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凝固的記憶”中透視歷史

羅馬斗獸場 資料圖片

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資料圖片

巴黎埃菲爾鐵塔 資料圖片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標志性建筑猶如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世界各地。它們不僅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更是代表各國文化的符號和象征，被稱作“凝固的記憶”。隨著西方新史學的發展，標志性建筑越來越受到歷史學家的關注，從其內涵與演變到功能與意義都得到了進一步闡釋。那麼，標志性建筑是如何形成的？對史學研究有何意義？它與文化記憶、民族認同和國家建構之間存在何種聯系？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標志性建筑對各國以及世界又有何現實意義？圍繞這些問題，我們邀請了幾位青年學者，結合自己研究的對象國，分享各自的看法。

與談人

呂昭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胡莉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信美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李威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1.標志性建筑的形成和演進

主持人：請各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分別介紹英國、法國、意大利有哪些標志性建筑，並舉例說明某一個代表性建筑的形成和演進史。

胡 莉：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標志性建筑，其“標志性”不隻表現在建筑風格與美學意義層面，還包括內在傳遞出來的特殊信息。英國有不少標志性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宮、倫敦塔、特拉法加廣場、聖保羅大教堂、帝國戰爭博物館（群）等。其中，帝國戰爭博物館（群）因近年來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活動而格外顯眼。1917年3月5日，英內閣批准建立一座國家戰爭博物館，1918年改稱“帝國戰爭博物館”。起初，該博物館無固定館址。1920年成為國家機構后，擇水晶宮為固定館址，宗旨是紀念為戰爭作出犧牲的人們，而非慶祝勝利。該博物館於1924年搬到南肯辛頓，1936年搬到現址蘭貝斯路。二戰爆發后，該博物館開始記錄新的大戰，館體則遭到空襲毀壞，戰后予以重建。英帝國解體后，該館大規模擴建。目前已包括五座，三座在倫敦（包括老館），一座在劍橋，一座在曼徹斯特。其中，2002年開放的曼徹斯特北館，因精心選址以及建筑的象征性設計（地球在戰爭沖突中碎裂成為一座博物館），成為英國的新標識，並具有國際知名度。

呂 昭：法國的標志性建筑數量眾多，大致可以區分出兩類。第一類具有鮮明的國家性象征意義，甚至被作為法國國家形象的標志，比如巴黎聖母院、凱旋門、埃菲爾鐵塔等﹔第二類更多地被作為地方性的象征，例如阿維尼翁的教皇宮、阿爾比的大教堂等。不過，國家性和地方性的象征意義並不相互排斥，有些建筑既具有國家性也具有地方性。它們之所以成為標志性建筑，除了與國家、地方政府、行業團體以及其他社會群體對建筑本身的保護密切相關，還與建筑曾承擔的歷史職能和承載的歷史意義有著密切關系。

以蘭斯大教堂為例，其所具有的標志性含義與法國歷史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在公元500年左右蘭斯主教雷米為法蘭克人國王克洛維施洗及之后的很長時間裡，它並未享有特別的聲譽。直到11世紀，卡佩王朝將統治合法性追溯到克洛維受洗和加洛林王朝虔誠者路易在蘭斯大教堂的加冕，法國國王必須要在蘭斯大教堂由蘭斯大主教加冕並施行涂油禮才成為傳統。從1027年到1825年，除亨利四世與路易十八外，所有的法國國王都在蘭斯大教堂加冕並涂聖油。8個世紀的政治傳統把蘭斯大教堂塑造成了法國歷史的起點和王權神聖性的標志。一戰期間，蘭斯大教堂遭到德軍猛烈轟炸，整個建筑的60%被破壞，激發了法國保衛民族歷史的斗志。1945年，納粹德軍在蘭斯簽署無條件投降書﹔1962年，戴高樂在蘭斯接見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強調法德和解的共識，蘭斯這座城市及其大教堂又被賦予了歐洲和平的意義。

信美利：意大利的標志性建筑數量龐大，從縱向歷史時期來看，大致可分為古羅馬、中世紀和文藝復興、近現代、當代等幾類﹔從橫向地域分布來看，每個城市的標志性建筑都可以自成一派，具有較高的辨識度。比如，羅馬斗獸場、萬神廟，佛羅倫薩舊宮、烏菲齊宮，比薩斜塔等。

