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的熱點

唐詩自誕生以來，一直受到歷代讀者的喜愛，唐詩研究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至今，以唐詩研究為主題的論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相關碩博論文有2900余篇，鄰近學科涉及唐詩的論文約8000篇，合計超過20000篇。另據尚永亮《近20年唐詩研究述論》統計，1978-2018年唐詩研究的成果多達34930項。當然，唐詩研究的繁榮，不僅體現在成果數量的幾何式增長上，更體現在質量的明顯提高上。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有如下突出特點：

鑒賞熱。新時期之初，百廢待興，廣大讀者熱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詩藝術奧秘的著作。由此，引領唐詩鑒賞風氣的作品應運而生，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劉逸生《唐詩小札》、沈祖棻《唐人七絕詩淺釋》，而尤以后者影響為大。沈祖棻是現代著名詞人，其《涉江詞》《涉江詩》在抗戰時名震一時，同時她又是著名學者，以詩人之心解析詩詞，別有會心。《唐人七絕詩淺釋》從作品本身出發進行分析鑒賞，其方法是先精講一首七絕，然后列舉若干首題材、風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加以比較，往往有舉一反三之效。此書與其《宋詞賞析》，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流行的詩詞鑒賞類圖書。而真正的唐詩鑒賞熱，還是在《唐詩鑒賞辭典》出版之后。《唐詩鑒賞辭典》作者達百余人，均為從事唐詩研究、教學的學者，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和學術眼光。該書發行數百萬冊，推動唐詩名篇走進千家萬戶，深入人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詩鑒賞集》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前者選材較廣，后者賞析較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閱讀與欣賞”節目，經常播出唐詩鑒賞節目，且將文字稿匯編成書出版。此外，唐詩選本的出版也盛極一時。清人孫洙所編《唐詩三百首》一版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唐詩選》及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韓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杜牧諸人的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選集”。這些都為廣大讀者欣賞、閱讀唐詩，提供了優質的文本。周嘯天主編的《唐詩鑒賞辭典補編》則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鑒賞熱。近年來興起的電視講壇節目及詩詞大會等，因其雅俗共賞、老少皆宜，也對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劉學鍇的《唐詩選注評鑒》則是近年出版的唐詩鑒賞佳作。該書分“選”“注”“評”“鑒”四部分，共鑒賞唐詩近700首，選目與《唐詩鑒賞辭典》有較大不同。鑒賞方面，既博採眾長又獨具慧眼，對李白、王維、李賀、李商隱詩的解析、鑒賞尤其深刻。數十年來，唐詩鑒賞的熱度不減，在促進唐詩普及的同時，也提升了民眾的文學修養。

大詩人研究熱。唐代大詩人研究，近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楊炯、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說、張九齡、孟浩然、高適、岑參、劉長卿、韋應物、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孟郊、賈島、貫休、皮日休、陸龜蒙、韓偓等，均有首創性的注釋本。而李白、王維、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等，則有吸收舊注之長、后出轉精的新注本問世，且呈現出綜合研究的趨勢。如白居易研究，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首次對白居易集作了箋釋與校勘，用力甚勤，收獲亦多。其《白居易年譜》與《箋校》相輔相成。此后，謝思煒出版了《白居易詩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謝注的一大特色是採錄了日本金澤文庫等數種白居易集，擴大了校勘的范圍，豐富、充實了白居易詩文注釋的內容。青年學者陳才智整理出版的《白居易資料新編》，共匯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則評論資料，參考書籍3500余種，其字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的20倍左右。經過老中青三代學者不懈努力，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備，也大大突破了過去隻重其諷喻詩、隻討論其人民性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進展。再如李白詩集，宋人楊齊賢、元人蕭士赟、清人王琦先后為其作注。當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其《李白詩文系年》《李白詩論叢》雖出版於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產生影響是在80年代之后。這兩本書是當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他在此基礎上主編完成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則是一部集李白詩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吸收了《李白詩文系年》的成果精髓。安旗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郁賢皓的《李白叢考》《李太白全集校注》亦多創獲。周勛初的《李白評傳》《詩仙李白之謎》，內容十分精彩。裴斐等人主編的《李白資料匯編》，為李白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劉學鍇、余恕誠畢生從事李商隱研究，他們的《李商隱詩歌集解》集古今李商隱詩歌注解之大成，《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資料匯編》則為新創，另著有《李商隱詩歌研究》《李商隱傳論》《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等。有學者認為，劉、余二位的李商隱研究，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格局，使得李商隱由原來文學史的一節，變成了現在的一章。

