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長臂管轄”的霸權主義本質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與歷史上相繼更迭的霸權國家不同的是，美國不僅擁有強大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還通過“長臂管轄”等手段構建起前所未有的法律帝國。“長臂管轄”原本是民事訴訟中的概念，但現在美國已經將其擴展到公法領域。美國的“長臂管轄”近年來愈演愈烈，將其立法、司法和執法的觸角伸向全世界，本質上是美國以不符合國際法上一般管轄原則的方式，將其國內法強行適用於域外個人和實體的法律霸凌行為，用法律制裁來脅迫美國之外的人甚至國家服從美國的意志。

美國“長臂管轄”的由來和現狀

美國法律中的“長臂管轄”最初由民事訴訟中的屬人管轄發展而來，是指美國法院基於外州或外國被告與法院地的“特定聯系”而對其行使管轄權。在19世紀，這種“特定聯系”有較嚴格的限定，但進入20世紀后，美國法院開始對“特定聯系”進行擴張性解釋，特別是在1945年“國際鞋業公司案”中，“特定聯系”被解釋為“最低限度的聯系”，其后，美國各州紛紛通過“長臂法規”明確了法院的長臂管轄權。經過幾十年的司法實踐和成文立法，美國極大擴展了自己的管轄權范圍，覆蓋了合同、侵權、公司、証券、婚姻家庭等各個領域。

除了在民商事領域推行“長臂管轄”之外，美國還將法律的“長臂”伸展到公法領域，在反壟斷、反海外賄賂、刑事案件、人權保護、制裁和出口管制等領域都推出或加強了對域外人和行為的管轄。眾所周知，公法保護的是主權國家的本國公共利益，他國沒有義務適用外國公法﹔一個主權國家要將自己的公法適用於域外，對相關人或行為行使管轄權，必須符合國際法上管轄權的一般原則，即管轄國與被管轄對象之間要存在真實、充分的聯系。然而，美國的“長臂管轄”建立在最低聯系標准之上，有時這種聯系極其微弱，使用美元結算、使用美國服務商的郵件系統都被視為符合要求。而在某些特殊領域，美國甚至可以無視最低聯系，直接以“人權保護”“國家安全”為理由實施“長臂管轄”。

目前，美國從州到聯邦存在大量含有“長臂管轄”條款的立法，其中較重要的包括《反海外賄賂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赫爾姆斯-伯頓法》《通過制裁反擊美國對手法》《達馬托法》《愛國者法》等。在司法實踐中，美國法院是塑造“長臂管轄”的重要力量，通過對法律的解釋和適用，通過司法程序中的取証和証據開示，使美國法的域外管轄范圍總體上呈逐漸擴張趨勢。美國行政部門則是公法領域“長臂管轄”的急先鋒，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司法部、商務部等政府機構直接通過經濟制裁、出口管制、刑事調查等方式對域外人員實施“長臂管轄”，推行其對外政策，維護其全球霸權。

美國“長臂管轄”的霸權主義體現

運用“長臂管轄”抹黑他國，強推自身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美國動輒以人權、民主、自由問題為由對他國實施制裁，無視他國選擇自身發展道路和政治社會體制的權利，否認人權和民主內涵的豐富性、包容性和發展性。表面上宣稱維護被制裁國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實則是制造他國內部分裂、人民對立，在制度和價值體系上同化、控制他國，歸根結底是要維護自身的霸主地位。

運用“長臂管轄”直接謀求自身經濟技術利益的最大化，通過打壓美國企業的競爭對手，實現跨國財富收割。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及其高管人員被美國司法部以海外賄賂為名進行刑事調查，最終不得不接受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收購。在美國“長臂管轄”威脅下，各國企業、實體為滿足美國合規要求支付了巨額成本，這些成本大多數被美國律師行業以及政治游說集團收割。例如，法國巴黎銀行2014年因違反美國對蘇丹、伊朗等國的制裁法而被迫支付了近90億美元的罰款，其后在美國增設了200多個旨在滿足美國合規要求的崗位。

通過“長臂管轄”用國內法取代國際法，脅迫他國屈從美國意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在聯合國體系之外濫施單邊經濟制裁，並不斷擴大次級制裁范圍。由於美國擁有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霸權，使得他國國民不得不遵守美國的次級制裁措施，即使美國的盟友亦深受其苦。歐盟等先后出台阻斷立法，試圖抵抗美國的“長臂管轄”，但最終囿於實力，仍不得不屈從於美國霸權。

美國“長臂管轄”的危害

美國“長臂管轄”嚴重沖擊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根據《聯合國憲章》，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被授予安理會，但美國經常繞過安理會，在未經安理會決議授權的情況下通過“長臂管轄”對他國及其國民實施制裁。僅美國財政部一個部門實施的制裁就涉及27個國家或地區以及超過6300個個人和實體。美國的“長臂管轄”嚴重違反國際法一般管轄原則，對國際法合則用不合則棄，推行“強權即公理”的霸權做法，破壞了國際社會對國際法治的期待和信念。

美國“長臂管轄”嚴重侵害了他國主權、安全和利益。根據國際法，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權自行決定與他國的交往關系，不受任何外來干涉。但美國利用“長臂管轄”對古巴、伊朗等國實施長期封鎖和禁運，不僅禁止美國企業，還禁止第三國企業與被制裁國家進行交易，不僅嚴重侵害了被制裁被封鎖國家的主權和利益，也粗暴干涉了與這些國家開展正常國際合作的第三國權利和利益。據古巴官方統計，美國封鎖60年來已導致古巴累計損失超過1542億美元，而伊朗則每年承受高達數百億美元的石油出口損失。其他第三國國民因為與被美國制裁封鎖的國家開展商業合作而受到美國罰款、禁止交易乃至刑事起訴的不計其數。

美國“長臂管轄”還嚴重侵害了他國民眾的基本人權，甚至引發人道主義災難。被美國封鎖和制裁的國家除了遭受嚴重經濟損失外，社會發展水平也大幅倒退，醫療、保健、教育等深受影響。就在剛剛發生的土耳其和敘利亞大地震背景下，美國最初仍不肯放鬆對敘利亞的制裁，使救援物資無法找到敢於飛往敘利亞的飛機，救援工作受到極大阻礙。從根本上看，美國雖然天天把保護人權挂在嘴邊，但當其霸權利益與人權相沖突時，它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維護自身霸權利益。

總之，“長臂管轄”本質上是美國推行霸權的法律工具，雖然它借助了法律的形式和程序，但卻與法律追求的公平和正義背道而馳，已經成為國際法治的嚴重威脅。因此毫不意外地，“長臂管轄”遭到了當今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即使美國的盟友們也抵觸乃至反抗“長臂管轄”。美國應摒棄“長臂管轄”霸權工具，切實履行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

（作者：張輝，系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