以羅馬萬神廟為例，最初為紀念奧古斯都打敗安東尼和克婁帕特拉而建，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毀，128年得以重建。在整個古羅馬時代，其大小神龕中供奉羅馬諸神，而逝去的羅馬皇帝更被作為萬神之首供奉於此。中世紀時被改作基督教堂，文藝復興時成為著名藝術家和建筑師公墓。1878年，意大利統一后第一任國王、“祖國之父”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去世，選擇在萬神廟舉行盛大葬禮並安葬於此，引發人們對古羅馬帝國以及文藝復興光輝歷史的追憶，更是將領導統一的國王與古代英雄偉人並列。新的民族國家在精神層面被賦予神聖意義，而萬神廟作為羅馬地標的同時也成為祖國的象征。

2.學者們如何研究標志性建筑

主持人：上述建筑尤其是標志性建筑何時進入史學家的研究視野，對史學研究具有哪些意義呢？

胡 莉：在英國，建筑史學家起初主要關注標志性建筑在結構、風格、審美等方面的“標志性”。19世紀末，他們開始關注“建筑科學的哲學史”，試圖尋找建筑設計的藝術原則與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紀上半葉，受到戰爭的影響，英國一些具有紀念意義的歷史建筑被摧毀，激發了建筑史學家大量撰寫建筑歷史並強調其人文意義的積極性。這股潮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進入90年代，標志性建筑進一步得到史學家的關注，研究重點出現明顯變化，主題集中在紀念、記憶、認同、空間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學科屬性，相關成果在近20年不斷增長。其中，帝國戰爭博物館是重點研究對象之一，研究者不僅探究其成立與不斷擴建的緣由，而且還探究其所呈現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的關系，以及建筑本身的象征意義與歷史、記憶的關系。對標志性建筑的研究，是記憶理論與史學的文化轉向共同作用的結果，拓展了史學研究領域，促使史學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學的、藝術的、過度解構的乃至失真的特點而對史學的求真根本帶來重大挑戰。

呂 昭：廣義地說，建筑一直存在於史學研究中。有關歷史事件的討論都不免要說明事件發生的地點，因此，建筑經常作為事件發生的空間背景出現在史學研究中。此外，在有關政治、經濟和宗教體系的研究中，權力機構所在的建筑經常被用來指代權力機構本身，例如凡爾賽宮是舊制度時期絕對王權的標志。狹義地說，從事建筑史、藝術史研究的學者一直將建筑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建造技術、藝術風格等。

20世紀下半葉，歷史人類學興起，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歷史學家開始研究空間與權力的關系，建筑作為空間的構成要素拓展了傳統史學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態的研究維度。例如，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從中世紀城市的標志建筑鐘樓看到了城市從教會時間向商人時間的歷史轉變，進而解讀出了商人群體對城市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主導。到20世紀80年代，對標志性建筑象征意義的探討構成了史學研究“記憶轉向”的重要部分。標志性建筑作為記憶載體對法國民族身份構建的作用，在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中得到了充分論述，豐富了史學界對記憶載體多樣性的認識，體現了記憶史研究對象的多元性特點。

主持人：近年來記憶研究方興未艾，從法國史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到皮埃爾·諾拉，再到德國學者揚·阿斯曼，他們的理論都將建筑視作記憶的重要載體或場所。如何理解標志性建筑與文化記憶的關系呢？

胡 莉：的確，記憶研究已經在許多人文學科中興起，有關術語甚至擴散到學術之外的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盡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體記憶”理論，諾拉強調個體與集體的記憶，揚·阿斯曼凸顯的是“文化記憶”理論，但他們都指出，某些歷史已經成為記憶，記憶本身多變、易逝，其隻有附著在一些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續。

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筑，其與紀念碑、墓地、慶典、神話、文本等一樣凝結著某種意義，能夠觸發人們的記憶。就標志性建筑與文化記憶的具體關系，揚·阿斯曼並未專門論述。事實上，文化記憶多以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為對象，因此標志性建筑很容易成為文化記憶的媒介，通過發揮坐標功用，幫助文化記憶塑造集體身份認同。可以說，標志性建筑與文化記憶具有天然親近甚至合一的關系。

呂 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概念，將“記憶”從生理性范疇帶入到了社會性范疇。諾拉則將“集體記憶”引入歷史學，通過“記憶之場”的研究提出了“歷史記憶”對民族身份構建的影響。阿斯曼在“集體記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文化記憶”，突出對記憶意義的傳承和以此為基礎的身份認同。

