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流域的文明探源歷程

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其發現和認定，是考古學發出“如何認定文明”這一世紀之問的肇始，也是西方學者辨識文明、歸納文明要素的重要基點。

19世紀中葉，被譽為“亞述學之父”的英國學者羅林森成功釋讀貝希斯敦銘文，人們意識到兩河流域存在比古巴比倫更早的文明。1877年，兩河流域南部的泰羅赫遺址出土拉伽什第七任長官古迪亞帶銘文的雕像和泥板文書，確認這就是《聖經》中記載的蘇美爾城拉伽什，揭開了蘇美爾文明研究的序幕。1931年，學界建立“歐貝德時期—烏魯克時期—捷姆德特·那瑟爾時期”的前王朝序列。同年，烏魯克遺址埃安娜神廟出土大量原始楔文泥板，為蘇美爾文明的誕生提供了確証。

1946年，根據泥板文書記載的創世神話，考古學家找到並發掘了兩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城。古城位於土丘之上，面積約31萬平方米。在歐貝德時期的遺存中發現了連續建造、位置固定不變的宗教建筑。最早的祭室是長約3米的方形泥磚建筑，內有低矮供桌，外有灶坑火化供物。之后祭室面積擴大，出現壁龕和祭壇。祭壇與供桌相對，是蘇美爾神廟的典型布局。后來宗教建筑分化出中殿和側廳，祭室發展為真正意義上的神廟。中殿祭祀神靈，側廳焚化祭品、放置供物並供祭司們居住。隨著神廟面積的擴大（250多平方米），形成標准的三分式布局。側廳功能不變﹔中殿內神壇兩側牆上凸出的牆垛，與神壇構成類似舞台的神聖空間﹔神廟整體建於高台之上，台上有坡道連接地面。高聳台基之上的三分式神廟正是兩河流域最具特色的儀式聖殿——塔廟的雛形。居住在神廟側廳內的專職祭司逐漸成為等級社會中新的階層。

隨著一系列重要考古遺址的發現，兩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進入高潮。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在《遠古東方的新啟示》（1934年）中，最早對埃及、兩河流域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進行全面概括，提出“文明的開始是出現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且擁有復雜機構的城市”。由於兩河流域南部在早王朝時期才引入冶金術，所以冶金術未被列入文明要素。在隨后的《人類創造了自身》（1936年）和《歷史發生了什麼》（1942年）中，他列舉了早期近東文明的14個表現，並提出三個共同特征：足夠的剩余產品以滿足新的經濟階層﹔復雜的生業模式﹔使用灌溉等技術對土地的集約化開發。1950年，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柴爾德從當時最新的考古資料出發，提出城市區別於村落的十個標准，並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人口規模、密度遠超村落，出現專職的非農人口﹔通過神廟或國王集中剩余產品，建造大型紀念性儀式中心，供養祭司、精英、官僚階層及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者等非農人口，進口外地原料用於生產或儀式活動，出現規律的長距離貿易等﹔發明記錄系統和書寫文字等。

195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舉辦關於近東地區文明起源的研討會，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曾撰寫專著厘清“文化”含義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文明社會隻要包含以下三條中的兩條即可：超過5000人的城市﹔書寫文字﹔紀念性的儀式中心。但很多學者更關注文明社會的實質，而非“要素”式的外在表現。

與會學者中，唯一在兩河流域南部開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的考古學家亞當斯列舉了文明社會的三個特征：階級分化，導致主要生產資源的控制權和所有權高度分化﹔地緣組織國家形成，政治、宗教的等級制度在行政管理中互為補充﹔復雜的勞動分工，除大量初級農業生產者，存在全職的手工業者、仆役、士兵、官員等。亞當斯的觀點指導了其此后在兩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也成為長期引領兩河流域國家及文明化進程研究的基本觀點。在《烏魯克農村》（1972年）一書中，亞當斯按照遺址面積將烏魯克時期遺址分為鄉、鎮、城、都市四個等級，提出兩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經歷了人口增多和人口集中兩個發展階段，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血緣村落解體，地緣城鎮建立。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戰爭的爆發使兩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心從南部轉移到了北部，尤其是21世紀以來，經過20多年材料的積累，兩河流域北部文明化進程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喀布爾河上游布拉克遺址周邊的調查，學者們結合遙感技術重建了該地區長時段的聚落演變過程。結果顯示該地區在公元前五千紀末到四千紀初就開始了城市化，早於兩河流域南部，其城市化路線與南部也不同，在沒有灌溉農業的基礎上，由分散的聚落向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經濟中心匯集。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已形成面積達130萬平方米的都市。二是底格裡斯河上游的高拉遺址和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阿斯蘭丘沒有經過城市化，依然形成了類似國家的高度復雜的集權中心。

面對兩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國家形成道路的多樣性，羅馬第一大學、阿斯蘭丘的領隊弗倫基潘教授於2018年提出兩河流域國家出現的四個標志：國家機構創造財富﹔出現官僚階層（統治者將權力賦予官僚階層，以其名義管理社會，形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權力及其運行方式高度制度化﹔權力世俗化，王權高於神權，或王權已從神權中分離。她對國家權力及其運行方式的強調，受到其主持發掘和研究的阿斯蘭丘材料的影響。該遺址位於土耳其東部、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馬拉蒂亞平原，高30多米，面積約4.5萬平方米。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遺址范圍遍布土丘，除平民區和貴族居址，出現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廟。神廟的中殿面積約130平方米，內有大量成批生產的陶碗，側廳也堆放大量陶碗和印紋塊，推測在神廟內進行日常的食物和勞動力再分配。到公元前四千紀下半葉，遺址規模達到頂峰。神廟被廢棄，出現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內有小型神廟、儲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場所和貴族居室等，不見平民區。堆積中發現5000多件印紋塊，絕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號坑中，成為記錄該遺址食物儲藏和消費情況的珍貴“檔案”。與印紋塊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綿羊骨骼等。儲藏室A340中發現175件印紋塊，均遺落在開封的容器邊，上面有30種圖案，說明該房間內曾進行程序復雜的大規模食物分配活動。儲藏室的門鎖被印紋塊封印，表明儲藏制度之嚴密。III號房間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紅銅短劍、長矛頭等，房間入口有銅制門插銷，表現出統治者對軍事權力的集中掌控。以上均說明該遺址存在復雜的官僚體系和強有力的集權經濟和政治。但或因未經城市化的積累，其政體極不穩定，達到高峰后很快走向崩潰。

縱觀兩河流域考古發掘、研究歷程，不難看出，隨著新發現的考古材料不斷增加，尤其是將南北部差異納入視野，考古學家們勾勒出該地區文明起源不同的發展路徑，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進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也啟示我們，世界各地文明初興時，面貌千差萬別，很難用統一的“要素”認定或排除，而是應該立足各自考古發掘和相關材料，探索描繪其起源、形成、發展的不同歷程與獨特圖景。

（作者：馬歡歡，系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