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守正創新者

　　唐凱麟（1938—2023年），我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教育家，湖南師范大學哲學學科、倫理學學科創始人，曾任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獲“中國倫理學終身成就獎”。他一生致力於倫理學基礎理論、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和應用倫理學研究，著述豐碩，出版《倫理學》《倫理大思路——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理論審視》《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等著作，發表學術論文280余篇，多次獲國家級和省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堅持走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中國化時代化道路，為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哲人追“思” 】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倫理學呈現出欣欣向榮、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在這一大好局面中，唐凱麟與李奇、羅國杰、魏英敏等倫理學家一道，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中國化時代化道路上，致力於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繁榮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守正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堅信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科學性

　　 倫理學是研究人類道德生活的學問。人類道德生活源遠流長，以其作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也是歷史久遠。倫理學是哲學家對人類道德生活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思索、詮釋和論述而形成的道德哲學。縱觀人類發展史，不同時代造就了不同的倫理學家，不同倫理學家對人類道德生活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也有明顯差異，因而倫理學在人類歷史上表現為多姿多彩的理論形態。面對多姿多彩的倫理學理論形態，人們往往不得不面對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多種多樣的倫理學理論中，是否存在一種真正科學、正確的倫理學理論？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唐凱麟堅信隻有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才是真正科學、正確的倫理學理論。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他也一直致力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他認為，倫理學必須解答下列問題：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是怎樣的？人的生命活動的意義在哪裡？人對待社會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人應該怎樣選擇人生的最終目的？為什麼“善”“正義”“榮譽”“幸福”等概念的內涵和本性難以把握，但它們能夠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意識之中，並且能夠對人們展現巨大威力？……不同時代的倫理學家從各自的階級利益和時代要求出發，在不同程度上探討了這些問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倫理學說，但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產生以前，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的倫理學家所提出的倫理學說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唐凱麟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才真正科學地解答了上述問題，它的產生在人類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革命的變革，形成了真正科學的倫理學。”

　　 唐凱麟的堅定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信念建立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素養基礎之上。1978年，我國社會各界掀起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當時的唐凱麟正步入不惑之年，積極參加了那場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歷程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哲學思想和理論論戰。他在《湖南師院學報》發表論文《實用主義猖獗的黑標本——評“四人幫”的反動唯心史觀》和《中國哲學史上關於真理和真理標准的斗爭》兩篇論文，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借助馬克思主義的“古為今用”方針，對不懂歷史、企圖“利用歷史以養其奸”的“四人幫”進行了無情批判，深刻揭露了其唯心史觀的實用主義實質。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以追溯和梳理中國哲學發展史為依據，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觀的正確性以及以其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我們可以從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看到，關於真理和真理標准問題的斗爭，自始至終與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斗爭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總是從他們的反動政治立場出發，竭力歪曲真理的性質和標准，“隻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把社會實踐引入認識論，揭示了社會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科學真理，在人類認識史上完成了一個偉大的變革”。他還特別指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唐凱麟年輕時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深入研究，並且將它與中國歷史相聯系來分析具體問題，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素養可見一斑。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以探求道德真理作為核心使命，它反對將道德真理絕對化、普遍化的觀點，但它始終堅信道德真理的實在性。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真理觀是唐凱麟開展倫理學研究的立足點。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倡導以馬克思主義道德真理觀引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反對“四人幫”利用歷史達到一己私利的做法，呼吁人們與他們鼓吹的實用主義道德真理觀作斗爭。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特征。它從人的視角來審視善惡問題，強調人的道德權利和倫理尊嚴，反對宗教對人的道德貶低，將人求善、向善和行善的道德生活定義為現實的、實踐的生活方式。馬克思說：“人不是抽象的蜇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注重研究人的道德地位、道德權利、倫理尊嚴、全面發展等論題，具有人本主義倫理學的鮮明特征。它對人的研究，主要不是為了描述人的道德生活狀況，而是為了揭示人類生活的道德意義和價值。具體地說，它主要是要揭示人生存和發展的應然意義。人不應該像其他動物那樣本能地活著，應該活出人應有的樣子。唐凱麟的倫理學研究以思考人的生命活動意義問題作為出發點，以勾畫理想的道德生活作為終點。在唐凱麟看來，人應該時常思考自身的生命活動意義問題，追求光榮、高貴、幸福的生活方式，倫理學則是引導人們過上這種生活的學問。

　　 倫理學家應該具有鮮明而堅定的倫理學信念。唐凱麟就是這樣的倫理學家。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一生篤定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信念，並且將這種信念運用於創建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人生歷程。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發展事業，樂在其中，義無反顧，無怨無悔。

