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比較中研究范式的轉變

文明史比較是歷史比較中一個相對年輕的分支。盡管“開化”“文明化”等詞語在16、17世紀已經不難見到，但作為名詞的“文明”直到1766年才首次出現在印刷物中。“文明”最初指對知識進步、技術進步、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的一種朦朧憧憬。啟蒙思想家關注作為單數的人類文明，力圖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19世紀出現了復數的文明研究，不同地區或國家的各種文明成為研究和比較的對象。20世紀上半葉以降，探討各文明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一的文明史比較快速發展，並成為一種長期趨勢。反思文明史比較研究范式的變化，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歷史和現實中的文明發展進程。

人類文明的共同性

文明的共同性也稱文明的統一性或普遍性，指文明發展的趨同性或相似性。啟蒙運動時期，西歐產生了早期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和歷史進步觀。啟蒙思想家以發現人類歷史進程的共同規律為己任。意大利哲學家維科作為啟蒙時代人類文明普遍性研究的先行者，於1725年出版《新科學》，旨在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性。他在該書第四卷“引論”中說道：“我們現在在第四卷中將借助於這種哲學的和語言學的啟發以及憑借關於理想的永恆歷史的一些公理（例如各民族都要從興起、發展、成熟以致衰敗和滅亡），來討論諸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過程……我們將看到諸民族都是按照這三個時代（注：神、英雄和人的先后銜接）的劃分向前發展，根據每個民族所特有的因與果之間經常的不間斷的次第前進。”他宣稱，這些永恆規律都是由一切民族在他們各個歷史階段中的事跡所例証出來的。

伏爾泰是啟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主張要敘述具有哲學意味的歷史。他於1756年出版的《風俗論》被視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開山之作。伏爾泰主張放棄以往歷史中對偶然事件的敘述，“而保留其中描寫風俗習慣的材料，從而把雜亂無章的東西構成整幅連貫清晰的圖畫”，並“力圖從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類精神的歷史”。在伏爾泰看來，人類精神的歷史展現了從蒙昧到啟蒙即文明的發展過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基於此，他認為忽視東方民族的歷史是不能允許的，應當在世界范圍內來研究東方民族的歷史。為此他不僅敘述了歐洲史，還敘述了中國、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亞洲民族的歷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視野。

孔多塞則力圖從紛繁的歷史進步中歸納人類進化的主要階段。在1795年出版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孔多塞介紹了自己寫作這部著作的方法和目的。他說，一個人生來就有可以接受各種感覺的能力，如果我們把自己隻限於觀察和認識全人類所共有的普遍事實和永恆規律，那麼這種學問就叫形而上學。但如果我們從各民族的具體歷史出發來考慮這同一發展過程，並且對它的世世代代加以追蹤，那麼它就呈現為一幅人類精神進步的史表。在其看來，人類精神進步史表應包括史前、文明史和未來三個部分，其中文明史構成人類進步的主要內容。此外，他將人類歷史劃分為九個大的時代，並且在第十個時代試圖展望人類未來的命運。

各文明的差異性

各文明的差異性，也稱文明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指文明發展的趨異性或相異性。浪漫主義和歷史主義關注民族國家的歷史，重視復數的文明研究，探索文明的差異性，推動了各個國家和地區文明史研究的異軍突起。基佐於1828年出版了《歐洲文明史》，明確提出“歐洲文明”的概念：“我用了歐洲文明這個詞語，因為十分明顯，存在著一個歐洲文明……雖然在時間、地點和環境方面千差萬別，但這個文明最初都起源於那些幾乎完全相似的事實中，到處都是根據同樣的原則向前發展，並幾乎到處都會產生相似的結果。”他認為文明史研究應包括社會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人性的進步，但他在這部著作中僅研究了社會狀況的歷史。

1829—1831年，基佐又出版了四卷本的《法國文明史》，在第一卷中對自己不再繼續講授歐洲文明史課程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釋：“在講述一部范圍如此之廣，而且同時在一切細節上都得完整無缺的歷史中要保持某種統一性，那將是困難的……歐洲文明裡有一種真實的統一性﹔但這種統一性隻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實裡顯現出來。當人們從一般事實中擺脫出來，當人們想深入觀察種種特殊事實時，統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顯現了﹔人們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會看不到原因和結果﹔因此為了詳細地講述歷史，而又能保持某種協調一致，那就必須縮小研究的范圍。”此外，基佐認為英國實現了社會進步，德國則取得了精神進步，唯有法國在兩條道路上攜手並進，這也是其選擇講授法國文明史的主要理由。

