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郡歷史協會的興起及其影響

郡史自都鐸時期產生后，與英格蘭悠遠的地方意識相輔相成。到19世紀初，英格蘭絕大多數郡均已出版郡史，成為郡內人士構建其地方認同的關鍵要素。傳統上認為，現代性所帶來的民族國家整合將會湮滅地方意識，而郡歷史協會作為英格蘭地方史學的重要陣地，其在維多利亞初期的興起，似乎表明此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

以郡作為認同對象的協會組織萌芽於17世紀中期。阿蘭·埃弗裡特等學者認為，17世紀肯特等地區的鄉紳群體已對郡產生強烈認同感，形成了“郡共同體”。除編纂郡志外，鄉紳們還在倫敦形成了類似“同鄉會”的社團活動。據約克郡人約翰·肖回憶，17世紀30年代生活在倫敦的同郡商人會在宴會中商討如何為本郡行善事。17世紀50年代，這一習俗蔚然成風，沃維克等郡的商人和鄉紳紛紛舉行年會、晚宴等活動。此后至少十多個郡舉辦過此類活動，以特殊著裝、菜肴等形式表達對本郡的熱愛和認同。不過這些社團多數在18世紀衰落。

以郡為單位的知識協會萌芽於18世紀，其中的郡歷史協會（指對某個郡的歷史文獻、實物乃至地形進行調查研究的知識團體，有學者認為由於當時學科邊界模糊，古物、歷史和考古等術語幾可互換，因此以這些術語為名的協會均可視為歷史協會）則要到19世紀才出現。首家郡歷史協會大概是1833年成立的沃塞斯特郡自然史協會，隨后林肯郡古物協會（1844年）、蘇塞克斯考古協會（1846年）、蘭開夏郡與柴郡歷史協會（1848年）等相繼建立。19世紀英格蘭的郡歷史協會逾30家，絕大多數延續至今。

這類協會何以在此時涌現呢？其一，工業革命所驅動的巨變造成與過去的斷裂，引發人們對歷史遺產湮滅的關切，產生保存古跡的需求﹔其二，1832年選區改革及隨后的地方行政改革重構了古代郡、城鎮的層級和邊界，急需新的地方史敘事重建歷史連續性﹔其三，19世紀初議會檔案委員會的失敗，造成英國歷史文獻整理的落伍，地方古物和文獻亦復如此﹔其四，城市的興起使部分鄉紳城市化，他們和新興中產階級構成地方文化網絡的中堅力量，郡協會成為其增進地方認同的重要出口﹔其五，鐵路興起壓縮了區域時空距離，為地方協會的順暢組織以及公眾的高參與度提供可能。因此，郡歷史協會是英格蘭悠久的地方意識遭遇現代性所帶來危機和機遇后孕育而生的。

二

盡管郡歷史協會的組織運作對英國考古協會等有所模仿，但其活動以郡為核心，地域特色鮮明。此類協會具有較強的社交屬性，不僅致力於擴大會員覆蓋面，而且注重從多方面激發公眾參與熱情來增強影響力。

組織結構上，維多利亞時期郡歷史協會的贊助人和主席通常由顯赫人物如貴族、主教或政治人物來擔任，以擴大知名度。譬如，威爾特郡考古協會1854年的贊助人為該郡首席治安官蘭斯頓侯爵。主席需擔任協會各類會議主席一職，負責控制議程，並享有否決權。時任財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頓就曾任蘭開夏郡歷史協會主席。副主席一般為8~25人，由郡內教士、鄉紳及主要市鎮的市長擔任。協會成員還有榮譽會員和普通會員，前者來自郡外學有專長人士，后者人數不一，多者數百名。理事會（或委員會）是協會主要議事機構，負責召集會議、審議各項事務等，由主席、副主席、職員及若干普通會員構成，每月或每季召開會議。有些郡歷史協會還設置地方委員會，由地方秘書負責該區域事務。

郡歷史協會的組織活動主要圍繞每年召開的數次大會展開，具有激發公眾興趣，豐富郡內公共文化生活的功能。此類大會多以寓教於樂、動靜結合的形式開展，包括發布年度報告、宣讀文章和遠足等內容。此外，出版文獻也是郡歷史協會的主要工作，包括出版協會會刊和地方文獻兩類。前者涵蓋協會報告、會議記錄、會議文章及收集的古物和器物清單等﹔后者是協會為撰寫郡史所做的准備。如坎伯蘭郡古物與考古協會以“額外系列”和“地方書冊系列”出版該郡教會、市鎮檔案﹔沃塞斯特郡歷史協會更聲稱其出版的“死亡調查”文獻“對於地方史家來說可能是最重要的檔案”。確實如此，“維多利亞郡史”不僅以此類文獻為基礎，其內容和范圍也與郡歷史協會的工作一脈相承。而像《蘭開夏郡與柴郡歷史協會會刊》這樣的刊物更延續至今，成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陣地。