標志性建筑與文化記憶都是歷史與當下交織的產物，標志性建筑既是文化記憶的載體也是文化記憶的內容。一方面，標志性建筑保存了記憶的物質片段，是文化記憶的具體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標志性建筑可以反映建造時代的歷史特征，及其在國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信美利：通過文化記憶，人們得以確立自我形象，建立並培養共同的身份和歸屬感。這樣的文化記憶需借助多種媒介，標志性建筑便是其中一種。有些標志性建筑作為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將有關過去的記憶儲藏下來，在特定時候，記憶會被激發出來並被賦予新的社會和歷史意義。比如一直作為羅馬帝國標志的斗獸場，曾兩次遭強震損壞﹔中世紀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陸續被教皇和貴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紀中葉，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難“聖地”而被賦予宗教神聖色彩。進入21世紀，教皇可以在此豎立十字架舉行復活節彌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設置巨幅國旗、舉行國慶紀念儀式來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就此而言，標志性建筑不僅連通過去與當下，還有可能同時具有多重文化記憶屬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爾·諾拉指出，這些文化記憶最終將指向國家與民族的“記憶場所”，這一過程也正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所說的構建“想象的共同體”。這些國家是如何通過標志性建筑來塑造本民族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呢？

呂 昭：首先，為標志性建筑增添強調民族身份和認同的元素。現在的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原本是貴族府邸，從19世紀開始成為法國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隨著高盧雄雞這一形象逐漸成為法蘭西民族的象征，第三共和國在愛麗舍宮朝向加布裡埃爾大道的大門上豎立了一座金色的公雞雕像，至今仍是人們最為熟悉的法國標志之一。其次，保護和修復標志性建筑，使其具有的身份和文化意義得以延續。19世紀，法國著名建筑師歐仁·維奧萊-勒-迪克主持修復了一大批歷史建筑，包括巴黎聖母院等許多在法蘭西民族身份中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意義的建筑。最后，在標志性建筑中舉行紀念儀式，通過儀式向民眾傳播民族情感，深化國家認同。例如，每年11月11日，法國總統都會在凱旋門下舉行紀念一戰結束的儀式，為一戰無名戰士墓敬獻花籃，紀念為保衛法國犧牲的軍人。

信美利：意大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塑造源於19世紀初開始的復興運動，起初一批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通過詩歌、劇作、小說等形式，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1870年實現領土統一，隨后展開長達數十年的“塑造意大利人”的工程。在此過程中，標志性建筑以及在這些建筑中舉行節日慶典成為塑造意大利國民認同的重要手段。比如，1885年至1911年，在卡皮托爾山興建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堂，使其成為展現意大利精神的“祖國聖壇”。意大利國慶、統一紀念日等盛大活動，選擇在斗獸場或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堂前舉行。標志性建筑如同意大利國旗和其他重要象征物一樣，被反復烙印在意大利人的集體記憶中。

3.標志性建筑的現實意義

主持人：一個國家的標志性建筑將過去與現在甚至是未來相聯系，承載著文化記憶，構建了民族認同。在經濟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愈發重視對建筑等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在今人看來，這些標志性建筑還具有哪些現實意義呢？

胡 莉：首先，英國通過構建歷史文化遺產話語體系、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行動以及打造新標志性建筑，起到塑造自身形象與增強國家軟實力的作用。其次，隨著保護權下放到地方，標志性建筑越來越具有地方與國家雙重屬性，起到連接個人、地方與國家的作用。再次，公眾通過監督管理、志願服務、學習參觀等方式，參與包括標志性建筑在內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升了自身科學文化素養。最后，依托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創造了就業崗位，推動了地方和國家經濟發展。

信美利：在人員、資本、物資等加速流通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重視包括標志性建筑在內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意大利對建筑遺產的保護，總體上堅持“史實性留存、真實性保護”原則，盡可能保留其中所擁有的全部歷史信息，對原有古建筑進行最小干預。比如對羅馬斗獸場的保護性修復，僅對較危險的結構進行審慎修補，採用與建筑外觀形成明顯對比的紅磚材料，使人們能清晰識別古代部分與現代部分。通過保護這些建筑遺產，旨在提高全民族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質，在全社會營造一種熱愛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風氣﹔樹立國家形象，參與國際文化競爭﹔促進意大利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

呂 昭：除了上述標志性建筑對本國民眾記憶塑造的作用外，我們還要看到，標志性建筑具有對外傳播本國文化與記憶的功能。現在許多人可以走出國門參觀、游覽其他國家的標志性建筑，了解它們代表的歷史與民族文化。例如，法國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凱旋門每年都吸引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發展，標志性建筑也成為不同文化交匯的場域，推動具有不同文化記憶和民族身份的人們相互了解。

雖然各個國家都致力於通過標志性建筑塑造出獨特的文化記憶和民族身份，但是，標志性建筑所承載文化意義還包含著可以被全人類共享的精神價值。從建筑本身來看，它們體現了人類不同群體、不同歷史階段的智慧、技術和審美觀念，是人類文化史的重要遺產，也是現代建筑、藝術創新的靈感來源之一。從建筑被賦予的意義來看，二戰以來許多國家都通過標志性建筑表達了對世界和平的珍視與紀念。例如，原本為彰顯法國軍事勝利與榮耀而修建的凱旋門就被賦予了和平的意涵。

