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為政以德”的文化傳統

“為政以德”典出《論語·為政篇》，其原文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與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等共同構成了儒家德治論的主張。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說：“德者，心之最真實，最可憑，而又不可掩。故雖蘊於一心，而實為一切人事之樞機。為政亦非例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強調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其施行德治或仁政的政治理念，對中國幾千年政治文化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國歷史上各個朝代都非常重視官員的道德修養，始終把“治民先治吏”作為一條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既要求官員具備基本的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如忠於國家、忠於職守、勤於政事、辦事公道等，又應具備良好的人品官德，如清正廉潔、誠實無私、遵紀守法等。在選拔官員方面，漢代主要以“舉孝廉”的方式按照德、才、能的順序考察官員﹔唐代講究“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代思想家薛瑄為官二十余載，修德守身、勤政愛民，提出了“居官七要”﹔清代孫嘉淦提出的“居官八約”，更是被后人看作為官做人的八項原則。“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從古至今，立德修身始終是為官從政之根本。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縱觀歷史長河中封建王朝的覆滅，無不與當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踐德有關，無不與當權者作風不正、腐敗盛行、喪失人心有關。對於“什麼樣的人該用，什麼樣的人重用”，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新時代好干部標准。從大的方面說，好干部的標准就是要求德才兼備。干部有才無德會壞事，有德無才會誤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習主席指出：“一個人隻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因此，黨員干部要勤修為政之德，始終把德的建設擺在首要位置，爭做對黨忠誠、造福人民、嚴於律己的表率。

涵養愛黨愛國的大德。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從誓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的李大釗，到証明“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陳望道﹔從斷腸明志的陳樹湘，到舍身堵槍眼的黃繼光﹔從“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進喜，到“干革命要干到腳直眼閉”的楊善洲……對黨員干部而言，守大義明大德就是要對黨絕對忠誠，筑牢理想信念、錘煉堅強黨性，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困難考驗面前勇於擔當，在各種誘惑面前立場堅定。同時要看到，熱愛祖國，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愛國主義，始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對於黨員干部而言，守大義明大德就是要始終牢記“國之大者”，深刻領會什麼是國家最重要的利益、什麼是最需要堅守的原則立場，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涵養為民用權的公德。在古代縣衙大堂前，往往豎有一塊牌坊，南面刻有“公生明”三個大字，北面則刻上“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衙門坐北朝南，府縣官員坐在大堂之上，一抬頭便能看見北面牌坊上的刻字。現實中，一些黨員干部德不配位，導致權力運用偏離了正道。有的沒有為人民謀利益的情懷，隻要不出事，寧肯不做事﹔有的搞權力“私有化”，把權力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搞權力尋租，等等。隻有知道權從何而來，才能懂得權為誰所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黨章中明確，“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力姓公不姓私，黨員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正確處理好公與私、情與法的關系，始終做到為人民用好權。

涵養嚴於律己的私德。黨員干部的私德，是人格修養、言行操守、價值追求等在生活領域的具體體現。私德如何，不僅直接影響其履職用權的成效，更事關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私德不立，則公德難守，大德難彰。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見為政之道是以修身為根本的。革命戰爭年代，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與組織失聯后，身背13根金條和大量銀元首飾乞討度日，哪怕忍飢挨餓也絕不動用黨的活動經費一分一毫，被人稱作“腰纏萬貫的討米人”。黨員干部嚴私德，就要像劉啟耀那樣正心明德，常懷律己之心，“心不動於微利之誘，目不眩於五色之惑”，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慎獨慎初慎微慎友，管住自己的口不亂吃亂講，管住自己的手不亂拿亂要，管住自己的家人不擅權干政等，堅持以德立家建設好家庭、立德樹人涵養好家教、崇德向善培育好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