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是敦煌文獻、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地和敦煌學理論。敦煌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吸收了東傳的佛教等外來文化后而產生的地域文化。因此，敦煌文化的特點，就在於其地理條件的特殊。研究敦煌文化，不僅要聚焦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位，還要關注敦煌文化的基礎與背景——河西史地、五涼文化。

一

古代敦煌被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作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匯聚窗口的敦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產物。

研究敦煌學，就要將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視野中，如我們在討論敦煌名稱的含義時，一直在爭論敦煌是漢族名稱，還是少數民族語。敦煌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史記》《漢書》中，是漢武帝設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如果將敦煌名稱的出現與武威、張掖、酒泉合並考慮，可能會有新的啟發。

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由於敦煌處於絲綢之路要沖，長期持續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從而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從敦煌的歷史可知，敦煌文化並不是西來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東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據敦煌遺書P.3720《莫高窟記》載：莫高窟“右在州東南廿五裡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門樂僔，杖錫西游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鐫岩，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於僔師龕側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於二僧……”末署“時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記”。從這段關於莫高窟創建的材料可知，莫高窟的第一個開鑿者樂僔是“西游至此（敦煌）”。所謂“西游”，就是從東到西。樂僔是“西游”到敦煌的，即從敦煌的東面來的。敦煌之東是酒泉、張掖、武威、蘭州、天水、長安……也就是說，樂僔是從東（中原）“西游”到達敦煌的。到了敦煌后未再繼續“西游”的原因，是看到了三危山的佛光，即“見金光如千佛之狀”，所以就留下來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

從科學的角度看，樂僔當時所見的金光千佛，自然是一種幻覺，但這種奇景，我們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為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是剝蝕殘山，山上無草木，岩石為暗紅色，其中含有石英、雲母等礦物質。夕照反射，常燦爛若金光。電影《海市蜃樓》的開頭，就採用了這種原理。當然，樂僔對這奇妙的自然景象無法理解，就完全歸之於“佛”了。

樂僔以后，《莫高窟記》說“次有法良禪師東來”，《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更明確記載：“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即法良也是從東面來到敦煌的。法良到敦煌后，“又於僔師龕側，更即營建”，繼續了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

由此可知，莫高窟最早的開鑿者樂僔和法良，都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這也說明，敦煌文化並非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吸收了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內的其他文化后，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生根開花而產生的地域文化。從緣起來看，敦煌文化的根和魂無疑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並不斷吸納、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不僅莫高窟的創建者是從東面來的，就是涼州番禾縣（今甘肅金昌市永昌縣）的“瑞相寺”，其最早的“瑞像”故事，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元年（435年）丹陽僧劉薩訶“將往天竺觀佛遺跡，行至於此（番禾縣北御山）”后，預言在“東北御谷山”崖“挺出石像”。敦煌文書P.2680《劉薩訶因緣記》對劉薩訶預言涼州瑞像的描述，與P.3720《莫高窟記》樂僔創建莫高窟的記載非常相似，即“魏時劉薩訶杖錫西游至番禾，望御谷山遙禮”后，便預言“此山當有像現”。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說莫高窟的創建者樂僔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關於他的其他信息暫不清楚，而預言涼州瑞像的劉薩訶則明確是中原人，並且還曾在建康（南京）活動，無疑更增添了敦煌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間密切聯系的証據。

談到敦煌的歷史文化，無法繞開早期生活在河西地區的各個民族。河西地區早期的先民有月氏、烏孫和匈奴。匈奴強大以后，趕走了月氏和烏孫，成了河西走廊的霸主。漢武帝時，漢匈之間展開了多次戰爭，尤其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領導的河西之戰，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漢朝獲勝后，匈奴民眾部分西遷，大部分逐漸融入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其目的就是聯絡被匈奴趕走的大月氏和烏孫共同攻打匈奴。

