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治理為人類治理文明注入新內涵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具體體現，蘊含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成脈絡中，凝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新經驗，現代治理精神和中華善治傳統在新時代交相輝映。隻有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置於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和理論框架中進行觀察和思考，才能清晰把脈其實踐邏輯、明確其未來走向、展望其美好前途。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觀之，我國社會治理具有獨特優勢和鮮明特色，為人類治理文明注入了新內涵。

以包容性秩序為取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鬆，波濤洶涌也不行”，確保社會既充滿生機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處理好秩序與活力的關系，是社會治理中面臨的重要課題。秩序是內斂的、安定的、平穩的、合乎理性的，活力是延展的、流動的、活躍的、合乎自然的，這種包容性秩序，考驗的是實現二者平衡的藝術。包容性秩序是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而不同的秩序，保障人權、規范公權、維護私權的秩序，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社會有度的秩序，平等參與、民主協商、多元共治的秩序，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相統一的秩序，現代精神、傳統文化、世界文明相兼容的秩序，共同富裕、人的發展、社會進步相並行的秩序，是“活力”內在於“秩序”之中的一種社會文明樣態。構建包容性秩序，必須堅持系統觀念、運用系統思維，做到統籌兼顧。一是統籌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既著力解決各領域各方面存在的矛盾問題，又筑牢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基礎工程，從根源上降低矛盾發生率。二是統籌社會治理與社會發展，既著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又繼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三是統籌社會治理與社會心理服務，既防范外在風險、提升社會整體安全系數，又預防內在危機、呵護個體心靈的安全感，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以市域社會治理為抓手。社會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貫穿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從國家到家庭等不同治理層級，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領域不同的治理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各類要素越來越向市域聚集，市域社會治理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維度、社會治理的基礎性工程。以市域社會治理為抓手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一要發揮市域立法權的制度優勢，科學處理上位法與下位法、硬法與軟法、法律與政策的關系，充分發揮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在市域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建立更加成熟完備的社會治理規范體系。二是抓住鄉村振興的戰略契機，以科技興農、生態富農、服務惠農助力農業農村現代化，打造城鄉在物質和精神上互通、互動、互補的一體化格局，使市域成為傳統農耕文明和現代文明交錯共鳴的場域。三是立足市域“前線指揮部”的關鍵定位，防控化解政治安全風險、社會治安風險、重大矛盾糾紛、公共安全風險、網絡安全風險等，彌補治理漏洞，健全預警系統，預防風險外溢，使市域成為重大風險的終結地。四是扮好市域承上啟下的樞紐角色，全面協調上下、條塊、黨政、干群等多維關系，系統融合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等多重手段，科學調配政府、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使市域成為協同創新的新高地。

以法治社會為依歸。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依法治理是我國社會治理實現從“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轉型變革的制度驅動力，是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和顯著特征。提升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方面，應重視發揮法治的規范、引領、保障作用，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著眼法治本身的現代化價值，把法治作為衡量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在依法維護社會秩序、解決社會問題、協調利益關系、推動社會事業發展，依法優化營商環境、凝聚社會共識、理順社會關系、守護社會公正、實現美好生活的同時，把內在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的法治，轉化為社會成員懂規矩、講程序、重權利、守誠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培育全社會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就此而言，法治既是維持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制度手段，也是釋放社會活力、助力社會發展的現代資源。

以數字治理為支撐。以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科技，是提升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引擎。數字治理不只是把數字要素像零件一樣裝入社會治理系統實現效率革命，還要實現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標准化、智能化、專業化，提升其質量和效能。面向未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數字科技優勢相結合，以主流價值導向引領數字治理水平的提升，必將成為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張亮麗名片。新征程上，以數字治理為支撐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要綜合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統一的社會信用平台﹔探索完善數據產權和隱私保護機制，強化網絡信息安全保障﹔加強數字權利的法理研究，消除城鄉區域和群體間的數字鴻溝，減少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不公平現象，避免數字空間內的侵權、壟斷和失衡，在算法善治中體現尊重與平等，使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

以中國之治為標識。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體系發生深刻而劇烈的變動，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在增強，風險頻發、沖突不斷、問題疊加，這構成了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所置身的歷史時空。正像中國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對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一樣，中國社會治理所展示的巨大優勢，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希望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鮮活經驗。新征程上，我們要善於把自身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實踐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結合起來，在堅持走自己的路的同時，科學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與民主化法治化的全球治理體系之間的共通性，把握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融貫性。此外，還要善於把創造經驗和構建理論相結合，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中尋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建構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話語融合力的現代化社會治理理論體系，為人類社會治理文明作出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

（作者：郭曄，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