專家點評：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樂啟良：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標志性建筑，如中國的長城、法國的埃菲爾鐵塔、希臘的雅典神廟、意大利的羅馬斗獸場、埃及的金字塔等。本國人引以為豪，將它們視為民族的符號﹔外國人看見它們，會自然地聯想到其所屬的國家。然而，這些建筑成為各自國家的象征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長期發酵的產物。具體而言，撇開其獨特的構造與恢宏的氣派，它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各自民族的象征，不外乎具備三個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權力博弈的對象。政權的更迭通常會伴隨著對標志性建筑的利用，執政者將之視為自己的權力符號。其次是國家歷史的見証。在標志性建筑舉辦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見証國家的興衰榮辱和人民的喜怒哀樂。最后是公民教育的空間。除了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象征意涵外，多數標志性建筑還在當下繼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被改造成博物館，陳列歷史文物，展覽國家寶藏，分享世界瑰寶，舉辦展覽、研討會、音樂會，接待外國政要與游客。是故，它們成了各個國家進行歷史教育、藝術教育、公民教育和國際主義教育不可多得的場所。

可見，這些標志性建筑成為連通過去、當下與未來的國家遺產，變成了皮埃爾·諾拉筆下的“記憶之場”。它們不僅僅屬於各自的民族，也屬於世界。自從哥倫布開辟新航路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政治交往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也更為深入。於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拘泥於本民族的一孔之見，以包容、理解和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其他民族及其創造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思想觀念以及建筑藝術等。也正因為如此，全世界的人都為阿富汗巴米揚大佛的炸毀而痛心疾首，為巴黎聖母院鐘樓的火災而扼腕嘆息。

三位青年學者詳細闡述了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一些標志性建筑所承載的歷史內涵及其發揮的現實功用，並深刻揭示了這些國家在如何利用標志性建筑構建自身民族認同的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共性與差別。他們的精彩分析也表明，運用比較的方法，採納跨學科的方法，將各國標志性建筑置於民族國家建構的視野下考察，是一個有待深入發掘且能結出豐碩成果的重要課題。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教授劉耀春：三位青年學者圍繞標志性建筑進行的對談，反映了當今史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史學研究的多樣性和跨學科特性。這種多樣性首先體現在研究對象的擴展，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於過去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傳統領域，選題更加包羅萬象。其次是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在這方面，我們耳熟能詳的法國年鑒學派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例如年鑒學派史家喬治·杜比從社會史的角度重寫了中世紀的藝術史，完成了《中世紀的藝術》和《大教堂的年代》，他還主編過一套《歐洲藝術史》。可見，社會史的興起，使得史學家能夠強有力地介入原本屬於其他學科的領地，並取得不俗的成績。同樣，史學家可以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建筑史，推動建筑史從傳統的風格史轉向更寬泛的建筑社會史。

要理解標志性建筑，就不能隻局限於考察它們在審美和材質上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發掘它們所蘊含的特定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信息，此類發掘和解讀恰恰是歷史學家的專長。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歷時性考察。

意大利的古羅馬斗獸場、萬神廟和凱旋門是羅馬帝國的象征﹔法國的聖米歇爾修道院和巴黎聖母院是中世紀宗教虔誠的見証。中世紀盛期意大利城市建造的標志性建筑——主教座堂和市政廳——是這一時期自治城市的政治自信、財富和審美品位的象征。

在近代早期（16—18世紀）的歐洲大陸出現了中央集權和官僚制的絕對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裡，權力日漸膨脹的國王修建了宣示絕對王權的標志性建筑：王宮。此類建筑最著名的莫過於西班牙的埃斯科裡亞爾宮和法國路易十四時期修建的凡爾賽宮，后者成為歐洲各國君王們嫉妒和效仿的對象。

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期，各個國家展開修建標志性建筑的競賽，背后的主要動機是帝國主義的野心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英國人修建的哥特式的議會大廈，向世人宣示了英國人對大英帝國議會制度的驕傲﹔法國人借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機會修建了埃菲爾鐵塔，它成為法國人在工業革命時代技術力量的象征﹔完成政治統一之后的意大利在羅馬的卡皮托爾山上修建了“祖國聖壇”，它昭示了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和企圖重現古羅馬帝國榮光的野心。

由此可見，不同時期的標志性建筑就是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風向標。史學家陳寅恪曾說過，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套用其話語，可以說，研究一座標志性建筑就是研究其所在地的整體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綜合史。

（本版編輯周曉菲整理）