匈奴原為中國的一個民族，自殷周以來就見於漢文史料，其最初居住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四世紀，遷到今內蒙古草原，在那裡組成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關於匈奴的種族，現今體質人類學通過多處匈奴墓葬人骨測量，明確指出匈奴為東亞蒙古人種，是地道的中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另如月氏，在我國先秦典籍《穆天子傳》《逸周書》《管子》等之中就有零星記載，作禺知、禺氏、牛氏等。月氏人的居地在今山西平魯、井坪一帶，屬內蒙古草原的南緣地帶。后來月氏人遷徙到河西走廊的“敦煌、祁連間”，並經營由西域輸往中原的玉石生意。匈奴崛起后，與月氏爭奪河西。約公元前176年，月氏被匈奴冒頓單於擊破后，從甘肅河西走廊西遷到中亞伊犁河流域。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為小月氏”。遷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后來在烏孫的打擊追趕下，再次往西南遷，到達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為了邀請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共同夾擊匈奴。大月氏佔據大夏后，採取分部統治的方式，即在原大夏設置了五個翕侯。公元前后，五翕侯之一的貴霜翕侯強大起來。一世紀上半葉，貴霜翕侯丘就卻開始兼並其他翕侯，統一了大月氏國，建立了貴霜王朝。到丘就卻之子閻膏珍時，貴霜王國積極向南擴張，至公元二世紀上半葉征服印度北方。閻膏珍之后，貴霜王國的統治權轉到迦膩色迦家族。可見，月氏人原是生活於我國北方草原的一個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羅”，本是民族名，中世紀轉為地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作“覩貨邏”，並記述了其經歷的吐火羅故國領域：東起帕米爾，西接波斯，北據鐵門關（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布茲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南北千余裡，東西三千裡，相當於今阿富汗北部地區。玄奘所記述的“覩貨邏國故地”正是現在所說的“吐火羅斯坦”，即吐火羅的地域范圍，與后世所說的“吐火羅語”的地理概念是不一致的。

西方學者所謂的吐火羅語，是指在我國新疆庫車（漢代的龜茲）、焉耆、吐魯番等地流行的一種語言。因這種語言文字發現時不知其名，西方學者草率地將一件文獻中出現的Toxari比附為“吐火羅”，便將其命名為“吐火羅語”。由於發現的地點不同，又稱吐火羅語A方言、吐火羅語B方言，還有所謂吐火羅語C方言。

玄奘所記述的“覩貨邏國故地”是今阿富汗北部地區，所謂“吐火羅語”則是在我國新疆南部、東部流行的民族語言。在東西方的各種文獻中並沒有明確指稱我國新疆的龜茲、焉耆地區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羅人。將這裡發現的語言命名為“吐火羅語”，也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這種情況實際上就是由於當時中國相對落后，一些文化現象由西方學者命名的一個反映。

學術界部分學者目前傾向於將吐火羅人比定為大月氏人，但黃盛璋先生認為：“大月氏人來自東部，吐火羅人來自西部”。從文獻記載而言，根本無法肯定大月氏與吐火羅為同一民族。

由此可知，關於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羅，目前都是推論，並沒有直接史料予以証明。由於西方學者將公元6—8世紀流行於天山南麓龜茲、焉耆一帶的民族語言稱為吐火羅語（實際上是龜茲、焉耆語），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發現了距今4000年屬於青銅時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白種人特征。有些學者就將其類比等同起來，認為小河墓地居民講的就是原始吐火羅語，他們是原始吐火羅人。這些學者進一步推論，既然月氏人就是吐火羅人，那麼秦漢之際生活在我國北方的月氏民族是從西方來的。有的學者在探討敦煌名稱的含義時，也提出敦煌是吐火羅的譯音，由此認為敦煌是外來的詞語，並將此作為敦煌文化西來說的証據，實際上是立不住的。

正由於敦煌處於絲綢之路的要沖，長期持續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從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在歷史的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並不斷吸納、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說，敦煌文化既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也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的優秀成果，從而成為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二

