆集》第三卷中，蒙田提及自己曾在羅馬城獲頒“羅馬公民証書”，由此可以知曉他從法國旅行到過意大利。蒙田並未詳盡描述，故有關旅行的故事以及對其思想的影響，也隨之湮沒無聞。

時過近200年后，尚斯拉德教堂的普呂尼神父在查找佩裡戈爾地區的歷史資料時訪問蒙田城堡。斯時城堡早已易主，但神父仍得到伯爵管家的友好接待，並且在一隻舊箱子中發現一份書稿。他初步判斷那是蒙田留下的旅行日記，並說服主人同意他把稿子帶走。后經專家鑒定，該書稿確系蒙田的旅行日記。書稿前三分之一的內容出自蒙田的秘書之手，后三分之二的內容系蒙田親筆，其中法語和意大利語交互使用。在法國就用法語書寫，到了意大利便改用意大利語。隨著《蒙田旅行日記》（下文簡稱《旅行日記》）的發現、校勘與出版，世人才真正意識到，原來蒙田不光在書本中漫游與探索，更親身經歷過一場從法國到意大利，途經瑞士、德意志、奧地利與阿爾卑斯山區，歷時500多天的“深度游”。

實際上，在父親的特意安排下，蒙田三歲前就跟隨不諳法文的德國家庭教師學講拉丁語。青年時，在父親的資助下，蒙田赴巴黎游學。雖然只是出身於法國加斯科涅的小貴族，蒙田卻能講一口典雅的拉丁文，並自信地游走於巴黎的高端文化沙龍。在38歲宣布退休之前，蒙田長期從事法律工作。那時法國正經歷胡格諾戰爭，宗教戰爭帶來的社會傷害至深至廣，對蒙田的人生感悟影響甚巨。在繼承了家族庄園后，蒙田過上了退隱讀書的生活。他不僅遍讀古羅馬聖賢著述，更把對人生與世界的省思訴諸筆端。《隨筆集》的前兩卷於焉而成。

有人曾說《隨筆集》是“正直者的枕邊書”。舉凡日常生活、傳統習俗、人生哲理與歷史教訓，《隨筆集》無所不談。這一評判的背景乃是當時的法國人早已厭倦了內戰中的暴力與血腥，《隨筆集》前兩卷的出版，恰恰給他們帶來了渴求已久的智慧與慰藉。在16世紀80年代的法國，凡是受過古典教育的人，或對哲學思考有興趣的人，大多數讀過蒙田的書。他們感到蒙田代他們講出了自己的苦楚、盼望、迷惑與遐思。死亡、痛苦、孤獨以及人性的復雜與無常﹔人的理智的局限性﹔宗教中神性與人性的關系﹔藝術之於精神的價值﹔戰馬的使用、迷信佔卜、異邦風俗﹔乃至如何閱讀以及兒童教育，蒙田皆有想法。《隨筆集》旁征博引，行文自在，不求辭藻華麗，但求直抒胸臆。《隨筆集》看似主題繁雜、無所不談，實則有一條主線：文藝復興對人的發現以及對人的價值與創造力的認可。概而言之，以人為本，是《隨筆集》的題中之義。既然人有價值與尊嚴，而胡格諾戰爭卻以神的名義踐踏人性，造成生靈涂炭、國家分裂，自然讓時人在蒙田的文字中找到了心靈的避難所。

不過，如果沒有1580年那次旅行，我們今天也許隻能看到《隨筆集》的前兩卷。《旅行日記》表明，正是在1580年6月22日開始的那次歷時一年半的旅行之后，蒙田回到城堡中才繼續撰寫《隨筆集》第三卷，並修訂已出版的內容。那麼，《旅行日記》與《隨筆集》之間的關系如何？或者說旅行與寫作這一文化創造之間是如何互動的？