　　描畫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倫理大思路

　　 1978年以后，我國步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一方面，我國在各個領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日益清晰的圖景﹔另一方面，我國也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遭遇了諸多新挑戰、新問題，尤其是在道德生活領域開始涌現自我中心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推進中國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發展成為我國倫理學界必須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唐凱麟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在思考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問題，但直到21世紀初才形成比較成熟的思路。2001年，他出版專著《倫理大思路——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理論審視》，對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應有視域、基本條件、價值選擇、運行機制等作了深入系統的解析和論述，將其關於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理論思考稱為“倫理大思路”。這一“倫理大思路”包含以下主要觀點：

　　 第一，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應該體現宏觀視域、中觀視域和微觀視域。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是當代世界發展的一個根本特點。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人應該如何調適其自身與當代新技術革命的關系問題變得特別突出，同時恰恰說明倫理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全面發展和精神完善的價值科學，認識這一點是推進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宏觀視域。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反復証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因此，當我們把眼光聚焦於本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我們就應該努力構建和培育一種能夠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科學的文化精神和市場理性，認識這一點是推進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中觀視域。道德是人類所能擁有的一種重要精神價值。要推動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還應該認真分析和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生活，特別是人們精神生活的矛盾以及解決這些矛盾的倫理條件，這是應有的微觀視域。

　　 第二，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需要借助三個基本條件。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需要條件支撐。首先，應該弄清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文化遺產的原則立場。重視人類文化遺產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文化遺產的根本原則是批判繼承和超越創新相統一的原則。其次，應該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倫理道德文化。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是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必不可少的資源。在對待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問題上，我們不應該採用馬克斯·韋伯的西化范式和現代新儒家的儒化范式，應該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范式。最后，應該科學地借鑒和吸納西方倫理道德文化的積極成果。

　　 第三，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應該有明確、正確的價值選擇。首先，應該深刻認識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體系的重要理論問題。應該以“實踐著的人”作為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邏輯起點，體現理論倫理、規范倫理和應用倫理的統一和升華，體現義務論和功利論的統一和升華，體現目的論和工具論的統一和升華，堅持社會主義義利觀。其次，應該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道德體系的價值核心。社會主義是一種倫理道德價值體系，其價值核心是“為人民服務”。最后，應該在我國社會轉型期對三個主要社會生活領域進行適當的道德調適。“道德調適”的主要內容是弘揚社會主義的社會公德、重視經濟體制轉型時期職業價值觀培養和加強家庭美德建設。

　　 第四，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應該具有切實可行的運行機制。道德體系既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價值系統，同時又是一個結構嚴密的自組織系統。我們對道德運行機制的思考和把握，既要從道德體系之中展開思考，也要從道德體系之外的社會大環境中展開思考。研究中國道德的中國倫理學也有自身的運行機制。要建構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運行機制，首先應該強化它們的外部保障系統，即應該從經濟、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為它們提供強有力的外部保障﹔其次，應該完善它們的內部調適機制，即端正道德在社會大系統中的坐標位置、認清道德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危害、把握行為“應當”“正當”和“失當”的維度，研究人類道德思維的特點以激發人的道德需求，探尋從行為“實然”到道德“應然”的中介，明確社會主義道德運行以培養和塑造個體道德人格為內容的目標指向。

　　 《倫理大思路——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理論審視》是唐凱麟對其先前的倫理思想進行總結和提升的成果，是其最重要代表作，體現了他對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問題進行理論運思而形成的倫理思想。

　　深入探究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

　　 馬克思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這意味著人類創造歷史的過程與人類生活的過程是同步的﹔或者說，人類是在實際的生活過程中創造歷史的。基於這種認識，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否認道德的普遍性、永恆性和終極性。恩格斯強調：“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作永恆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中，道德是歷史的、生活的，對它的審視和研究也必須體現歷史唯物主義視角。

　　 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家普遍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觀點，將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道德”。唐凱麟認為：“倫理學是研究社會道德現象的科學，是一門關於道德的學問。”他同時指出：“兩千多年來，倫理學作為一門專門研究道德的學問，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人類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它的發展始終是同道德的歷史演變分不開的。”顯而易見，唐凱麟所說的“道德”也是歷史的、生活的，並不是永恆的、終極的、不變的道德。

　　 唐凱麟特別重視研究人類道德生活史。他擅長從紛繁復雜的人類道德生活史中探尋和發掘論証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觀點的思想資源。早在1982年，他就發表了題為《關於剝削階級道德能否批判繼承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文章強調：“道德的基本問題是個人同整體、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的關系問題。在人類道德發展史上，這個問題隻有在無產階級的道德原則集體主義中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解決。共產主義道德之所以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最崇高、最革命的道德，其根本原因正在這裡。”唐凱麟總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人類道德生活和道德現象。