文化學研究熱。超出單一的文學研究，從文化學的角度討論唐詩，也是唐詩研究的熱點之一。陳寅恪創“以詩証史”之法，並在其《元白詩箋証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著重探索隱藏於文學背后的歷史底蘊，對學界深有啟發。袁行霈、丁放《盛唐詩壇研究》討論了盛唐政治與詩壇的關系，如論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與迷信道教方術對詩壇帶來的影響﹔玉真公主對詩人的提攜於詩歌發展的積極作用﹔盛唐賢相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對盛唐詩歌的正面推進作用﹔李林甫、楊氏兄妹專權跋扈對盛唐詩壇的傷害等，均從文史結合的維度作了自己的解讀。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詩史釋証》《古詩考釋》等書，自覺運用陳寅恪的方法，對唐詩研究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精到見解。傅璇琮、陳尚君、胡可先等學者，則由史學入手，探尋唐詩的歷史背景，既從正史、野史筆記出發，更重視敦煌文獻、地下文獻、域外文獻等，使唐詩研究扎根在歷史的沃土中。尚永亮關注詩人貶謫與創作的關系，李浩系統考察地域、士族與詩歌的關系，戴偉華關注唐代使府與文學的關系，也有系列論著問世。孫昌武、陳允吉及李小榮、張勇等，致力於研究佛教與唐詩之關系。如陳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錄》《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論佛寺壁畫與唐詩之關系，論王維、韓愈、李賀詩歌與佛教之因緣﹔而對於道教、儒學與唐詩之關系的考察，孫昌武的《道教與唐代文學》、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與唐代文學》、劉順的《中唐文儒的思想與文學》，都是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開創的、以《唐聲詩》為代表的唐詩與音樂研究，為其弟子們傳承並發揚光大﹔袁行霈、陶文鵬關注繪畫藝術與唐詩之交集，《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唐宋詩美學與藝術論》中均有精彩論述。將唐詩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對唐詩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有益處。

新方法熱。“老三論”“新三論”、符號美學、新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新方法、新理論，對唐詩研究也有較大影響。這對於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有一定積極意義。如董乃斌的《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陳伯海的《意象藝術與唐詩》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詩﹔葉嘉瑩用新批評派的“文本細讀法”研討杜詩﹔傅道彬的《晚唐鐘聲》借鑒原型批評方法。但新理論的運用，一定要與中國傳統理論及唐詩創作實踐相結合，否則就會成為兩張皮，這是要深以為戒的。近年來，用接受美學理論研究唐詩，也出現了較多成果，如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從理念與方法、經典作品闡釋史、創作影響史等方面，對接受美學理論的中國化，作了有益探討，並對《黃鶴樓》等唐詩名篇的接受史進行個案研究。以唐代大詩人接受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或博士論文，數量亦較為可觀。而域外漢籍的唐詩輯佚及其研究，近年來也頗為活躍。如東亞各國，自古以來就與中國交往密切，大量漢籍早已傳入這些國家，有些是中土已失傳的文獻，有些則與中土版本不同，足資比較與參考。這些國家的詩人、學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詩的成果，有的也有較高水平，至少有文獻價值。歐美諸國則因種種原因，保存了不少我國大陸稀見的唐詩資料，充分利用這些材料，也有助於唐詩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總之，新時期以來的唐詩研究對“文學本位”的認識尚待加強，藝術研究亦嫌薄弱。我們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指導下，充分運用我國古典詩學理論，適當借鑒西方理論中的合理部分，推陳出新，使唐詩研究邁向新的高峰。

（作者：丁放，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唐詩學研究”首席專家、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