如果仔細閱讀《隨筆集》，我們會發現，蒙田旅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源自他堅信一切主義或主張都建立在個人偏見與信仰之上，故相關知識只是片面不全的，唯有走到自然中方能揭櫫事物的真理。《隨筆集》前兩卷的出版，當然讓他很有成就感。但蒙田認為，書本知識需要實地考察以為補充，這樣才能根基牢固。此外，身為人文主義者與古典文化的痴迷者，蒙田與同時代的文人一樣，渴望在意大利實地見証古羅馬帝國遺留的文化財富。再者，身為天主教徒，亦作為胡格諾戰爭的見証者，蒙田希望能親眼看一看羅馬城，親自感受羅馬教廷到底是把天主教會折磨為“巴比倫之囚”的“末日野獸”，抑或是在所謂的反宗教改革的輔助下恢復了道義力量與政治尊重。這幾點結合在一起，便是蒙田意大利之旅的動力所在。

也正基於此，《旅行日記》與其時流行於坊間的意大利旅行指南截然不同，帶有極強的個人色彩。16世紀晚期的意大利旅行指南，執筆人大半是地理學家、數學家和知名學者，通常用拉丁語撰寫，並在德國出版，其目標讀者是有錢有閑的上層人士。既然是旅行指南，除了交代交通條件、標注沿途風險之外，名勝古跡的介紹是核心內容。但《旅行日記》則是蒙田留給自己的記憶。用他摯愛的古羅馬詩人馬提亞爾的話說：“回憶過去的日子，是把人生過上兩次。”因此蒙田無意出版日記。他記錄旅行，是為了深化對人和世界的感受與理解，以便助力《隨筆集》的繼續撰寫與修訂。是以后人可以在《隨筆集》中看到十分隱私的場景。譬如，蒙田毫不諱言腎結石給馬鞍上的他帶來的身體折磨，但由於受到斯多葛主義的浸染，他能夠以樂觀的精神直面疼痛。每到新的落腳地，疼痛亦有所緩解，他就又滿懷欣喜，外出探索。舊病在旅行中時常引發的痛楚，其實對蒙田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無常、無助的孤獨與死亡的威脅，助益頗多。在后來撰寫的《隨筆集》第三卷中，他就曾多次直言自己並不在乎死在哪裡，而倘若真有選擇的機會，寧願死在馬鞍之上，而不想亡於臥榻之上。

蒙田的實地旅行與他在《隨筆集》第三卷中的文字表現如出一轍：看似隨意、散漫，卻有一條主線，亦即發乎本心地觀察和省視體現各種人的特點與標記。是故，名勝古跡並不入他的法眼，意大利的宏偉藝術及其背后的美學思想亦不是他的興趣所在。身為貴族，蒙田反倒擠進人群，津津有味地觀看江洋大盜的伏法場面。即便身為天主教徒，他卻敢於走入猶太會堂，見証割禮儀式，甚至勇於探索新教教堂。蒙田將內心中的神性理解為最崇高的人性，因而不受教派或階層的桎梏，敢於在旅行中主動接觸路德宗或加爾文宗信徒，與他們攀談交流，以便了解其精神追求。這種勇氣與寬容，在那個極端對立的“教派化”時代，是稀有與可貴的。到了念茲在茲的羅馬城，真正讓蒙田心生歡喜的並非高高在上的教宗，亦不是聖周期間的龐大敬虔隊伍，而是羅馬人的日常生活細節、他們的街道房屋以及古羅馬留下來的文化遺跡。

仔細閱讀《隨筆集》第二卷的最后幾章，可知雖然蒙田將自己投入“智慧女神”的懷抱，取得寫作的巨大成就，但並非不受家事國事天下事的牽絆。法國的前途、自身的健康，乃至家庭的內部紛爭，都讓他覺得應該暫時擱筆。他需要走出書房去看新事物，與別人交換意見，打磨觀點，最終在“永恆之城”驗証少時便從伊拉斯謨的文筆中了解到的人文主義時空。可以說，《旅行日記》是比《隨筆集》還要隨意的一部隨筆﹔日記中的蒙田形象，較隨筆中的蒙田形象更加私密與鮮活。長達一年半的“壯游”，讓蒙田的思想和智慧更為成熟。《隨筆集》第三卷的文字便受益於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沒有《旅行日記》，就沒有《隨筆集》的第三卷。對蒙田來說，旅行與寫作相輔相成﹔旅行活動推動了文化創造，讓他的感悟與思想更加細膩厚實。

（作者：付亮，系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