　　 唐凱麟更多地關注和研究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1995年，他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倫理的當代價值研究”。他還主編出版了由《成人與成聖——儒家倫理道德精粹》《自然與道德——道家倫理道德精粹》《無我與涅槃——佛家倫理道德精粹》三部專著組成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叢書》。該叢書提出了“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概念和基本精神的觀點，認為它是宇宙萬事萬物存在的基本條件，是協調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法則，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准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資源和歷史依托。

　　 2001年，唐凱麟主編出版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發展史》四卷本叢書。該叢書在國內首次對中國古代、近代和現當代的愛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作了深入系統的探討和論述，對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愛國主義理論、行為和實踐展開了客觀的介紹與闡釋，認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靈魂，弘揚愛國主義傳統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發育和生長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愛國主義賦予了屢遭劫難的中華民族命脈相繼不絕的信心和勇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能淡化愛國主義精神傳承，必須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2016年出版的《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叢書是唐凱麟研究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叢書以不同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的道德生活為載體，以中華民族道德傳統的形成、發展、演變和弘揚為基本線索，分為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現代卷，共約350萬字。出版之后，叢書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榮獲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

　　 《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是我國倫理學界的填補空白之作。它不僅彌補了我國倫理學界對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長期缺乏研究的空白，而且從歷史的角度深入系統地展現了中國道德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特質以及中國道德價值、中國道德精神和中國道德智慧的獨特神韻、偉大意義。正如叢書所述，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是中華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集中體現，凝聚著中華民族對倫理道德的深刻認識和現實感受，反映中華民族立身處世和律己待人的哲學智慧和精神風范，是中華民族關於做人和怎樣做人以及做一個什麼樣的人才有價值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理性思考和行為實踐的總和，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價值追求、行為准則和目標指向。

　　 唐凱麟以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為指導來研究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其目的是要將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歷史畫卷展現出來、推動當代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堅定道德文化自信以及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學科。2022年，唐凱麟在醫院的病房裡為《新湘評論》撰寫了他的封筆之作《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不斷堅定文化自信》。他在文章中指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80多年間，我國所謂古今、中西、體用、傳統與現代之爭從未間斷，其核心是如何正確認識傳統與傳統文化、如何處理和對待傳統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現代化必須立足於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尊重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正確處理好“本來”和“外來”、民族化和國際化的辯証關系，而這隻能是一個依據時代發展需要、吸收先進國家發展的積極成果、對本國和本民族的傳統與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歷史過程。

　　積極投身於應用倫理學研究

　　 唐凱麟具有強烈的現實情懷，時刻密切關注著現實倫理問題。他將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運用於應用倫理學研究，致力於推進中國特色應用倫理學體系的建構和發展。在應用倫理學領域，唐凱麟主要著力研究人口倫理學、經濟倫理學和食品安全倫理學。

　　 研究人口倫理學。唐凱麟20世紀90年代初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口倫理學研究”，出版了《超越危機的選擇——人口道德》等著作，發表了《試論人口倫理學的建構》等系列論文，認為人口倫理學是一門關於人口生產和人口流動、人口遷徙、人口生育控制等問題的道德思考的學問，它以人口道德作為研究對象，以揭示人口生產與再生產的規律和倫理道德規范為旨歸。他特別指出，人口倫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涉及人口理論、人口經濟學、人口生態學、人口文化學、人口社會學等諸多知識領域，它的研究應該充分重視和吸收人口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將之作為自己考察人口道德問題的參照系統或實証基礎﹔人口倫理學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應用倫理學和規范倫理學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構建人口倫理學，闡明調節人口生育中家庭成員之間、個人或家庭和社會整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的原則和規范，確立評價人口生育的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善惡標准，能夠為廣泛開展人口道德建設和教育提供規律性和規范性指導，對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研究經濟倫理學。在經濟倫理學領域，唐凱麟著有《契合與升華——傳統儒商精神和現代中國市場理性的建構》《管理倫理學綱要》《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等著作。他深入探討了儒商精神與現代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的建構應該批判繼承傳統儒商精神的精華，並把義利統一作為市場經濟的靈魂﹔經濟和道德是共同承托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巨輪﹔所謂經濟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是人類在生產力、制度和文化發展不足時所造成的一種歷史局限，現代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為兩者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創造了條件，促進這一趨勢的現實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石﹔開展經濟倫理學研究是保障經濟與道德和諧發展的關鍵﹔在現代社會，倫理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更是日益凸顯，人們需要倫理道德作為重要調節手段來處理復雜社會關系，尤其是經濟關系。

