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儲糧制度和方式之變遷

【史海鉤沉】

“糧倉系國脈，民心定乾坤”，糧食生產和儲運是古代王朝的頭等大事，直接關乎國家興衰存亡。從先秦到明清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糧食倉儲制度與儲存方式，以保証糧食供應和有效抵御因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不足，倉廩制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繼承發展，逐漸演化成國家治理的核心觀念和制度安排之一。漢唐時期通過建立有效的國家與民間儲備，將國家收儲、糧食賑貸、民間儲存、百姓互助等結合起來，履行糧食生產與收儲以及儲糧備荒等職能。

中國古代儲糧制度的形成與意義

千百年來的王朝統治者多實行積極的糧食儲備政策，廣泛營建官方和民間倉廩，形成了“積貯為國本”的態勢。《禮記·王制》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直觀表述出糧食儲存與國家政權存續之間的關系。從儲糧數量上看，國家官倉在全國糧食總儲量中佔比大，體現為官營倉廩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如果中央集權（國家權力）弱化，國家儲備在糧食總量中的佔比呈現走低趨勢。

中國古代王朝不斷改良糧食加工及儲存技術，營建多種類型的儲糧設施，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糧食儲備調節機制。糧食儲備作為農業生產及社會發展變革的調節器，可以用來穩定糧食市場價格、保障災年的有效供給，同時將糧食儲備以賑貸的形式發放，成為農民從事農業再生產的儲備周轉資源。首先，中央層級糧倉是倉廩系統的核心，存貯於官倉的糧食主要用於政權機構及軍隊的消費。“集中存貯”體現出國家對糧食進行統一調控、嚴格管理的需求，也是昭示國力的重要內容。其次，存貯於民間倉廩的糧食主要用於抵御災害，保証百姓的口糧供應，“分散存放”體現出民間應對自然災害的自救方式。再次，以常平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糧食儲備調節及相關思想，逐漸演化為國家統治的核心觀念之一，為后世提供了積儲備荒、調節糧食余虧的典范。

可以說，中國古代倉廩制度經過長期的繼承發展，逐漸演化成國家治理的核心觀念之一，並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對維系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權穩定、改善人民生活功不可沒。漢唐時期作為中國古代兩個強盛的中央集權王朝，也是農耕文明（倉廩制度）發展的關鍵階段，其儲糧方式有何特點，發生了什麼樣的歷史變遷？究明這些問題，對了解古代儲糧制度、汲取經驗啟示具有重要意義。

漢唐時期儲糧方式的相同點

漢唐兩朝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大一統格局，漢朝有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唐朝則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在漢唐強大綜合國力、經濟與文化不斷繁榮背景下，儲糧制度和技術也表現出不少共同的特征。

漢唐時期都將糧食視為國家管控的戰略物資，以國有官營的方式統一管理糧食調運、中轉、分配。漢唐用以儲備糧谷的官方和民間倉廩種類繁多，形成了倉、廩、庾、囷、窖等十余種倉儲類型。各類型儲糧設施遍布全國各地，對維系政權穩定、救荒賑濟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漢中期后，京城人口不斷增長，邊境連年征戰，各方對糧食的消耗也在不斷增加。據《漢書·食貨志》載：“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倉廩體系營建的核心在於解決糧食儲存及保障品質安全，倉廩管理重點則需解決糧食在受納、糴粜等方面的運作，從而進一步優化糧食資源在社會中的配置，並形成管理有效的運行體系。

在繼承先秦以來發展成就的基礎之上，通過融合吸收外來建筑技藝，漢唐時期中國傳統木構營造技藝日趨成熟與完善，並運用於糧倉建筑。漢代官倉中廣泛採用了地面房式倉的做法，雖然唐代至今未有涉及地面房式倉的考古成果發現，但從宋刻唐太極宮圖殘石中對太倉的刻畫描繪與留存至今與唐代基本同期的日本正倉院中正倉的倉儲形式，或能間接顯示出唐代應也採用地面房式倉的儲糧做法。

漢唐時期的儲糧形式中呈現出集中與分散、地上與地下交織並存的演進歷程。漢唐以來形成了以常平倉、正倉、太倉、軍倉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貯”和以義倉、社倉為代表的民間“分散存放”現象。皇家倉廩因其重要性與規模性，承擔了更為廣泛的賑濟職責﹔而民間系統則有效彌補了在官方難以維系時的不足，顯示出對於百姓生活的保障屬性。

漢唐時期曾出現的由民間鄉社所設的倉廩類型以義倉、社倉為代表。這些糧倉中有些具有“半官方”性質，有些則是以民間“自組織”的方式形成的鄉間鄰裡互助儲糧模式，帶有“賑貸”性質。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民間儲糧系統承擔了為國分憂、紓解民困的糧食應急保障、儲備賑濟職能，彌補了官方儲糧系統之不足，發揮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維系了古代民間鄉社穩定與百姓生活安康。

漢唐儲糧方式的不同點

史實表明，西漢王朝在漢初地方分權的格局下，走向了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道路﹔唐朝則在高度中央集權的背景下，逐步走向了“地方分權”不斷強化的趨勢。具體到儲糧狀態、方式等方面，漢唐也有不同的表現與特征。