三

與此前零散的郡史編撰相比，郡歷史協會以更具計劃性的組織運作，全面推進了對本郡的綜合性立體認知，從而更深刻體察出其與鄰郡的差異，及其在英格蘭整體中的定位，最終深化了對本郡及郡內城鎮、教區的身份認同。

首先，郡歷史協會在相互比較與競爭的意識中強化了對本郡差異性和獨特性的認知。18世紀后期城市間的對比成為當時地方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這種比較意識在19世紀蔓延至郡層次。1854年，西德尼·赫伯特在威爾特郡考古協會宣稱該郡的文物遺存“是歷史的完美象征”，呼吁“努力將我們郡的名聲提升到最有教養的程度吧”！1866年，威爾特郡牧師杰克遜的協會演說最深切地表達出普通人心聲，“盡管它不是英格蘭最大或最重要的郡，也不是最風景如畫的，縱使她有萬般缺點，我們依然愛她”。無論是對本郡歷史細節抑或是現狀差異的捕捉，郡歷史協會成員都竭力勾勒出本郡的獨特性所在，並通過協會來傳播對它的情感歸屬。

其次，郡歷史協會通過地方博物館、遠足活動和地方媒介等途徑，積極構建地方認同。多數郡歷史協會設立正式或臨時博物館，用來購買或接收各類器物捐贈，它們以闡明本郡歷史為旨歸，注重公共教育功能，竭力向公眾展出藏品。譬如蘇塞克斯考古協會博物館獲得從科爾切斯特出土的大量青銅像等文物捐贈，參觀人數甚眾。如果說大英博物館是帝國榮耀的展示空間的話，郡協會博物館則是傳播本郡光輝歷史的微型空間。地方性知識的展覽不僅激發了公眾對本地歷史的興趣，而且潛移默化地形塑其地方歸屬感。

遠足活動也是認知郡地理和文化空間的有效方式。在郡內主要城鎮巡回舉辦大會，同時配合遠足活動，幫助會員擴展了對本郡不同區域的認知。1872年蘭開夏郡歷史協會聚集近100名會員及其朋友，乘火車前往溫德米爾遠足，乘汽船到安布爾賽德觀光，並在一天內返回利物浦等地。這樣的田野調查對參與者的文獻知識是很大的補充。盡管其受眾有限，但會員們還通過在地方報紙和雜志開設專欄，將本郡史地知識介紹給公眾。蘭開夏郡歷史協會的約翰·伊爾維克和約翰·貝利等人是其中的典型。前者在《曼徹斯特信使報》開設《地方拾遺》專欄﹔后者主持的《巴拉丁記事》雜志聚焦郡內古物與歷史。由此，郡歷史協會依托地方媒介推動郡、城鎮成為“想象的地方共同體”，增強了地方認同。

最后，郡歷史協會對地方史料的大規模整理和探究，為郡史乃至教區史的編纂奠定了堅實基礎，強化了多層次的地方認同感。郡歷史協會意識到其主責是保存本郡的古代遺存並闡明其過去的榮耀，以集體力量寫就“理想的郡史”。1848年，菲茨莫裡斯勛爵在威爾特郡考古協會聲稱，書寫郡史就是為了回答“郡是什麼”的身份問題。喬治·奧立弗哀嘆林肯郡作為英格蘭的主要郡，仍缺乏對郡層面的總體研究，希冀該郡歷史協會為郡史准備材料，激發公眾興趣。

民族史學敘事主導著19世紀英國史學，地方史學則被貶抑為“業余研究”而不斷邊緣化。但民族認同與民族史的高歌猛進並沒有泯滅地方認同，郡歷史協會通過推動地方史學活動的興盛滋養著它。一方面，有論者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著迷於地方歸屬的情感表征，這種對地方獨特性的堅持恰是英國民族性的核心構造。地方史家也聲稱，“肯特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就是我們國家的歷史”。另一方面，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弗裡曼在蘭開夏郡古物協會所言，地方研究隻有作為英格蘭歷史的一部分時才有意義。換言之，地方的就是英格蘭的，英格蘭的就是地方的。可見，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的民族認同和地方認同並非相互矛盾而恰恰是互嵌的，因為某種程度上兩者都是現代性諸多產物的不同變種而已。

（作者：陳磊，系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牛津大學歷史學科形成研究〔1850-1939〕”〔19CSS01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