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重在制度創新和環境優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我國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也是數字技術大國，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數字技術加速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加快推進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大勢所趨、必由之路，對提升企業競爭力水平、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順利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智能化數字化轉型發展，各部門各地區積極響應、迅速行動，紛紛結合自身實際制定行動計劃和實施方案，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取得了積極進展，具備了良好基礎。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已培育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台超過150家，工業設備連接數量超過7900萬台（套）。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尚處於從試點培育到快速成長的過渡階段，進一步轉型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很大、任務依然艱巨，還面臨著關鍵技術和產業基礎薄弱、復合型人才缺口較大、工業物聯網標准尚不健全、數據安全法規保障滯后等一系列突出問題，亟需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協同發力加以解決。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無論是智能化改造還是數字化轉型，企業都是實施主體和主要力量。轉型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企業、產業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政府發揮作用的關鍵，就是要從克服和緩解企業轉型面臨的各種問題、困難和制約因素出發，盡可能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為企業賦能，增強其轉型的能力、意願和信心。

立足當前，實現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關鍵在於制度的不斷創新完善和環境的不斷優化，以下六個方面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進一步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的數據主要來源於機器設備數據、工業信息化數據和產業鏈數據，生產設備的數字化程度直接決定了生產數據採集能力。近年來，我國雖然在生產設備數字化和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等方面進展顯著，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下一步要著眼於提升內外貫通能力，協同推進內網和外網建設。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企業內部設備的技術改造。我國制造業門類眾多、市場主體數量龐大、技術水平參差不齊，要想進入人機互聯階段，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的任務依然很重。為此，要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等手段，激勵和支持企業運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建設企業內網。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支持企業建設5G全連接工廠，持續增強企業外聯能力與穩定性。

第二，促進制造業數據的聯通與共享。數據的聯通與共享既是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前提基礎，更是充分釋放數據潛在經濟價值的關鍵所在。目前制約數據聯通共享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標准問題，二是數據安全問題。調研發現，當前制造業企業的存量設備供應商和型號眾多，由於各家設備接口不統一，通信協議不兼容，往往需要進行數字化改造才能接入系統當中，不僅增加了連接上雲的難度，也增加了連接成本。處於同一產業集群及不同產業集群間的利益相關企業，出於商業利益和風險規避的考慮，共享涉及生產經營等企業數據的意願不高。此外，由於目前缺少具有公信力的數據共享機制，產業鏈數據更加難以互通。因此，下一步要聚焦促進數據聯通與共享這一重點，進一步完善工業設備的互聯互通標准，推動工業設備接口互認、協議兼容，提升行業設備的聯動能力﹔加快研究制定統一的工業大數據管理制度和標准規范，提升工業數據治理能力，促進數據合理流動、安全交易、共享使用。

第三，強化專業型和復合型人才供給。與過去的信息化主要側重於企業流程再造不同，基於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的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轉型，更是一種思維方式與經營模式的深層轉型，是涉及企業戰略、組織、運營、人才等的體系化變革和全方位創新。因此，推動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既需要企業領導人立足行業發展大勢，以數字化轉型帶動整體戰略升級，也需要全體員工對數字化轉型的支持，特別是需要既懂數字化技術又懂經營業務的高級復合型專業人才的支持。調研顯示，高級復合型人才短缺是當前企業轉型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為此，要強化政策引導作用，充分發揮高校、企業、平台等各方主體優勢，立足產業轉型需求和人才梯隊的有機組合，多維度完善數字化轉型人才的培養體系。同時，要努力打造數字化轉型人才共享資源池和數據庫，綜合採用企業內訓支持、專家顧問服務、聯合培養認証等方式，實現高端人力資源的跨界流轉與開放共享。

第四，支持培育數字化轉型集成服務商。對於制造業企業來說，絕大多數並不具備數字化轉型的技術積累、人才隊伍和集成解決能力，需要服務商對企業進行專業診斷，提供從規劃設計、系統開發、建設部署到運營維護的一攬子服務。調研發現，目前，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集成服務市場上，服務商服務能力和質量參差不齊，一些服務商的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為此，一方面，要通過政府採購等適當方式，激勵集成服務商結合既往經驗，梳理形成分行業、分區域、分類型的數字化轉型方案及推進路徑，形成經濟適用的標准化模塊，降低方案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勵和促進不同行業、專業領域的服務商，通過聯合或合作等方式，形成綜合服務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並支持其將各種制造經驗數字化、模塊化、通用化，賦能更多傳統制造企業。

第五，完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支持政策。目前，我國制造業對外技術依存度較高,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設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材料等很多依賴進口，產業鏈供應鏈補齊尚需時日。破解關鍵共性技術難題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久久為功、多措並舉。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對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支持政策，把支持的重點放在智能傳感器、雲化工業軟件、雲計算中心等關鍵技術領域，激發創新合力。另一方面，要加強產學研用的對接溝通，聯合開發面向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等需求的系統和裝備，用好用足相關財政支持政策，助力裝備企業在實用迭代之中實現質量提升。

第六，著力優化營商環境和發展環境。有關調研發現，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發展戰略缺位、轉型缺乏方向。近年來，受國際形勢等影響，企業經營環境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數字化轉型本質在於“轉型”，未來願景不明，轉型方向不清，數字化的方向也難以確定，動力和能力自然就會不足。當前情況下，促進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不能就數字化論數字化，必須首先解決好企業發展環境、發展方向與發展信心問題。換句話說，除了要注重優化與數字化智能化直接相關的外部政策環境外，還要高度重視進一步優化企業發展的大環境，包括監管政策的進一步透明和穩定、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優化、重點領域改革的加快推進等。隻有這樣，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才能具有更堅實的基礎，也才能取得更好和更可持續的效果。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