　　 研究食品安全倫理學。進入21世紀以來，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推動唐凱麟重新思考自己的倫理學理論研究工作。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市場經濟社會和消費社會的形成，“食品安全”一詞承載著人類對新的倫理價值的期望、對人類生存之道追尋的心靈救贖和自我拯救。從倫理學的視角出發，採取多層面、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是我國倫理學界的重要任務。倫理學要保持它的實踐性品格和對現實生活的范導功能，就必須加強對食品安全倫理的研究。食品安全倫理涉及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命的權利與價值、社會的秩序與和諧等重要論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研究食品安全倫理學是為了建構和弘揚食品安全倫理。建構和弘揚食品安全倫理，有利於保障公共健康、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食品安全倫理學是唐凱麟的重要願望。

　　 應用倫理學以關注和研究現實倫理問題為要。唐凱麟著力研究應用倫理學，並且形成了不少“心得”。例如，他認為應用倫理學不能被簡單地等同於某個部門倫理學，即不能等同於經濟倫理學、管理倫理學、政治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它也不是單純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倫理道德難題的學問。另外，他對“倫理學的應用”和“應用倫理學”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倫理學的應用”是一種“理論到應用”的思路，是一種把外在的道德理論和道德原則規范加之於實際生活領域並把政治、經濟、生態等領域當作道德理論和道德原則規范的應用對象的思路，它側重於道德理論體系的建構和道德規范的確立，將現實生活作為道德實踐（而非道德認知）的對象，更多地追求道德理論和道德原則規范的絕對性、普遍性，其結果是它可能對現實生活提出無法滿足的需求，致使現實生活倫理化，造成對現實生活的疏遠、隔離乃至有害的影響。相比之下，“應用倫理學”則是一種從理論到中介再到應用的思路，側重於理論和應用、“應然”（道德）與“實然”（道德落實於實際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實有行為）之間的中介的揭示和探討，並將“適然”（連接“應然”和“實然”的中介）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使命。

　　不斷探索倫理學理論創新的可行之道

　　 唐凱麟是一位與時俱進的倫理學家。在晚年，他目睹了“大數據”“微信”“人工智能”等成為熱詞的現實，也看到了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給人類生活方式帶來的巨大改變。為了跟上時代步伐，他讓自己融入新的生活，學會了使用微信，時刻關注大數據倫理、人工智能倫理、網絡倫理等新領域。2016年，他在《倫理學研究》發表論文《大數據隱私倫理問題研究》，深入分析了大數據運用可能帶來的隱私倫理問題，並提出一系列解決對策。他在文章中指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引發了一場顛覆性的技術革命﹔在大數據背景下的個人隱私倫理失范的問題面臨著挑戰，主要表現在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行為信息以及個人偏好信息的泄露等三個方面﹔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大數據應用主體自身的道德素質的缺失、大數據技術自身的不完善與不成熟，以及大數據使用者的道德原則與立法方面的缺失﹔大數據應用主體隻有通過樹立與時俱進的隱私觀、大力開展有關大數據隱私倫理的道德教育、完善大數據技術、創建有關大數據隱私倫理的共有的道德標准以及完善有關大數據隱私倫理方面的法律法規，才是防止隱私倫理失范現象發生的解決之道。”

　　 進入自媒體時代，與所有人一樣，唐凱麟深深感到了數據更新的快捷和便利、微信公眾號提供咨詢的強大能力、信息共享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事實，但他沒有僅僅停留於“享受”層面，而是想到了如何建構共享倫理的問題。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共享的社會，中國共產黨把共享發展理念確立為新發展理念的組成部分反映了時代需要。基於這種認識，年近80高齡的他2017年推動他所在的倫理學研究團隊成立了我國首家共享思想研究中心，專門推進共享倫理研究。

　　 唐凱麟一生在不斷學習、不斷思考，作為一位守正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倫理學家、教育家，他不拘泥於前人的哲學思想和倫理學理論，也不拘泥於自身的倫理思想體系和倫理學理論體系。他在《倫理大思路——當代中國道德和倫理學發展的理論審視》一書中說：“面向實踐，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並在四個面向的社會實踐中，加強道德修養，努力用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規范來武裝自己，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集體利益、個人和社會的和諧統一，這就是當代中國人把握道德必然，實現道德完善，培養優良的道德品質，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的現實的必由之路。”這段話集中體現了唐凱麟所倡導、所追求的倫理道德和倫理思想，也集中彰顯了他畢生致力於建構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崇高學術理想和高尚學術品格。

　　 （作者：向玉喬，系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