談到敦煌文化的根和魂，就離不開敦煌所處的河西走廊。據《后漢書·孔奮傳》載：東漢初期，“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今武威）稱為富邑”。《后漢書·竇融傳》也載，“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當魏晉時期中原戰亂時，河西地區則秩序安定，經濟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還有所發展，從而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難之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其眾散奔涼州者萬余人”﹔“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從史籍文獻的這些記載可知，當時的河西各地，尤其是涼州（今武威）政治穩定，經濟豐饒，文化比較發達。正如胡三省所說：“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故涼州號為多士。”從而形成了“漸具地域性質”的河西文化。

敦煌文化正是在河西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或者說就是河西地域文化的組成部分。敦煌學的主體是敦煌文獻，其中就有一些反映河西地域的社會經濟材料，如西涼建都於敦煌，敦煌文獻S.0113號《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裡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涼政權在敦煌所實施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反映。如果將其保留的賦役記載與同時期中原的賦役政策進行比較，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晉戶調式的延續，但在丁、次的年齡上又與《晉書·食貨志》所記載的標准略有不同，即成丁年齡略大一些。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即與當時敦煌社會穩定、人口較多有關，又與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關聯，說明中華文化與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

北魏孝明帝時將敦煌改為瓜州。北魏分裂后，河西屬西魏管轄。敦煌文獻S.0613號《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計帳》，就是西魏統治敦煌時期的計帳資料，它對當時敦煌所實施的受田標准、丁中年限、賦稅數額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如田制就有應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園、課田、不課田等﹔丁戶有老、丁、女、賤、婢等﹔納稅量詞有石、升、斗、斤、兩、匹、丈、尺、圍等，比較清晰地反映了當時敦煌的人口、土地、賦稅等情況，對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經濟有很大的作用。同時，本件還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賦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書，而歷史文獻中對北朝實施均田制的記載比較簡略，許多具體的細節無法獲知，而通過對本件文書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賦稅制度的相關情況，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

這些有明顯河西地域特色的敦煌文獻，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經濟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又可以與史籍文獻的記載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全國政策的一致性。

與敦煌文書相似的材料，有2010年在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城西南的黃家灣灘墓葬中發現的西晉木簡，其中有西晉建興元年(313年)臨澤縣廷對孫氏兄弟爭訟田塢案的審理記錄，被定名為《西晉建興元年(313年)臨澤縣廷決斷孫氏田塢案》。簡文中出現的“舊塢”“田塢”“舊田塢”“塢”“居城北”等，與敦煌文書《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裡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趙羽塢”等有相似之處，可以結合起來共同研究。

另外，在吐魯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裡籍》中出現的“息男”“息女”，又與《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計帳》中記載一致。還有吐魯番出土的北涼貲簿，按照資產多寡劃分等第、征發賦役的文書。朱雷先生通過對北涼貲簿文書的整理研究，指出“可以看到當時實行著一套嚴密的計貲制度，它上承漢晉，而與南朝又有相異之處”。

敦煌文獻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還保留有較多反映全國情況的材料。如對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進行分析、探討，可知敦煌文獻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東晉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南朝自認是華夏文化的正統。所謂南朝文化，就是代表當時中國的主流文化。王素先生指出，“敦煌文化遠與南朝主流文化銜接，近與隋唐主流文化接軌，既代表華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由此可知，敦煌文化並沒有因地處西北邊陲而與中華主流文化隔離。敦煌文獻中的世俗文獻，既有河西地域文獻，也有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制文獻和儒家經典，說明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一直與中華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綜上所論，從莫高窟的創建、敦煌文獻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和隋唐的主流文化、敦煌的歷史發展演變，尤其是匈奴、月氏的人種、原始居地和西遷背景，所謂“吐火羅語”的來源等等，說明敦煌文化並不是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敦煌這個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亞、西亞的文化后所產生的地域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作者：劉進寶，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