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書寫范式變遷中的歷史觀

世界文明史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總體史書寫，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互關聯的領域。它並不尋求書寫全部歷史，而是側重於記錄人類文明成就的傳承、積累和不斷創造，以及探索文明興衰和歷史發展趨勢的規律性主題。世界文明史往往蘊含一以貫之的宏大敘事，深受背后歷史觀的影響。在西方社會，世界文明史書寫萌發於啟蒙運動時期杜爾哥、孔多塞創作的普世史，到20世紀后期勃興的全球史，書寫范式隨著社會變遷幾經嬗變，相應出現了幾種主導一時的歷史觀。具體來說，這些歷史觀包括19世紀的歐洲中心主義進步史觀、20世紀上半葉的循環史觀和20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全球史觀。

現代“文明”概念形成於啟蒙運動時期，它本身蘊含的進步觀表達了要求變革的聲音。有學者認為“文明”構成了啟蒙運動的中心元素。到了19世紀二三十年代，真正的文明史出現了。1828年，法國歷史學家基佐出版了他在巴黎大學的教學講義《歐洲文明史》，次年又陸續出版了4卷本的《法國文明史》，他在書中首次把“文明事實”作為可以研究的對象，明確了文明史的性質，奠定了文明史書寫范式的基礎。19世紀中期，文明史書寫已經較為盛行，以英美為例，這一時期出現的文明史著作有庫克·泰勒的《野蠻與文明國家的自然史》（2卷，1840年）、威廉·麥金農的《文明史》（2卷，1846年）、巴克爾的《英格蘭文明史》（2卷，1857—1861年）、亞歷山大·艾利森的《哲學與文明史》（1860年）、阿摩斯·迪恩的《文明史》（7卷，1868年）、威廉·斯溫頓的《世界史綱：暨文明史和人類進步的特殊關系》（1870年）、E.A.艾倫的《文明史》（4卷，1887年），等等。這些著作大都沒有進入史學史家的視野，但擁有大量的普通讀者，呈現出19世紀西方人的歷史觀和文明觀念。

從上述著作中可以看出，19世紀西方人的歷史觀和文明觀念基本是一致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隻有西方文明是不斷進步的，走完了從野蠻到文明最高階段的所有歷程，東方民族幾千年前剛進入文明階段就停滯了，而非洲、東南亞、印第安人的部落社會仍處於人類最初的野蠻狀態，因此，西方學者以“進步”作為衡量標准，將整個人類文明史書寫成西方單一文明“進步”的歷史。第二，西方文明發展的動力來自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推動，中產階級代表著進步力量，不斷成長壯大。第三，西方內部文明程度也存在差異，各國的學者大都認為本民族是最文明的，比其他民族更優越。例如，基佐認為法國代表了歐洲文明的最高成就，巴克爾抬高英國文明，把英國文明說成是理解文明史的關鍵，同一時期德國的文化史書寫強調德意志的精神優於英法的物質文明。可以看出，這種所謂的“進步史觀”充斥著傲慢、偏見和空洞，在外部排斥了非西方文明的偉大成就，在內部又掩蓋了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的貢獻。

19世紀西方社會文明史書寫及其背后的歷史觀並非憑空產生，本質上是反映當時西方社會現實的一種意識形態。具體表現為，第一，西方國家借助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向亞洲和非洲擴張，逐漸建立了殖民半殖民體系，這需要一種意識形態能夠平復歐洲內部反對的聲音，同時向殖民地提供殖民統治的正當性話語。當時普遍存在的“文明使命”話語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持久的，文明史是“文明使命”話語的一種歷史學版本。第二，工業革命為資產階級帶來巨大財富，到了19世紀30年代，資產階級統治地位上升，而文明史敘事的支撐是資產階級的斗爭史以及獲得統治地位的歷程，比如法國的第三等級、英國的中等階級，其目的旨在為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辯護。第三，文明史書寫往往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這也表明民族主義政治在當時的歐洲越來越高漲。19世紀歐洲的歷史學家不斷建構歷史學科的“真實性”“客觀性”，但是，他們書寫的文明史不但不客觀，反而體現了殖民主義擴張的話語、資產階級的立場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民族主義政治和帝國主義擴張達到頂峰，國家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的暴力程度和殘酷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量歐洲的知識分子卷入這場浩劫，他們對西方文明的前途倍感憂慮，19世紀以來的傲慢情緒遭到沉重打擊。反映在文明史書寫上面，循環史觀出現了新的面貌。循環史觀的代表是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2卷，1918—1922年）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12卷，1934—1961年），其中湯因比的主體思路也是在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循環史觀首先承認在西方之外存在其他文明，然后將各個文明的歷史看成從起源、成長、衰落到解體的周期過程，這有別於進步史觀所聲稱的隻有西方文明不斷發展的線性敘事。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是迄今為止討論文明衰落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學者。關於文明衰落的原因，他們的普遍性解釋差強人意，但是，討論文明衰落問題本身卻更有意義。文明的興起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而一個文明如何保持長久的活力仍然沒有最終答案，文明危機的意識至少是一劑保持清醒的良藥。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另一個貢獻是多元文明史書寫，他們能夠承認文明是多個而不是一個，這對於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傳統和進步史觀所持的文明一元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當歐洲的知識界在一戰后反思文明進步論之時，美國接過文明進步論的旗幟，建構了一套西方文明史敘事。戰爭結束后，西方文明史教育很快在美國中學和高校普及，至今仍是重要的公民教育科目。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獲得了全球性霸權，戰后不久，非白人移民群體意識逐漸高漲起來，西方文明史不能滿足美國國內對於全球性歷史知識的需要和非白人移民族裔的身份訴求。而且，20世紀60年代，文明悲觀論調在西方世界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湯因比在西方遇冷，甚至遭到嚴厲的批評。全球文明史書寫於此時應勢發軔。1963年，麥克尼爾出版了《西方的興起》一書，大受歡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西方衰落論”，麥克尼爾本人后來也承認該書“應該被視為戰后美國帝國主義情緒的表達”。然而，排除這些現實因素之外，《西方的興起》一書在學術上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它開創了全球文明史的敘事框架，代表了歷史書寫范式的創新。同一時期，另一部重要的全球文明史著作是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966—1970年）。到20世紀末，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全球史在美國的教學領域和研究領域都興盛起來，全球文明史著作紛紛面世，代表性的作品有彼得·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1992年），杰瑞·本特利等人的《新全球史》（1999年），麥克尼爾父子合寫的《人類之網》（2003年），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2001年），等等，並不斷重印和再版。全球文明史把人類視為一個共同體，並突出多元文明之間的交往和互動，展現了人類交往網絡越來越緊密的過程。它重建了歷史的宏大敘事，但是這種敘事並非沒有缺陷。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它過於強調跨文明和跨區域的互動，夸大了外部力量的作用﹔低估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另外，對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以及全球化治理等文明事實也缺少足夠的重視。

毫無疑問，西方學者編寫世界文明史擁有強大的學術傳統，值得中國學術共同體借鑒。需要注意的是，它們或強或弱地都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早年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編寫組的學者路易·戈特沙爾克坦言，每個國家應撰寫適合自己國民的世界文明史。隻有不同國家版本的世界文明史出現，彼此展開對話，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中國學者書寫世界文明史，應該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關注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規律，賡續以人為本、探賾通變、史以經世等歷史書寫傳統，充分借鑒國外學者的優秀成果，發揮中國學者的主體性，為人類文明歷史書寫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魏孝稷，系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史學史譜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19ZDA23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