通過考古及文獻查証，西漢能夠觀察到的儲糧狀態與方式是“分散儲糧”，而在唐代則更多表現為以巨型窖穴為代表的“集中儲糧”形式。漢代官倉的儲糧方式主要以地面房式倉為主，民間儲糧輔以磚砌筑或火烤窖壁的小型窖穴﹔而以窖、竇等類型為代表的地下儲糧則成為隋唐時期廣為流行的糧食貯存方式，並為國家官倉所廣泛採用。無獨有偶，為解決中央集權政治與分散閉塞自然經濟之間的矛盾、糧食“產區”與“銷區”的分布不均問題，至隋唐時期，更需通過長途運輸將糧食運抵都城長安。同時，隋唐統治者還要解決因糧食增產而帶來的貯存問題，對能夠有效解決巨量糧食存放的全新糧倉形式的需求更趨強烈。自隋代開始沿大運河廣設倉窖儲糧，形成了以隋“大興城”和“洛陽城”為核心的兩大糧食儲備中心。

唐代杜佑曾言：“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當時於大興城皇宮內設置國家級糧倉太倉﹔洛陽城營建有子羅倉、含嘉倉，並在周邊設置回洛倉、興洛倉、河陽倉等轉運倉，以形成對城市糧食供應的有效保障。糧食運輸過程中“節級輸送”與“沿河置倉”方式的採用，有效緩解了運糧途中的耽誤與耗損，保障了都城長安的糧食供應需求。

隋唐時期的儲糧中亦呈現“倉屋”與“倉窖”並行的情況，且以窖藏形式居多，官倉更是以巨型地下窖穴儲糧為主，體現出儲糧設施規劃布局嚴整有序、窖穴容量巨大、進出糧管理規范等特點。在東都洛陽含嘉倉、回洛倉，採用大量的地下窖穴儲糧﹔而在長安都城內的太倉或採用了地下窖穴與地面倉屋並存的形式。地下倉窖具有簡易、經濟、高效、集約土地等特性，並能有效保障巨量糧食久貯的安全，體現出糧食窖藏的巨大優勢。

漢唐時期儲糧設施與技術的演變

考古發現表明，漢唐時期遺留下大量與糧食儲存相關的遺跡遺物，呈現了古人的糧食儲存行為方式，以及採用何種技術來解決儲糧需求。

漢代官倉多採用地面房式倉廩進行糧食儲藏，民間多以小型地下窖穴存貯糧食。在糧倉規劃布局方式上，漢代官營倉廩已形成了規整矩形平面、基礎滿布柱網、底層架空處理、周邊設置通風槽、單位倉房（廒間）等技術與措施。在已發現的漢代儲糧遺址中，典型的有西漢京師倉、鳳翔縣孫家南頭西漢倉儲遺址、新安縣鹽東村漢函谷關倉儲遺址等一批官倉儲糧的建筑遺址，同時還有如洛陽漢河南縣城倉窖遺址這樣伴隨民間居址的儲糧遺跡。漢代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模擬糧倉的隨葬用陶倉明器（漢畫中亦有），可分為倉、囷、倉樓等多種類型，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下，這些模型明器或畫像是對人間現實世界的模擬，呈現出漢代倉廩的典型特征。

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發現的倉窖數量相對較少，北魏太官倉儲遺址為該時期典型代表。從糧窖剖面數據可知，該處遺址對窖壁的處理基本為直上直下，窖口與窖底直徑相差不大，在9∼11米之間﹔窖穴深度較淺，約2.5米深。至隋唐時期儲糧方式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轉變，國家級官倉常採用巨型倉窖存糧。隋唐時期地下倉窖口直徑常在10∼14米，窖底直徑在6∼7米，深度通常較深，在7∼9米。

自隋代開始沿大運河廣設倉窖儲糧，“節級輸送”“沿河置倉”等方式的採用，有效緩解了運糧途中的耽誤與耗損。隋唐時期的倉窖規模巨大，選址多位於高燥且排水便利之處，轉運倉常沿運河周邊而設，並常建有倉城拱衛。隋唐時期，以巨型地下窖穴儲糧為典型形制特征，呈現出規模巨大、平面鋪開、縱橫有序的群組化布局特征，存糧數量巨大。隋唐時期的倉窖防潮措施完備，頂部常以密閉窖頂覆蓋於糧堆之上，在糧食上部形成空氣隔層。隋唐時期地下倉窖的廣泛採用，低氧、低溫環境有利於糧食長久貯存，同時地下窖穴的密封糧堆與低氧狀態有效達到抑制霉菌繁殖與殺虫的效果。窖穴中窖底、窖壁上多層次構造措施的採用，對糧食長久貯藏也起到重要作用。結合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隋唐時期充分利用地下低溫、缺氧、氣密性佳、受外界干擾小、防鼠防火等儲糧優勢，在官倉儲糧方面，單窖穴儲糧數量或已可達“八千石”，並形成了一套相對標准化的做法。

（作者：韓國河、王祖遠，分別系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工業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