20世紀初，立足於文明差異性的文明史比較也開始出現。馬克斯·韋伯主要研究什麼是資本主義，以及它為什麼隻在歐洲發展起來。韋伯在多部著作中考察了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將它們與歐洲的相關問題進行比較。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主張，古代資本主義存在於人類各文明，隻有西歐從古代資本主義中發展出近代資本主義。其原因在於西歐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理性化的資本主義，新教的天職觀和禁欲主義成為其成長的精神土壤。“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西歐的）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資本主義’。然而，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們全都欠缺那種獨特的風格。”馬克斯·韋伯僅從宗教倫理的視角考察近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並且將西歐文明的特殊性普遍化，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文明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一

文明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一，指文明發展既有趨同性或相似性，又包含著趨異性或相異性，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和錯誤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一的文明史比較最早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施賓格勒在1918—1922年出版的兩卷本的《西方的沒落》中認為，世界歷史就是各個文化的歷史，因此世界歷史形態學也就等同於文化形態學。世界歷史上曾經存在過8種高級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古典文化(希臘羅馬文化)、伊斯蘭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盡管作為有機體的文化具有差異性，但它們的發展卻又遵循有機體的普遍規律。每個文化的歷史都要經歷前文化時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和文明時期四個發展階段，每一階段都要經歷一千年左右的漫長歲月。施賓格勒所說的文明時期意味著高級文化走向終結。他宣稱，正是這種宿命的必然性，“構成了全部歷史(與自然相對立)的本質和核心”。

湯因比讀完《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后，在對作者的觀點驚嘆和折服之余，也為作者陷入宿命論不能自拔、沒能對自己的論點做出因果說明而感到惋惜。於是，文明為什麼起源和生長，何以衰落與解體，構成了湯因比在1934-1961年出版的12卷《歷史研究》的中心內容。湯因比認為，文明社會是與原始社會相對而言的，人類歷史上共存在過21個文明社會，隻有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伊斯蘭教社會、印度社會和遠東社會（包括中國、朝鮮和日本）繼續存在。湯因比對文明社會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原因進行了比較。他認為，文明總是起源於條件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人類面對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雙重“挑戰”而採取成功的“應戰”。文明是否生長的標志，要看挑戰的行為場所是否從外部轉入內部。當挑戰的行為場所沒有發生由外而內的轉變時，文明便不再生長，衰落與解體就在所難免，宿命論色彩有所減少。

20世紀晚期以來，上述研究范式被應用於傳統文明如何走向現代文明的研究中。布羅代爾在1979年出版的三卷本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發現，從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型既不是在16世紀，也不是在18世紀，唯有從世界史的總體視野出發才有可能解釋主要變遷。有鑒於此，布羅代爾放棄已有的理論模式和歐洲史局限，全面考察和比較了15—18世紀的世界歷史，他在“緒論”中說：“我立足於長時段，根據過去和現在的辯証關系，從時間上進行比較：這種方法從未使我失望。我還從地域上進行盡可能的比較，因為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全世界，使之‘世界化’。”除歐洲史部分外，該書對非洲史一筆帶過，而對亞洲與美洲則著墨甚多。為此，他求教過研究日本史的葉裡綏、研究中國史的謝和耐、研究印度史的托爾內等法國學者。正是這些東方學家的幫助，布羅代爾才得以完成這部文明史比較的巨著，揭示出造成各國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型不同結果的原因。

18世紀以來，西方學者主導了文明史比較研究，這是由西方在這兩個世紀的快速發展造成的，帶有鮮明的西方色彩。其間研究范式雖然經歷了從文明的共同性到差異性再到共同性與差異性相統一的轉變，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缺陷和不足。中國學者在從事文明史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應批判性地吸收借鑒西方學者的學術思想，處理好文明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科學認識人類歷史上的文明演進。

（作者：徐浩，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歷史上主要文明之間的比較、互動與互鑒研究”〔22&ZD24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